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名著繁多，人的精力有限。一生能精读几本名著，是值得欣慰的事情。读《西游记》伴随了我的一生。越读越觉得《西游记》隐含浓厚的政治倾向，它从反对贪官污吏到挑战皇权，进而提出新的治国理念，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完整的政治诉求。
　　 了解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这是因为任何一部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既受时代的影响，又必然反映时代的特征，必然对所处的时代亮出自己的态度、观点和评判倾向来。不论态度鲜明或隐晦暗示都不可避免产生自己的看法来。所谓客观描写，不带任何主观倾向的小说是绝无仅有的。
　　 《西游记》成书约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明朝的中叶，成书过程则是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这期间，明朝商品经济最为活跃，受经济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也最为活跃，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最显著的就是《西游记》《金瓶梅》等一批小说闪亮登场。尽管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市场繁荣，手工业发达，但官宦弄权，贪污横行，特务肆虐，政治日益腐败，民不聊生。《西游记》虽然是神话小说，但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作品所描写的天上人间，东土西方，实际上没有一块是净土乐土。不仅南赡部洲有妖魔鬼怪，贪官污吏，就是西牛贺洲同样存在强盗剪径、贪官污吏、昏庸无能的国王，即使靠近灵山佛祖的地盘，也有强盗昏官。如九十七回，唐僧师徒到铜台府地灵县（仅距佛祖圣地灵山八百里）“县城内有伙凶徒，因宿嫖、饮酒、赌博，花费了家私，无计过活，遂伙了十数人做贼”，抢劫第一财主寇员外家，打死了寇员外。寇员外儿子误告唐僧所为，刺史不分是非，唐僧受冤坐牢。
　　 因嘉靖迷恋道教，炼丹服药，痴迷长生不老，多年不上朝，搞得朝政乌烟瘴气。作者“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所以《西游记》多次贬低道教，并提醒读者“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来解读作品的内在含义，也是一条捷径。这是因为作者的经济状况、社会环境以及政治地位，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因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吴承恩（约1500—1582年），字汝忠。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出生在一个由文官小官僚而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祖父“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曾祖父做过“余姚训导”，祖父做过“仁和教谕”，父亲“卖采缕文彀”（卖彩线和绉纱一类的丝织品），因不善经营，家道衰落。但他极好读书，常遭官府吏胥敲诈，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
　　 吴承恩“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科举场不得志，直到40岁才得了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困难，曾遭一些势利之徒的笑骂。种种遭遇加深他对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和愤慨。直到60岁时，才勉强做长兴县丞，后不久就“耻折腰，遂拂袖而归。”
　　 吴承恩的遭遇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和对社会的评判，必然流露在他的作品中。
　　 《西游记》不仅是明代中期优秀的神话小说，而且还是一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历史、地理、医学、民俗等的百科全书。越读越觉得它是对明朝社会不满的呐喊。它喊出了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喊出了对封建王朝的质疑，喊出了对皇权的挑战，喊出了百姓的痛苦。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孙悟空不仅是降妖伏魔，战天斗地，不畏强暴，敢于反抗英雄，而且还是一个对佛、道感悟极高的信徒；不仅打杀强盗剪径，为民除害，拯救各国百姓于苦难之中，而且藐视一切权威和封建势力，嘲笑佛祖，讥讽太上老君，挑战皇权，驱使龙王和各天神土地。如第四十五回，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孙行者高呼：“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对人间强盗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的。最突出的表现有三次。第十四回，孙悟空在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第一次遇到了六个剪径大王，便施展威风，将其打杀。第五十七回，孙悟空打死了一帮剪径强盗，还把曾经帮助过他们的杨老儿的儿子（强盗之一）割了首级。第九十七回，孙悟空虽然没有将那伙害死寇员外的强盗打死，也是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孙悟空的形象和行为，代表了百姓的利益，体现百姓的愿望，与社会的底层产生了共鸣，成为百姓心目中的英雄，由此为《西游记》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西游记》基本摆脱古典文学作品常见的“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的思维方式，一改之前小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禁锢，首次对封建王朝提出质疑。第七回，借助孙悟空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对皇权提出挑战，表达了社会底层黎民百姓对贪官污吏和地主残酷压榨的愤恨。第九十八回，孙悟空再次大声疾呼：“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在其影响下，同时代的《金瓶梅》，喊出来“破的一身剐，敢把皇帝打”，以至于后来的《红楼梦》喊出了“惹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口号。作者为了进一步表达了对朝皇帝强烈的不满和无情的嘲讽，在三十回，描写了宝象国国王三公主被妖魔摄走，痛苦不堪。那妖魔为了安慰公主，要见国王讨好。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马争力战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遗留的社稷。自幼是太子登基，城门也不曾远出，没有见你这等凶汉。你这嘴脸相貌，生得丑陋，若见了他，恐怕吓了他，反为不美，却不如不去认得还好。”在九十五回，舍卫国国王得知女儿被玉兔摄抛荒野，止不住腮边流泪道：“孩儿，我自幼登基，虽城门也不曾出去，却教我哪里寻你去！”这是对世袭制皇帝无能的讽刺和挖苦。明朝除洪武、永乐帝之外，哪个是马争力战，出生入死，获得江山的皇帝？
　　 在众多的古典文学作品里，显然从反贪官到反皇帝是一个突破，但是《西游记》不仅反皇帝，质疑封建王朝，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借助了如来之口，提出了治国的设想——以佛治国。如第八回，作者借如来之口，严厉的批判了南赡部洲落后和黑暗，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强烈不满。如来说：“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巨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践；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如来要派一名有法力的大师，去东土寻一个善信的，来西天取经，以改造当地的社会。观音表示，愿意前往东土，为如来找一个可靠的政治接班人（唐僧原是如来的二徒弟金蝉子）。
　　 吴承恩担心读者忽视如来送经的意图，在第九十八回，再次借如来之口嘲讽当时的朝政，并明确指出，治国只靠儒家不行，还要靠我佛家帮助。如来对三藏言曰：“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我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将我那三藏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拣几卷与他，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
　　 这就再次明确地告诉了读者，唐僧要到西天取经的根本原因，是实现如来以佛治国的目的，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借如来之口，说出了作者的治国理念。这是任何一部古典文学作品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为了生存，它和其他作品一样运用了隐晦的手法，如《金瓶梅》写宋朝骂明朝，《西游记》则是写唐朝骂明朝罢了。有人说它是一部故事化的佛教，我却认为它是一部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佛经”，是一部伸张正义，不畏强暴的“佛经”，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的“佛经”。《西游记》文学艺术极高，语言风趣诙谐，富含典故、诗词，运用大量韵文描写景色、打斗场景、人物肖像、自我简介等，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寓意深刻，内容丰富，知识含量极高，是一部百看不厌，常读常新的传世作品。
　　 一生能认真阅读《西游记》，并从中寻得乐趣，受到启发，可谓终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