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生活，你数过由下而上进入到家门的楼梯吗？
　　 坦诚的说，我没有数过。
　　 楼梯是很寻常的石级。但是，它们时时匍匐于地上和楼层之间，供你日夜踩踏，承载着你脚板的沉重，将你引入温馨的家门，实在是应该感恩它无私之付出的。
　　 想到此，我才开始关注我家的楼梯，并郑重其事的，去数一数那些陪伴我10多年生活的石级。
　　 我家住的小院仅是一栋楼。这栋楼住着18户人家。没有物业管理，是临街的单家独户。2006年起，我就生活在这里了。
　　 这栋楼，有两道楼梯。中间的楼梯，直上顶层8楼。东边的楼梯，只能上到三楼。我家住在东二楼。
　　 上我家的楼梯分三层。由地而起向北，走5级上一个小平台。右转向东走5级，是一个平台。再由此向北，走13级，就到家门口了。
　　 这最后、最长的一道楼梯，很陡，中间一段安装有扶手。
　　 经年累月的踩踏，石级也有些许残损了。平时，没有什么人去打理。夫人倒是常常清扫。时隔不久，她就用水洗刷一次，我偶尔也帮助她提提水，协助一下清洗工作。
　　 检省起来，我为它付出确实也太少了。
　　 人生不容易。为我们的生活有所担当，陪伴过，或者曾经陪伴过我们且为我们做出过无私付出的人、事、物，都是不容易的。他们承载了岁月的煎熬，与我们朝夕相处，经风历雨，共度时艰，却毫无怨言。
　　 回想起来，为我们做出奉献、付出最多的，除了回家路上这道供我们日夜踩踏的楼梯之外，便是父母，是师长，是朋友，是同事，还有在关键节点上擦肩而过又伸出援手的陌生人。到如今，我们都很少想到他们，更少有给他们什么利益的回报了。
　　 我们实在该当回过头来，数一数他们的恩情，数一数人生之路上这些为我们无私奉献的那一级一级的“楼梯”“石级”啊。
　　 父母是人生“楼梯”中最底层的“石级”。他们含辛茹苦，为我们付出最多，最大，最坚定，也最长久。
　　 两岁开始，我家就是八个人了。大姐和二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我。妹妹是后来才有的。阿玛（奶奶）岁数已大，体力不支，做不了重体力劳动，只能是看看牛。全家只靠父母的劳动来担当起养活我们的责任。
　　 春种秋收，张衣备食，扶老携幼，都是靠父母那两双手。他们的承重何其大?
　　 幼时，大人没有更多的时间看管我，常常把我搁在床上睡。没人抱的我就只管哭，在床上手舞足蹈的乱蹦，直把两个脚后跟也磨出了血。
　　 母亲在的时候，一再指着我的脚板，心疼的说，“你看！左右脚跟磨塌了的一侧，就是那时烙下的印记。”
　　 她说，没有办法，我们要参加集体劳动，回家要顾及整个家，吃喝拉撒睡、衣帽浆洗收，都需要管，多数时候就让你睡了。有时候到了田旁地头，就铺上一块垫子给你睡，一睡，就睡到收工才把你抱回家。
　　 稍大一点，就是阿玛背着我去看牛。直到我自己能走路，阿玛的背，就是承载我幼时至少年时期的坚实的“楼梯”了。
　　 跨过幼年，就是少年。这时，我要上学了。
　　 上学的年代，是国家经济危急之时。姐姐、哥哥和我又是适学的阶段。但是，国家困难，有共同的担当。我们家的困难，只能由父母来承担。四个人一起伸手要学费、书费，常常将父母纠缠得焦头烂额。
　　 读四年级的时候，那年，母亲怎么都没有办法给我筹学费。
　　 已经开学两个星期了，我的学费也还没有着落。下个礼拜我准备不去学校了。
　　 这时，班主任宋德怀老师跟我说，你先来读书吧。
　　 过了几天，老师找到我，说，你的学费，我代你向学校提出减免的申请。学校讨论过了，同意给你减免了。
　　 班主任怜爱我，校长梁美春也关怀我。这是我感觉到的。
　　 那时，我读书的学校距离家里，有八里多路。夏天来了，我们就在学校里睡课桌，或者搬开书桌，在地板上铺一张草席过夜。没有蚊帐，蚊子叮咬，常常切夜难眠。夜里睡不着，第二天还要上课呢。
　　 有一天，校长梁美春跟我说，他要到县城开会了，叫我去他的床上睡。他把一把钥匙交到我的手里，吩咐说，“以后，凡是我回老家，或者外出开会，晚上，你都可以来我的宿舍睡觉。”
　　 是这位说话有点沙哑的梁校长，让我在这所学校的三年学习中，度过了许多安稳的夜晚。
　　 然而，宋老师、梁校长在我还不懂得对他们说一声谢谢的时候，他们却都不在了。这，让我对他们心怀终生的愧疚。
　　 之后，是我考上县里中学的事了。
　　 我就读的中学，是浦北县小江中学。那时，中学招生极少，能考上的没几人。小学一同毕业的，我们班有38人，只有我和一位副班长被录取。
　　 我哥哥是上一年考上，接着是我考上。一家有两人读中学，父母很开心，我们很荣幸。
　　 那时，国家经济还没有彻底好转，我们家当然也很困难。但是，父母为了让我们能读书，拼命的劳动，开荒种木薯，还利用夜间搞竹编，想方设法的给我们筹学费和生活费。
　　 学校伙食费，是一个星期一块二。两个人就是二块四了。
　　 开始第一个学期，还勉强付得起。第二个学期就没有办法负担了。
　　 可是，能考上中学读书的，全大队二三十个村子，也只有六个人，怎么能放弃不读书呢？母亲为我们焦虑。
　　 学校开不了饭，于是，她想到要我们在外搭伙（借助别人家自己做饭)。
　　 大舅舅在县瓷器厂工作，母亲首先想到的，是让我们两兄弟到他家搭伙。
　　 为此，从来没有去过县城的母亲，就去了一趟县城找到大舅舅。
　　 大舅舅住在瓷器厂建在山边的宿舍里，一家四五口人，只有一间小矮屋。瓷器厂距离中学，又足有三里多路。如果中午放学回来再做饭，下午上课就会被耽搁了。于是，只好放弃了这一早先的打算。
　　 后来，母亲又进一步打探，了解到舅母的一位堂姐住在街口，听说可以接纳我们搭伙。
　　 母亲把具体的地点跟我们说了后，我和哥哥就按照她的说法去找。
　　 原来，这个外姨母的家，就安在街口排水沟上的木棚里。上面，是他们临时搭起的小木屋。下面，是街道的排污水常年不断流淌的臭水沟。虽然木棚建在高处，但水下的臭味四处飘散，很是难闻。
　　 为了继续读书，我们确定就在这里搭伙了。同样贫寒之家，外姨母见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开伙的砂锅、碗筷、饭勺，也没有柴，她吩咐我们先用他们的。用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才买回那些自己开伙所需的砂锅、碗筷等用品。
　　 星期天，我和哥哥去十几里路远的博白县境内打回柴火以供自用。为了补足一些生活费用，我们哥俩还利用假日去挑沙、分拣桐油仔，做一些零零星星的短工……
　　 我们在外姨母家搭伙，一直持续到完成整个中学阶段的学业。
　　 是这个远方亲戚，给我们走向社会，提供了一个最后的生活平台。只是后来忙于生计，也没有回访过她。可她的恩情，今天能清晰的记录下来，是我永远铭记在心中的见证。
　　 进入社会之后，我人生之路有险阻，也有顺畅，有风雨，也有阳光。一路曲曲折折，峰回路转，在获得过许多人的帮助之下，磕磕碰碰走到了人生之秋。
　　 现在，许我将那些让我绝处逢生、深刻铭心的事件和友人也记录于下：
　　 最初将我从农田里找出来，参加公社的一处桥闸水利建设工地搞宣传，让我迈出了走入社会的第一步的，是当时公社的通讯报道员赵成锦和校友包能标。
　　 最初将我的一篇小诗作，编发在《浦北通讯》小报上，并由此让社会第一次知道我的名字的，该当是当时的小报编辑翟业高。
　　 最初让我参加县里召开的通讯报道工作会议，并在后来推荐我参加地区举办的“新闻通讯员培训班”的，是当时的县委报道组组长陈世儒。
　　 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有幸参加了地区举办的“新闻通讯员培训班”。
　　 而培训班人员名单的最终确定，是当时地委组织部的老干部冯国华，和地委报道组的韦增文到县里来对我进行考察，是他们将我认定为最佳的人选，使我从此迈出了人生最关键的一步。
　　 此后，培训班结束，我被吸收为正式的国家干部。从此让我开步走上了人生的阳光之道，并登梯拾级扣响了我今生最初的幸福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