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书，娶个汉族婆娘回来，怎办？
　　 我们对坐着，在火堆旁烤着火，闲聊天。这个老人抄着水烟筒，捻烟，点火，呼噜噜吸一口，又说话，是哈尼族老人亘古不变的一种姿态。
　　 我是想明白了，读书出来，进单位拿工资就罢了，进不去时，手脚都没有社会上的伙子利索。
　　 面前的这个老人，戴了顶瓜皮帽，蹬双解放鞋，连着小腿、裤管全是泥点子，好像他是从田里上来就到这儿似的。单薄的长袖到处是年岁啮咬的破洞，和他这乐天的神情极不相宜，也和这冻人的天气不相宜。
　　 今年六十五岁了，好在身体没啥毛病，还能干几年。
　　 我是很谨慎才问出他的年纪的，看面貌，我该叫他爷爷了，可是他说他的儿子还在读初三，我拿不准，该怎么称呼他。
　　
　　 前一个月，我们沙场隔壁忽然来了辆挖机平地，没几天，起了一座简易的砖墙瓦房，一些人进进出出。天晴的时候，会有一个老妇人在门前坐着，枯燥地晒着太阳。有天她过来和我妹妹搭话，说是要回金平一趟，让帮着照看一下她家的物什。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新起的楼，没有猪、狗也没有柴禾，只几只地上的鸡。
　　 过几天老妇人回来，一个年轻的女人陪着。女人五短身材，略显臃肿，相貌一眼看上去平平淡淡。她隔三差五过来找我妹夫去打麻将。时间一久，我们就从妹夫的口中得知，那老妇人得了癌症，久治不愈，花费不菲，家里觉得医不起了，把她送回来捱老的。
　　 汉族人的人情味，很淡。老人说。
　　 我们聊着天，一个劲地抽烟。我递纸烟给他，他不要。可是每次我要抽烟了都会敬他一支，他就照例翻着手背推还给我，嫌纸烟没劲，我说把烟嘴掐掉就行，他还是不要，自顾自掏挖着手里的烟袋。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一种习惯，一种习以为常的习惯，可以带来足够的满足感。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守夜的人，除了两桌打麻将和牌的，稀稀拉拉走动的只有几个。这在我们哈尼族是不可能出现的，老人过世，停在家里十几天，夜夜都是人声鼎沸。随地摆开的麻将桌，围观的人比九筒还密，还有打牌嗑瓜子的，围着火塘聊闲天的，守着灵柩轮换着哭丧的媳妇，端茶倒水来回跑动的子子孙孙们，还有遂兴组织起来跳乐作舞的，热闹劲一如逢年过节。要说谁家办的冷清，准保是这家人在村寨里平日就没积下好的人缘，且是特别过分的个别人家。反观这个汉族人家，冷清得没个底。
　　 老人说，老了的这个，原先是嫁到四川去的，后来得了癌症，久治不愈，花费不菲，医不起了，就让她回老家来等死。刚回来时来和我谈，要租我香蕉地的三间棚子，我当然乐意的，一个村委会的人，到老总要有个地方，租田棚又不是我老家，一间一千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她三弟从中作梗，喏，就是那边那个。
　　 老人指给我看正在打牌的一个老头子，我过来后也和这个人对了几眼，虽然也是个地道的农村老头装扮，可他神色冷峻，一副猴精样子，我悻悻闪躲了眼神，竟不想让他多打量我片刻。
　　 他拿出三万块钱，让他姐夫也出三万，盖起了这家瓦房，让他姐姐在这里捱老，事后姐夫回四川去的，这里就是他的地盘了。
　　 老人说时，没有带着什么特别的情绪，好像只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缘由，就自然地说出来。
　　 分水岭的雾沉降到了这半山腰上，四周罩上了濛濛的雾汽，夜色更浓郁了些。我把外衣敞开的前胸向了火堆，老人还是呼噜噜的抽着水烟筒。我想，我只是个山上短暂的邻居，没理由在这儿陪上太多时间的。可是老人并没有歇下话头的意思。
　　 我们地方把村寨以外的地方哪怕上海北京都叫做“山上”，或者“野外”，早些年政府开发国境线边上的土地，搬迁了一批人过去，留在村里的人就称出去的这些人是到野外讨生活去了。这些到野外求生的人不论发达还是落魄，到老总是要还乡的，年年村里的义务都要尽，没尽到的地方该补钱就补，老房子也教亲朋照料着，老了，安安心心回到村里，在自己的生地的温暖安详里，满足地合上双眼，才是寿终正寝。所谓野鬼，即是那些没能埋到村里的土地的人。
　　 在这样的山上，离村里也远，好些人都来不到。老人说时，不免惋惜。
　　 今年气象异常，四月到九月的雨季没落多少雨，沙场的储沙量为此大大降低，效益比去年少了足足一半，妹妹和妹夫为此忧心不已。一进十月，雨水突然就增多了，绵绵的小雨一下下来，三五天见不了晴，气温一日比一日低了下去，是深秋贴着初冬的寒冷日子，河水涨不上来，沙池积不了沙，人和天气一般低落。
　　 最近的几天连续阴雨，人们出不了工，隔壁的麻将桌天天开张。我昨天第一次来到这家里，看他们打麻将，一进门，浑身阴冷，小客厅里搭的简易木板床上躺着那个老妇人，潮气沾满了被褥。我没有细看，就围到了麻将圈里。
　　 晚上在家做饭，听得短短的一串鞭炮声响，出门去听，没有余响，也不见烟雾，以为是幻听了。今早上听见放鞭炮，又见隔壁人言混杂，才确信老人已经过世了。
　　 跟我聊天的这位老人了解的情形也差不多，他是确信以后自己摸索着过来的。
　　 她的女儿前几天才来看过，又出去打工了，听说在很远的地方，赶不回来了。
　　 我说，赶得及的，现在交通这么便捷，一两天哪里都能到。
　　 旁边不知什么时候来烤火的一个女人来搭腔，我们汉族不会停放太长时间的，明天就要送上金平了。
　　 也不知是火化还是埋地里。
　　 我倒是愿意有一块土地埋我。我说。
　　 那些单位上的人，一律都是要火化的，听说开远去年就全面提倡火化禁止土葬了。我们老百姓，就看自己，愿意怎样都行。
　　 听说还有天葬、水葬，那些苗族还会在悬崖壁上悬棺葬。
　　 ……
　　 我先前有个女儿，嫁到重庆，生了两个孩子就跑回来了，我把她埋在我的香蕉地里。
　　 老人突然讲起自己的家事，我其实一直好奇，但是不敢问及。他的状况，在我看来是极其无望的，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儿子才十五岁，他可以领养老金了，一个月一百来块钱，老伴还没到年纪，两个人一个在地里管香蕉，一个在家里做家务，相依为命就算了，还不得不分居在一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之外，还得供养一个孩子上学。这在我看来真的是极其无望的生活。
　　 老人却不以为然，深色飞扬地说起前两年的自己，还能跟了那些老板上到玉溪、下到莲花滩，住着旅馆吃着面条干体力活。
　　 现在不想干体力活了，有些干不动了，寻思着，去年才栽的香蕉，三百棵，已经回本了。只是，香蕉这价格，有时起，有时落，拿不准。
　　 还有我女儿，回来后和你们老街的阿六在蒙自混，什么都没混到。后来生病，阿六不要她了，重庆那边也不要她，住院花了我六千块钱。倒贴了。
　　 ……
　　 在女儿之前还有过一个儿子，比你们还大多了，什么都没留下就走了。
　　 现在，就希望这个儿子赶快成家，为人一世，还是想当一回爷爷的。
　　 老人的口气，有些不平，却很乐观，似乎没有多少哀伤，没有向着外在的抱怨，就好像他命中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应该发生的；就好像他是一口老鼓，合当经受命运每一次的敲打；就好像他在比我多活过的一万多个日子里，学习了一些我甚至不曾听到过的课程，给了他足够的韧性，和平和的心态。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掏出烟递给他，他嘿嘿地笑着用手背推还给我，掂了掂那不离手的水烟筒，这个好、这个好地说着，呼噜噜又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里，他的身世变得迷恍。
　　
　　 我想起几年前我去新街的一次经历，搭三轮车碰到的一个老人，八十高龄，独自到三十公里外的镇上看病。知道他老人家也是哈尼人以后，我用了哈尼话亲昵地叫他爷爷。我想偷偷帮他付比我贵了两块的车费的，可是没有付。
　　 我想起我埋在新街的爷爷，随了边界大开发过去的，一生苦熬，至死没能回到梦寐的他的生地安息的爷爷。
　　 我想起去年在村里一起扛甘蔗的爷爷，今年该六十八了，家中有个年届三十、先天性智力低下、患有癫痫、没有劳动能力且未婚的独子。我想问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歇不下来，还是为了攒下他的棺材本？可是我不能问，我没有能力给他的生活一点点改观。我只能自己暗暗地向不知何处发问，67岁的大爷，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指望？
　　 我想起哀牢山上，所有哈尼人的爷爷，倾尽了一身的气力生存过的人们。
　　 我想，如果每个人的一生，都能被注视，在他们离去的时候，都能被大大操办，人们都能大悲特悲，有人大书特书，这样的人类社会会更丰满还是会空虚呢？
　　 老人要回去了，他把水烟筒递给别人，缓缓的站起来，进到房子里走了一圈，出来在牌桌边绕了一圈，又回到火塘边来。
　　 我问他到他的田棚需不需要走一二十分钟？如果需要，我想骑摩托车送送他。
　　 不用，等你们走到沙场，我也就走到家了。
　　 老人捻亮了手电筒，向浓稠的夜雾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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