89岁的二哥杨章富去世了，人到情到，于是回了趟老家。县城到老家，45公里，一小时车程。可是，整整一年，我也才到过三次老家。
　　 2009年，相继把父母接出农村，老屋就闲置下来。没了炊烟袅袅、人员来往、畜禽出没的烟火气，老房子迅速垮篱烂壁。“你们的房子还是拆了好，万一有人路过时垮塌，砸着人还得赔偿，划不着。”组长几次三番好意提醒，父亲终于下定了决心，“拆吧拆吧，就算卖，那点钱在城里还买不到一个厕所。”我们忍痛割爱，把父母节衣缩食、辛苦经营的老屋夷为平地。
　　 曾经带给我多少欢乐和谐的老屋啊。
　　 奶奶端着针线簸箩给我缝补刺巴划破的衣裳，爸爸靠在床上，凑近煤油灯读书看报，母亲农活累了，躺在板凳上小憩——牵懒板凳，姐姐伏在堂哥背上，跨过堂屋门，哭哭啼啼出嫁，哥哥结婚时，提起毛笔，在简陋的婚房墙壁上题写“燕子飞来筑巢时”……还有，那头因为哥哥读师范而卖掉的老牛，每次回家都主动迎我的狗儿“来宝”，蜷在灶台“猫儿洞”里酣睡的猫咪……还有，屋背后堰沟坎子上的毛桃树，后阳沟的甜竹笋，围着房子四周墨绿而茂盛的柑橘树……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老屋原址杂草丛生，断壁残垣，以前露头就扯的臭牡丹、鸡屎藤、接骨丹密密匝匝地生长着，显示出一派劣币驱逐良币的嚣张。在这令人心疼的荒凉中，我惊喜地发现一抹红色。那是生长在场坝边上的一株柑橘树，也是我家原来众多柑橘树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它老态龙钟，旁逸斜出，枝蔓杂乱无章，然而，它周身挂满了果实。冬已隆，北风紧，树巅上那个最大的柑橘打了一个寒颤，周身皱起了鸡皮疙瘩。这个时节，若是小时候，这株道旁的柑橘，早被顺手牵羊，一个不剩了。看着这满树的柑橘，我的思绪啊，被牵回到那个柑橘兴盛的年代。
　　 “外婆40个，二舅30个，四舅30个，五舅40个，六舅40个，幺舅40个。”柑橘成熟的农历十月小阳春，母亲都要到后家走人户。家园所出，拿得出手的就是人无我有的柑橘。这些精挑细选的果实，经过石板路、血厂坡、倒冲槽、土地坳、四合头，跋涉几十里山路，送到亲人们手里，也算是礼轻情意重了。外婆毕恭毕敬地把最大的柑橘作为供果敬献给她终生信仰的神佛。二舅一边吃，一边给我们讲解柑橘的文化史。“柑橘历史悠久，有很多文学作品记述过它，比如宋玉的《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刘伯温的《卖柑者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冰心的《小桔灯》……”二舅剥着皮，吃着橘，努着嘴，“柑橘对水分、气温、日照、土壤的要求很高，古话就说嘛，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老家的柑橘，叫做红泡柑，是一种灌木作物，树形不高不矮，周身长满椭圆形的叶片，春上开花，入夏结果，初冬成熟，我们称为柑子。红泡柑果实呈圆形，成熟时鲜红，剥开之后，一瓣一瓣挨挨挤挤，是制作橘红的必需品。果实甜中微酸，解渴、开胃，如果吃多了，也会上火。它的皮可入药，叫做陈皮。
　　 老家种橘的历史，起于祖，兴于父。祖父是个木材商人，经常出入宜宾泸州昭通等地，上世纪初，在老家人看来，是个走南闯北了不得的人物。某一年，他在南溪吃到红泡柑，惊为仙果，屡吃不厌。于是缘木求鱼，死缠烂打，高价购买了一批橘苗，精心种植于房前屋后的园地里。1946年，祖父病逝。1950年，老家解放，因为成份，家里的金银、房子、粮食、布匹统统没收，但园地得以幸存，园地里的柑橘树也还是我们家所有。
　　 1981年，土地包产到户后，乡亲们逐步吃饱了肚皮，对于食物多样性的追求得到提高，于是，纷纷到我家讨要树苗。爱好学习的父亲从书本上学会了嫁接技术，老家的红泡柑种植普及了起来。鼎盛时期，我家共有100余株橘树，每到成熟期，那是千果万果压枝低呀，总产量有好几千斤。
　　 在普遍贫穷的少年时代，柑橘是我最常见的水果。七八月间，柑子刚起酱色，我就迫不及待地上树采摘。每天上学，我的书包里都鼓鼓囊囊地塞着十来个，我会根据同学们和我的亲疏远近，或多或少地分而食之。我是个没有经营头脑的人，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生意，还是在小学时代，我用一个柑橘换了马义文五颗核桃，浦二哥直夸我这笔买卖做得值。或许，就是那一次生意用光了我一生的智慧，几十年了，我只会花钱，不会挣钱，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常常因囊中羞涩而苦恼。
　　 柑橘成熟的季节，尤其是树顶上最大最红的头泡柑，常常吸引着那些调皮孩子的眼光。他们会提前踩点，要避开几棵柑子刺，踩几股枝桠，才能安全地摘到那个心仪的柑子。父亲恨透了那种背地里摘柑子的行为，常常狠狠地说：“让我逮到了，脚杆给他打断！”母亲立即反驳：“哼，说那小家子话。吃的东西，他吃我吃都是吃，一下喉咙三寸屎，人家娃娃都是甘贵货，伤了怕得了。”因了父亲的戒心，调皮蛋们的非法采摘行为总有不能得逞的时候。他们就把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报复于我。那时，我的一个远房表妹和我家比邻而居，她母亲和哥哥都是智障，家庭非常贫困，却从没背地里摘过我家柑橘。为了气气那些暗偷明要的家伙，我就把树梢上最大最红的头泡柑摘给她。于是，小对头们众口一词，说小表妹是我老婆，说我摘红泡柑讨她欢喜呢，而一些刻薄的大人们也信口雌黄，说那最大的柑橘是吃不得的，是禁果，而我和小表妹居然吃了。
　　 几千斤柑子，再怎么吃也是吃不完的。老家的柑子发展起来后，还是有一定的规模。农历十月底，就有商贩前来收购，尽管价格只有两三角，总算可以卖个三两百块钱，能够补贴家庭的柴米油盐。而那种最大最红的头泡柑，一般是不会卖的。我们从山上割来巴茅草，薄薄地铺在竹子面的楼板上，把柑子整齐均匀地放上去，两三个月都不会腐烂。春节里，有客人来，母亲就会拿着升子，从楼上捡下来，和糖食果品一起，供客人享用。
　　 沙坝子的红泡柑逐渐有了名气，家里有没有柑子也成为找对象的一个必要条件。我端阳哥兄弟姊妹多，家里条件不好，找对象一直东不成西不就。1986年，父亲给外婆送柑子的途中，在土地坳休息，偶遇我母亲同宗的妹妹，我们叫二姨。一看见那鲜红的柑子，二姨口水都流出来了，她大快朵颐地连吃了三个，父亲就打起了她的主意。“二姨，你既然喜欢吃柑子，我给你做个媒嘛，那家人柑子多得很。”二姨立即兴奋起来，“真的吗？那就太好了。”“好是好呢，就是对方是我侄儿，你要矮一辈。”父亲担心地说。“不关事，不关事，新时代了，不讲那么多，我们各喊各，三叔。”二姨爽朗地笑起来，端阳哥婚姻的老大难竟因为几个柑子，三言两语得到解决，后来二姨变成了嫂子，一家门上几门亲，为了理清关系，我给她一个特殊的称呼——二姨嫂。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向往，远远不是几个红泡柑所能满足的了。二姨嫂在生下两儿一女之后，还是远走他乡。端阳哥守着一坡茂盛的柑橘林，望眼欲穿地盼着妻子回家吃最大最甜的头泡柑。
　　 曾经是众人追捧一果难求的红泡柑，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让我唏嘘。遭遇红泡柑境遇的，在农村，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