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我躺在大山的南坡上，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天上大块的流云，仿佛一群群奔跑的山羊，不断地切割着光线，阳光像是被谁泼出来似的，一阵温热一阵凉爽，秋阳明灭让人觉得不一般的惬意。部队进行营、连规模防御演习，在北坡的战壕里趴了一上午，肚子贴地吸满了凉气。吃过午饭，演习的间隙，我正好晒晒肚皮。
　　 通讯员小王跑过来，老远就喊：文书，你不在战壕趴着，躺这儿做啥呢？让我好找。我对他笑笑：我晒书呢。小王四处望望，困惑地道：你又搞鬼不是，哪有书呀？我只见你白花花的大肚皮。我翻身坐起，从冲锋枪子弹带中，抽出一本《世说新语》来，乐呵呵地指给他看：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我晒书。
　　 小王说，秀才，你那套鬼话俺听不懂。我解释道：西晋时有个叫郝隆的读书人，很有学问。因此，在七月七日别人晒被褥的时候，他就掀开肚皮，晒他的满腹诗书。我这是向他学习呢。小王噗嗤一声笑出了声：文书，你就会胡扯。他从肩上卸下军用挎包，交给我：连长说，下午我们和五连进行连级进攻与防御对抗演习，他让你把这些空包弹给各排分发下去。连长让你仔细检查一下，里边千万不能夹杂了实弹。
　　 我接下挎包，打开一看，里边用一张报纸，包了大约一个基数的空包弹。它们都被整齐地码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弹夹上。哦，忘了交代了，空包弹就是只会喷火，却没有弹头的子弹。我接到连长命令，不敢怠慢，立刻回到战壕，将空包弹分发了下去。分完了空包弹，离正式演习还有点时间，我顺手打开报纸读起来。忽然，一行黑体字引入眼帘：“十月，首都北京将举办全国首届书市”。天呀，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我不禁高兴地喊了出来。
　　 好什么呀，你赶快给我趴下！蓝军冲上来了，一排开火！副连长下达命令的同时，一把将我从壕沟上拽了下来，我从壕沿上滚落沟地，手里的报纸撕成了好几半。噼噼啪啪枪声响起来了，山间顿时硝烟弥漫，刚才还在树梢上叽叽喳喳的鸟儿，顿时吓得漫天乱飞。
　　 演习结束的时候，部队背着一川晚霞下了山。输了对抗赛，副连长似乎余气未销，黑着脸对我说：文书啊，我看你就是个书呆子。打演习你还看报纸，要是真上战场，你小子非报销了不可。我摸了把裤袋里揉成一团的《人民日报》，没说话，对他笑了笑。副连长被我笑得一脸的疑惑，眉毛一跳一跳的，似乎在心里问：你小子没病吧，怎么挨了训还乐呢？
　　 我怎能不乐呢，做梦都想笑。晚上，就着炉火的光，我将皱里吧唧的《人民日报》又读了一遍。副刊大地版上，不但登了全国首次书市的消息，还刊登了本次书市的部分精华书目。这些被禁锢了十几年的好书，终于公开出版了，终于可以公开阅读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我开始识字读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十年动乱。整整十年，我的学生时代，伴随着它开始，也伴随着它结束，几乎无书可读。同学中于是开始流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梅花党》《叶飞三下南京》……学校的工宣队、贫宣队，像抓贼一样的到处搜书、查书，声称这些都是反动黑书，要严肃查禁。改革开放后，这些手抄本大多公开发表了，有的还拍成了电影。
　　 越是无书可读，同学们对读书就越是如饥似渴。一卷在手，往往废寝忘食。记得那时，我弄到一本《牛虻》，政治老师说，读这本书的，都是小流氓。流氓就流氓吧，这本书在我当班长的班级里转了一圈，人人都读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成了退休老人。虽然社会上有句话说，老人变坏了，但我们班级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变成流氓，每个人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班上的陈新同学，后来当了大学教授。他的父亲胆子够大，就算戴着红袖箍的整天到处抄家，搜查“封资修”，他还是藏起了一批好书。上初二的时候，陈新偷偷给了我一本《宋诗三百首》，说好了，只能让我读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我一夜没睡，在煤油灯下，硬是用钢笔抄完了这本书，其中的注释都没拉下。多年后，陈教授多次用这个故事，激励他的学生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在当时，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想的太多、太远，就是想读书。就像是行走在戈壁滩上、徒步在大沙漠中的旅人，渴望喝到地下的甘泉，红柳上的雨露。
　　 这是一九八零年的秋天，一个趴在战壕里的士兵，在文学艺术被禁锢了十多年之后，得到了北京将举办全国首次书市的消息。他犹如在漫长的寒冬，听到了来自南国的大雁传来春的消息；仿佛分别久远的情侣，忽然听到爱人来自远山的呼唤；更像是慢慢长夜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在熊熊炉火的映照下，在那张被撕开揉烂的报纸上，凝视着那些挠心的书目，画了无数个圈圈、杠杠和五角星。虽然囊中羞涩，他却想买到每一本心仪的书。
　　 他知道他此刻驻守的地方，离北京万水千山，却幻想着他寄身的战壕，直通天安门下的金水河。他知道自己守边的责任，没有办法去北京那浪漫的书市瞧一瞧，但他畅想着那些绿色的信使，一定会将他珍爱的书卷送到他的身边。想到后来，起床号吹响了，一夜没睡的他，开心地笑了，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浪漫的主意，他看到了参加北京书市的希望。
　　 在九月底的一个周末，我特意穿上一身新军装，向连长请了假，到军人服务社取回存在那里的一百元钱，这几乎是我所有的家当了。我穿戴的整整齐齐，一路数着路边叶子金黄的小白杨，走进城区。虽然，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笑我们当兵的有三怪——裤腿肥得像麻袋，被子不分里和外，洗了帽子吹圆了晒。但我还是注意到有姑娘偷偷地向我张望，吸引他们的不知道是我的肥裤腿儿，还是我哼的“打靶归来”的小曲儿。我用一个多小时，走了十五里路。在城中的银行向北京电汇了一百元钱，又到邮局特意买了张纪念邮票，投了封挂号信。那个时候，军人寄信都是军邮，不用花钱，也不用邮票，盖上个军邮的三角小黑戳就可以了。但这一次事关重大，不能不“隆重”点。
　　 我把钱和信都寄给了我的女同学，在北京良乡海司当兵的燕民。燕民曾是我们年级另一个班级的团支部书记，是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姑娘，以前，我们并没有多少交集，只因我在学校团委做过宣传委员，负责学校广播站的审稿，在团里有点工作关系。因为，北京全国首次书市的诱惑太大了，所以，我才如此冒昧。
　　 我告诉她，我太喜欢那些书了，请你按照我开的书单尽量帮我将书买齐。为了哄她帮我买书，当然要在信里将她夸奖一番。其实，她也确实是个能干的姑娘，此时，正集中精力准备报考军队的军医学校。或许，她是被我这个趴在战壕里还要读罗贯中、蒲松龄，读李白、杜甫，倾心雨果、托尔斯泰的家伙感动了吧，她答应帮我买到这些书。
　　 虽然，我还有一些在北京的熟人，但我觉得燕民应该是最靠谱的一个。要说在八十年代初有什么可以记忆的，在北京书市托一位女兵买书，应该是件最浪漫的事。
　　 当时，我并不知道良乡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有多远，也不知道北京的首次全国书市会是怎样一个模样。只知道，书很便宜，一套三本的《三国演义》2.7元，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0.25元，一百元钱，可以买到一大堆的书，可以让我立马成为一个精神富翁。
　　 后来，我才知道，燕民从远郊的良乡赶到城中心的王府井，要转几次公交车，途中要用掉两个多小时。新华书店里那是人山人海呀，很多购书的人挤掉了鞋子。当我跑到师部拿到我那一大包书的时候，我想不出以她那娇小的身躯，是怎么将它们扛到邮局的。
　　 我搭乘了老乡的一辆毛驴车，将那捆图书拉回营房。气还没有喘匀，所有的书就被战友们瓜分了，只给我留下一本薄薄的《可爱的中国》。我赶紧声称，这些书，我是要捐给母校的，请兄弟们千万要手下留情。当战友们晓得这些书是北京的一个小女兵在人海中抢购来的时，纷纷肃然起敬。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报纸给书做了封皮。一个星期后，等书还回来的时候，居然没有一本书有污迹、折痕。
　　 晚上，我在煤油灯下，打开那本《可爱的中国》捧读，仿佛看到了方志敏烈士的铮铮铁骨，仿佛听到方志敏烈士的慷慨陈词：“我真诚的爱我的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噬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的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不知不觉间，泪水滴落在炉火中，咝咝地腾起一阵白烟。那种心灵的震撼，几十年后，还是那样的清晰明白。那一代共产党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初心，就像是一盏灯塔，指引着我们后人前进的航向。今天，我们已经享受小康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你是否还有方志敏那一代革命者的初心？
　　 我没有食言，将这批书留下一部《三国演义》，一部《高尔基论文学》，一本《可爱的中国》，其余的全部捐给了我的母校，这些书中，有一些是燕民贴钱买的。我想用它弥补当年无书可读的缺憾，也激励后学的学弟学妹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
　　 几十年过去了，我又一次回到母校。当年风华正茂的守边小兵，已经到了两鬓染霜的耳顺年纪。当年身轻如燕的美丽海军女兵，已经成了自称“老燕子”的老祖母。我问燕民：还记得当年的北京书市吗？辛苦你了。燕民笑着回答：当然记得呀，那时，我们都很单纯，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