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沿着南山路随意走。
　　 西湖上游船点点，是古代画舫形制。对岸，宝石山、南山层层叠叠的轮廓，依然是古代形制，苏东坡、白居易、林和靖见过，我见了，与前人情愫贯通就有了这坚定不移的中介。路上行人缤纷，着装时尚，各自心中能有几分古意荡漾，就不知道了。当下，九月，湖中荷叶，边缘开始加速枯黄，核心处的绿依然强悍，抵御秋寒。偶尔有水鸟飞掠而下，把荷叶当成了颤动不已的停机坪。
　　 浙江美术馆前，一个广告牌吸引视线——“岭上多白云：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作品展”。汪曾祺在水彩中手捏香烟，俯瞰我戴口罩走进大厅，表情无变化。
　　 我知道汪先生有三大爱好：写写字，做做饭，画画虫鸟花卉。
　　 写字。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作为青年作家，在昆明、上海初露头角，像西湖春天里的嫩绿荷叶。五十年代入京，参加土改工作团，在《民间文学》杂志当编辑，戴“右派”帽子，去张家口外的坝上草原，在一家农业研究所劳动四年。摘掉帽子，进入北京京剧团，受命写现代京剧剧本。改写的《沙家浜》中的著名唱段《智斗》：“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常作为当下各种聚会场合的即兴表演小品，激起笑声一片、感慨万端。八十年代起，他有《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相继发表，绘出江南风情图，延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一脉风致，在古旧中现新异，于平淡中见惊艳。正是“五四”以后的语言实验，使我们不必再用古人话语风格或革命家言说方式，来叙述现代世俗生活。感谢前贤。
　　 做饭。他每天提着袋子到菜市场转悠，根据眼前食材构思菜谱，像作家根据掌握的素材构思文章。“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把菜市场当成心理治疗室，去一趟，心中的忧烦就缓释许多。他基本不让妻子施松卿进厨房。家常食材，改变操作手法，锅中、盘中、碗中的色彩与滋味，焕然一新，摆脱了既往口舌感受中的陈词滥调。“辞必己出嘛，哈哈……”他这样端着菜盘子自我调侃，朋友们边吃边举大拇指，“味道好，好文章，哈哈……”他在坝上劳动期间，某日，采到一大朵蘑菇，惊喜万分，晾晒后收藏起来。回北京，背着干蘑菇，一路小心翼翼。进门，为全家做一锅回肠荡气的蘑菇汤。家人赞美。先生越发兴致勃勃，买菜、做饭、看大家饕餮，用围裙擦擦手，点燃烟，神游八方。他有秘诀：“粗菜细做。”比如，用大虾与土豆相依偎，出人意料，境界高迥。我当然没资格吃他做的饭，就埋头看其所写菜谱，如读明清小品。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乐悲恐惊，滋味一同。
　　 画画。汪曾祺的父亲就是画家，在高邮小城一处深宅大院里，画画、刻章、写诗、喝酒，偶尔到自家在街头所开药铺转转，再到小城外的大淖、古塔边站站，风吹长衫或棉袍。受父亲影响，汪曾祺幼年有作画心愿，时常揣摩苏州陈白阳、扬州李复堂这些江南明清文人的画作。一九三九年，自上海经香港、越南，曲折抵达昆明求学。报考国立艺专美术专业，未被录取。想起口袋里装着屠格涅夫、沈从文的小说，遂入西南联大中文系，认识老师沈从文、同学穆旦、萧珊等等。作文之余，时时随意涂抹花鸟虫鱼、土豆白菜，消遣复散心。晚年，他最喜欢的读物，仍是四十年代末在上海所买的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六十岁重新开始写小说，依旧大密度作画，被赞曰“文人画”。求画者多多，有求必应，腾出书桌一角就画。为林斤澜画荷叶，绿颜料不够用，就进厨房端出半碗菠菜汁，涂上去，那画面就隐隐有醋意，像在嫉妒那一朵荷花的美。观画者感叹：“生活气息多浓郁啊，原生态——怎么画的？”汪曾祺嘿嘿嘿嘿笑，不言。
　　 庚子年，疫情未了，忧心忡忡。我在西湖边偶遇汪曾祺，喜悦起来。想到苏东坡，忽觉得，苏与汪一古一今相似度颇高：都写字、做饭、画画，名动天下，都曾处于话语中心、受挫、被贬于边缘，都因饮酒或吃冷饮而肠胃崩溃、遽然辞世，都怀着、表达着、遗存着对尘世万物的爱意深情。苏东坡在修筑苏堤、治理西湖期间，发明东坡肉，成为杭州城一道名菜。儿子苏过发明一种点心，东坡大喜，写诗，标题漫长：《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汪曾祺也忽出新意，在西湖边为友人做“汪氏豆腐”，众口称赞。饭店里，老板与服务员排队求画。他需要喝一点酒，脸色红起来，兴致高涨，就一张一张画，不分对方身份贵贱。
　　 也是在杭州，九十年代，一次新书发布会，汪曾祺、马原、吴亮联袂为读者签名。汪曾祺面前队伍最长，女读者最多。吴亮头发纷披，嫉妒道：“世道变了，老人家吃香了？”马原眼睛孩童一样明亮，安慰他：“放心，我们也会老的。”两人大笑。汪曾祺一惊，抬起头，不明所以，对着两个年轻人嘿嘿嘿嘿一乐，复低头，为读者签名。他不是简单签一个“汪曾祺”就敷衍了事，而是问清对方姓名写上去，后缀以“指教”“雅正”一类谦辞，且随手结合对方姓名画一幅小画：对方名字中有“马”字，就画一匹马；有“珊”字，就画一个珊瑚笔架；有“莲”字，就画一朵莲花……
　　 这细节，也像苏东坡，充满体贴与温情。一个人的笔墨有无魅力，秘密正在于此吧。
　　 汪曾祺受教于沈从文的一个指点：“贴着人物写。”就是贴近所写人物的内心去写，合于世道遭际苍狗白云。短篇小说《大淖记事》中，十一子被保安队毒打，巧云端来一碗尿碱汤让他喝了，醒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读到这里，让我心头一热、眼睛一热。一个关于爱的细节。不论汪曾祺，还是巧云，能够与他人“情声合，两无违”，对爱充满想象力和表达力，才能成为纸墨间的好作家、烟火深巷中的好男女。
　　 某年，汪曾祺在北京街头看见艺人用竹棍抽打猴子，猴子流着眼泪翻跟头。汪曾祺愣愣地看着，问女儿：“不知猴子怎么想的？”猴戏散了，没有一个看客掏钱。汪曾祺走上前问艺人：“挣得多吗？”艺人沮丧：“不够吃的。”汪曾祺说：“我请你吃顿饭吧，半斤猪头肉，二两白酒，再来几个馒头给猴子吃，够不够？”那艺人呆呆盯着汪曾祺，忽然拎起猴子、提着锣，急匆匆而去，走远了才回头看一眼。汪曾祺皱眉叹口气，问女儿：“我话没说好？”
　　
　　 二
　　 美术馆二楼大厅，观画者不少。一概戴口罩，像白云，安抚疫情期的脸。
　　 汪曾祺一九九七年去世，不知新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但“千变万化皆天机”，顺应于种种变化并勉力创造变化，是他赞许的态度吧。何况“岭上多白云”，这景象千古未变，使后生吾辈葆有定力，不至于在多端变局里无计无措。
　　 浙江美术馆举办这一画展，是汪曾祺生前与身后的首次画展。展出作品，由汪家后人从书柜、衣柜中翻检出来加以装裱而成。他往往把最满意的作品赠予友人，那些作品自然也就没有在美术馆中出现。眼前，画面下的纸张品质也差异不小。好纸，是朋友送他的；差一些的纸，是自己买来随意写写画画的，像平淡亲切的家常菜。
　　 题材大都是花木虫鸟。人物画只有一幅《子瞻样》，子瞻或者说东坡，站在一棵树下沉思，身姿清癯，不胖，尚处于没有研究美食制作的青春期？规格大多是尺幅小品，受制于汪曾祺位于北京蒲黄榆家中的书桌。他没有堂皇画室。大幅作品，伏在地板上一挥而就，家人经过，须跳跃闪避、戏谑。他嘿嘿嘿嘿自我欣赏一番，待画晾干，就卷起来扔在书柜上，抽烟、盯着天花板、摇荡着腿，去想小说中的人与事了。房间墙壁被烟熏得像他手指一样，褐黄。想着想着，眼睛木木着亮起来。家人就小声嘀咕：“老母鸡要下蛋了，安静，安静。”这个“老母鸡”就埋头于书桌“下蛋”，一篇好文章就“咯咯嗒”“咯咯嗒”问世了。
　　 汪曾祺从没有以画谋财的心机。其笔墨，完全是写作之余内心的散放，自由复自治，这恰恰是文人画与商业画差异所在——不取媚于世人，独与天地自我相往来。苏轼、黄庭坚如此，吴镇、倪瓒亦如此，即便困顿不堪也拒绝以卖画求生存。他们是文人画的源头期人物，创造一种画风，其实就是创造一种人格。当下，许多作家操持水墨油彩，自称画文人画，并试图进入市场。他们或许不明白：文人画难在有文、贵在有人，文须佳，人贵真醇，非率尔操觚者所能为。
　　 “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曾祺如是说，是谦谦君子言，也是磊磊孤傲者独白——孤独的白，岭上云朵的白，来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那个在云朵间获得愉悦感的陶弘景，汪曾祺喜欢。苏东坡也喜欢白云。某日，“余自城中还，道中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以手掇，开笼收其中，归家，云盈笼，开而放之”，将云朵归还山中，并作诗：“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达官为何怕？东坡未明说。大概怕以云朵对比出一己的凝滞、污痕、不自在。
　　 展厅安静，偶尔看到教授模样的人，为几个年轻学子解读。我慢慢走，慢慢看，如同在逶迤峰岭上看白云。与画面中花朵、蔬菜、鸟虫、树木等事物的距离，大概就是汪曾祺三十年前与这些画面的距离。姿势也应大致相似，半弯下腰，摘掉眼镜。当然，在美术馆，我不能像他那样点燃一支烟。
　　 两枝紫薇花，在风中纷乱纠缠在一起。这画面上方，是汪曾祺落款：“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亦无章法。”无章无法，得解放，画画如此作文亦如此。随风吹而动静起伏就美好，紫薇如此，岭上白云亦如此。“紫薇郎”是唐代官职一种，但我想误读成“紫薇的新郎”，汪曾祺会同意并嘿嘿一笑吧？
　　 一只蜻蜓，从一盏灯似的荷花上空，振翅而起。寥寥七八笔，画出一幅《蜻蜓荷花》。汪曾祺在右侧题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等水开时而作。”我笑了。他慢性子，悠悠然作此画，蜻蜓急性子，等不及水开面熟就飞了——西湖上的天色吸引了它？汪曾祺爱吃面，有此为证。画画也属餐桌、书桌之间的即兴之作。另一幅画也可为此作证。“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午炊将熟曾祺遣兴”，这午炊期间的遣兴之作，画的是一茎高枝，开四朵紫花，立一只敛翅小鸟——“老来渐少登临兴，不上西山鬼见愁”，这另一行题款，似替小鸟旁白，实乃夫子自道。
　　 汪曾祺用画画作日记。“夏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气闷热”。题款旁，是两叶芭蕉、一枝紫藤。他爱画紫藤。一九八四年五一节，画兴大发，作十幅画，最后一幅画就是满纸紫藤，题款曰：“后院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茂，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这写在宣纸上的文字，如苏东坡、张岱、归有光等人文章，使我醺然有醉意。
　　 一九八二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鉴赏家》中，汪曾祺这样写到紫藤与画家：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诗：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乱。
　　
　　 三
　　 汪曾祺的语言，就是风，暮春初夏时节的风，《诗经》“风”“雅”“颂”中的风，送来小温暖大感慨。他的笔，钢笔与画笔，吹着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坝上草原，这些他一生中长久停顿过的地方。起风了，万象俯仰且清新，摆脱死寂、浑浊和绝望。
　　 他用画和文章，回忆一生中经历过的地方。没有这些途中的景象人事，当代文学就没有一个汪曾祺。“要改变语言，就要改变命运。”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的这句话，汪曾祺可能不熟悉，但一定会认同。对于被打成“右派”遣放坝上草原，挖粪、赶车、扛麻袋，他从未抱怨。“没这经历，这辈子就太平淡了，如何写作？”背着药筒给果树喷洒波尔多液时，他也在审美、低语：“颜色浅蓝如晴空啊。”当大雪封门，几十个工人、农人在大通铺宿舍里打牌、吹牛、高唱梆子戏，他在马灯下读书，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给幼子用拼音写信、作诗：“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身子骨比从前还壮实几分。正是坝上经验，使他写出短篇小说《羊舍一夕》《七里茶坊》《黄油烙饼》等。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界限模糊，延续中国文章的宽阔传统。摆脱小说家惯常喜欢的戏剧性、惊悚、突转等手段，兀自在平淡中掀波澜。风吹水面，暗含深渊，文字就有了入心动人的力量。因大多数人的日常，就是这样风吹水面、暗含深渊。其散文，却充满细节和人物，近于小说。我愿意把他的小说、散文统称为“文章”。
　　 画中有文章，文章中有画，汪曾祺的文与画里有阵阵风吹，让紫藤、野草、蔷薇、菊花、柳树等寻常花木，以及那些花木般的卑微者，激动、感动、生动。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