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河是我的街坊发小，大我3岁，小我一辈。
　　 他在家里弟兄中排行老三，所以街坊村民很少称呼他的名字，而是习惯喊他“老三”。当然，晚辈和年轻人还是尊他“三哥”“三叔”之类的。
　　 他身材并不魁梧高大，不到一米七的个头，乍看还有些腰粗身短且“罗锅罗圈”，但眼睛有神，单齿虎牙，哈哈一笑，有金属破空之声，振臂一呼，远处一片嗡嗡。
　　 我俩的父辈都是建国初期的老党员、老干部，又都是一个家族的，打穿“开档子裤”就一起摸爬滚打，从小学到初中又是同窗，所以就成了“老铁”，大小事没有红过脸，近大半辈子了始终来往不断。由此我在想，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的朋友可能会逐渐被遗忘，有的甚至因为变故而反目为仇，但发小的影子却永远也抹不掉、忘不了。他始终被牢牢地铭记在心里，这既是对童年美好的回忆，也是对天真无邪的留恋。人最不能缺的是朋友，发小则属于最忠实的朋友。所以，回忆这些年来我俩的事情尤其童年的趣事，说不完道不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在“社教队”的帮助下，村里租了3间民房办起小学，我俩一起报名，常常是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当时他父亲是村里的“当家人”，他自然也成了“孩子头”，而他对我确实“另眼相亲”。记得大概是念二三年级的时候，付延村老师的父亲去世，班里要选几个学生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前往吊唁，他自然是第一个而我没被选中。为了让我与他一起去，他缠着带队人耍起“小少爷”派头，又吵又闹，搞的当场面很尴尬。那时候，他在很多事上都是“说了算”，其他同伴也多是“唯命是从”。一年夏天的中午，他以出去割草的名义约我们几个伙伴，顶着炎热的太阳去了村西南的“杜树林”，那里是第一生产队的西瓜地。走到附近，发现看瓜的阮法柱大爷正在窝棚里午休，他号令我们几个“同党”匍匐向前，每人拣大的摘了一个，又用头顶进玉米地，然后用镰刀劈开，狼吞虎咽的享受了一番……
　　 读五年级及初中时，我们一块去了银杏联中。说实话，他的学习成绩算是一般般，我对他有时不屑一顾，认为他充其量是个有一把子力气的“孩子头”。后来有件事情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看法和情感：一身正气，特讲义气。那是1970年春天，几个同学在村造反派头头的教唆下向老师告状，说我曾喊过“刘少奇万岁”，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文化大闹命”。起初李兴云老师并没当回事，后来村造反派头头“江兄”找到学校，逼着关我黑屋子写检讨。当时我就一个毛头孩子，这些话是否说过并没印象，其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曾以老革命身份制止过造反派的过激行动，得罪了他们，那些人就想在我这里打开缺口，再整我父亲。关了半天，我据理力争，一字未写。后来李老师调查落实这些事，其他同学唯唯诺诺，只有他挺身而出，为我辩白，把事情来龙去脉讲了出来，为我挽回了影响。他始终与我站在一起、走在一起，从不参与“团团伙伙”，从不背后“嘀嘀咕咕”。打这件事后，我们俩更成了“同党”知己。几十年来，他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好，一个城里，一个农村，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感情愈来愈深。从发小成为铁杆朋友，并不在于有多少共同语言，更多的是淳朴的乡愁和纯真的情感，这与那些带有功利性的交往是无法比拟的。尤其在当今高楼林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远，陌生感越来越强的时代，能有个聊得来、信得过的发小，无疑是件幸事。
　　 在我们读书那时候，初中毕业升高中实行按村分配名额由村里推荐，我们村1971年毕业的那批有13个，只有1个名额。当时，希河的父亲已经成为“文革”中的“走资派”，他和我一样都没挨上机会，也就无奈回村种地了。不久，他通过熟人介绍，到黄河段上干临时工，一干好几年。后来家里分了责任田，还需要照顾老人和妻子孩子，他辞职回家了，结果失去了转为“国家工人”的机会，再也没有离开家乡这片沃土。
　　 人的命运往往就是不可捉摸，更难预料。他结婚后有了一双儿女，农村实行改革后，家庭小日子说不上很富裕，但在当时形势下，能够“儿女双全，吃穿不愁”，一家老小和睦美满，也是很幸福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他的儿子八九岁的时候，在学校里突然暴病夭折，这个飞来横祸，给他和家人带来极为痛苦的打击，悲痛至极，且又无奈。他很坚强，面对现实，咬紧牙关，把悲痛强压在心里，尽快走出阴影，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我想，人在生死面前，没有选择，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珍惜身边的人或事，不能因为一些困境而放弃，所有的一切，在生死面前都是无力的。希河算得上“男子汉”，拾得起放得下，始终充满信心和阳光，令我十分佩服。
　　 希河是个至孝之人，早些年他老母亲因眼疾失明，他成为老人的“导盲犬”，在侍奉老人上有口皆碑；他对待妻子的老人也是同样孝敬，其岳父老年后其他儿女不在身边，孤身一人，希河与妻子二十多年如一日，精心伺候老人的饮食起居。他像儿子一样和岳父住在一起，吃喝拉撒，全部揽起来，老人活到近百岁，他从不嫌脏累、不攀比计较，村里人都夸“希河是个好女婿”！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而我们的友谊情感可以说是“往事如酒”，是一坛醇厚的陈年老酒，时间愈久愈能散发出浓郁醉人的清香，尤其对希河来说更确切。他从年轻就喜欢饮酒，且婞直豪放，时常在人多的酒场上“喝高喝大”，自己遭罪还弄的场面难堪，甚至成为笑柄。但是，我们俩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从没喝多过，我极少见过他酒后窘境，这一方面是我习惯性地把控他的喝酒度量，另一方面是他对我的悉听遵从。在这些事上我有点愧疚，他岁数比我大又是发小，就是因为我高他一辈，他几十年来对我亲近尊重，包括和我们全家的关系一直很好，不管居住多远，不管何种情况，都始终按照“长辈”敬重。我参加工作后尤其是自从父母离世后，很少回家，也就很少专门找他去玩去聊，往往是他每年春节都像走亲戚一样，郑重其事的来城里看我，每次相见都是海阔天空，把酒相欢，啦不完聊不够，每次都是在意犹未尽依依相惜中挥手告别。我记得最深的是1994年深冬的一天，他冒着雪花寒风，提包带礼的赶到我工作的华店乡，来看望我家老父。当时，父亲后背上长了馒头大的脂肪瘤，在县医院手术后接到我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希河经常电话问候，又专程赶过来，令我全家都十分感动。类似的事情很多，过去很少在口头上言谢，就在这里用文字略表感谢吧！
　　 希河是1952年11月28日生人，其老伴李玉珍闺阁本镇李全村人，大他整1岁。夫妻俩都年近古稀，很欣慰的是他们身体健壮，生活上有农民养老金和计生补贴，女儿也很孝顺，老来的农家小日子还是很幸福的。写下这篇文章，一方面记下我们的交往情缘，并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快乐过好每一天！另一方面也权且给他写个“小传”，籍此弥补我在交往中对他的歉疚。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