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多年后，我们会说：一切都在庚子年或者说二〇二〇年春，发生剧变，从每一个人到全世界。
　　 元月二十四，在上海至南阳新开通的高铁上，我周身充盈还乡过节的快乐。刚下车，就被次第传来的封城封省消息迎头痛击。在医圣张仲景长眠的这座小城里，一种空前的焦虑和迷茫包围了我。疫情猝然爆发、蔓延，像一个阴影中的蒙面者不宣而战——其战略目的是什么？支撑资源是什么？进攻路线与打击半径是什么？
　　 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像孤儿——孤独面对一瞬间天翻地覆的世界，发傻。终日握着手机，紧盯微信里苍茫的人间：无数空阔的大街、自闭者、忧郁症。十字路口，红绿灯在反思此刻的交替闪烁有何意义。高速公路上，一个驾车徘徊、没有出口能接纳的痛哭流涕者。雨中，手捏父亲胸部CT照片的孩子。阳台上敲锣呼救的女子。因隔离无法将蜂群转移到花期里去而绝望自杀的养蜂人。源源不断奔赴抗疫一线的军人、医生、护士。跨国采购抗疫物资的企业家。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演奏的交响乐团。电视、收音机中悲壮的合唱与旋律。迅速落成的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新闻发布会上语无伦次遭到撤职的官员。为疫区捐献白菜、土豆的农民。向被封锁的医院投送药物、食品的直升机。自发组织起来到工厂里生产口罩的画家、职员、编辑、学生。为医院免费送餐的餐馆老板。每天递增的确诊病例、死亡数字……
　　 “眼前江汉寸心同。”后来被专家们定名为“新冠肺炎”的这一疫情，酷似二〇〇三年春天的非典，但戴着崭新冠冕，在人类肺腑间春游，甚至想夏游、秋游、永久旅游下去？
　　 我在故乡紧盯远远近近的人们。担忧，感动，愤怒。尽管这担忧、感动与愤怒，仅仅能证明自己还不算是冷血的人。“无日不瞻望”“无夕不思量”。像白居易那样瞻望与思量，但眼力与心力一概匮乏、软弱。小弟从药店里买来最后十个口罩，成为全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储存了米、面、蔬菜和矿泉水，像进入战时状态。吃完最后一棵青菜，我才戴上口罩下楼采购，如同无脸见人、把柄多多的羞愧者。靠目光与菜场里寥寥几位售货员交流，嘴巴像加装上了弱音器，低哑，沉闷。回家，把口罩很怜惜地取下来，用电吹风灼热、吹拂、消毒，以便再次使用……
　　 闷在家中时间长了，到李白多次来过的白河边晃荡。
　　 这一条发源于伏牛山的河流，下通江汉、东海，是衔接南北的水路要道。中国南方北方之间的分水岭，就位于伏牛山顶峰。秦代修筑的一条“东南方驰道”，西起长安，经南阳直下襄阳抵达江南，唐代改建提速后定名为“东南大道”，大致上就是今天的G4等等几条高速公路的基础。南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悲欢的过渡带、华夏情仇的敏感区，无数诗词、戏曲、小说，从盆地传奇故事里获得表达的动力和资源，比如《三国演义》《南阳关》等等。在这场突然爆发的疫情中，南阳态势同样关涉全局。电视新闻中，一个高级别官员来到盆地与湖北接壤处，眺望着，脸色苍茫，像诗人。
　　 “朝涉白水源，暂与人俗疏。”李白在白河边如此咏叹。庚子年，我与世俗人间的疏离很被动，很恐怖，远没有李白主动游荡的自在和舒畅。“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是他在白河边写下的另一句子，献给在南阳相别的友人崔宗之。浮云与落日，亘古如是，为人间情意的恒定永在，提供旁证和旁白。庚子年，同样在白河边，相识数十载的旧我，对一瞬间陷入“困顿和匮乏”的新我，又如何能挥手一别，“萧萧班马鸣”？
　　 河边柳树按正常节律萌动，细枝条上嫩绿的芽尖，远比路上的行人稠密。燕子与喜鹊，成群飞过河面，但没有传来好消息——它们，是化了妆的乌鸦？
　　
　　 02
　　 狮吼熊舞，是南阳汉画像石《傩戏图》中的景象：左右二人头戴面具，秉剑持矛，扮演代表瘟疫的怪兽；中间一人，以狮子头引领全身，着熊皮，徒手与两侧恶势力搏斗。形势壮烈，星朗云飞。
　　 这是祖先们在冬春时节经常表演的驱疫仪式。疫情，大都在冬去春来之际出现。狮子与熊，是站在人类一边的吉兽。
　　 南阳以汉画著称于世，卧龙岗下建设的汉画馆内，收藏有许多描述驱疫场景的汉画像石，线条简练、遒劲。鲁迅关注南阳汉画，收藏有众多画像石拓片。东汉时代，南阳冠以“南都”“帝乡”之名，达官贵人云集，死去，就以画像石装饰坟墓四壁，试图在石刻的景象里得到安慰、长眠。那也是一个瘟疫频发的时代。医圣张仲景在南阳出现，在东汉出现，是必然的。周围的伏牛山、桐柏山、秦岭，药材植物繁盛，是必须的。历代以来，本地中药作坊、制药厂众多，以“仲景”为品牌的药物众多，是必要的。“多病所须唯药物”，杜甫明白，我也明白。眼前疫情，何种药物可以根治、完结？
　　 曾履任长沙太守，张仲景的政治敏感力与疫情洞察力，自然非同一般。其在天之灵，能否感受到二〇二〇年春寒的异样？这异样的春寒，席卷全球，迥异于远古疫情的局部性、短期性、简单性。世界是平的。南阳四周的群山，也无法使盆地自安、自治于世界之外。张仲景墓，位于南阳老城区，八十年代被扩建成盛大的医圣祠，距离我母亲家只隔几条街道。医圣祠旁边，有通往白河的支流温凉河，懂得人间的温暖与凉意？
　　 春节期间，专家、学者开始在网络、微信中，频频提及张仲景及其著作《伤寒杂病论》。国家推出一版又一版治疗方案，在各地实施，效果明显。其中，“清肺排毒汤”就来自张仲景的一个古老配方：麻杏石甘散，射干麻黄，小柴胡，五苓散……
　　 南阳完全没有了过年的喜乐气氛。冷清。到处传来断路、封村、驱离探亲者的消息。若干远途出游的朋友，被迫中断行程，成为酒店里的流亡者？而巴黎，一个女子隔离在家把修长双腿搁在阳台栏杆上的照片，让我感觉，她依然在海岸线上晒日光浴。在不安中保持安定的力量，有多么难，就有多么必要。
　　 “水饺还是要吃的。”母亲说。全家围绕在一起包饺子。餐厅里预定的一次大聚会取消了。北方人过节必吃水饺。为应对东汉频频爆发的瘟疫，张仲景在街头架起几口大锅，把羊肉和驱寒药材放锅里熬煮，捞出切碎，用面皮裹成耳朵形状，命名为“饺子”。煮熟后分给求药问病者，再端上一碗碗热气蒸腾的羊肉汤……南阳盆地有民谣广泛流传：“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迎客的水饺送客的面，天长地久人平安。”
　　 在我就职的医药集团，春节期间就复产相关药品，配送至抗疫一线。工人们日夜劳作，在封闭管理的厂区席地而睡。穿着厚重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轮番进入实验室，启动病毒样本的分析研究和疫苗研发……
　　 除了在微信中点赞、致敬，我能有何作为？
　　
　　 03
　　 搜索到一部老电影《医圣张仲景》，埋头看。其中细节，自然出于编剧的想象。汉代久远，关于张仲景的史料记载寥寥，困扰当代研究者。
　　 《隋书》（成书于初唐）曰：“张机，字仲景，南阳棘阳人。”
　　 《古今医统大全》（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曰：“张机，字仲景，南阳人，受业张伯祖，医学超群，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凡医治诸症如神，后人赖之为医圣。”
　　 “棘阳”，古地名，位于当下新野县一片田野。那里，是后来《三国演义》中“火烧新野”情节发生的地方，是诗人庾信、岑参相继萌发的地方。尽管身世抽象，毕竟有《伤寒杂病论》传世，张仲景因而获得无限的怀想与追思。
　　 医圣祠内有张仲景雕像，《伤寒杂病论》扉页有张仲景线描肖像，瘦削，苍凉，关于“仁者爱人”的一种象征而已，不必考证是否酷肖其面貌。需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张仲景，像河流需要创造一个高拔的源头。
　　 战争、饥荒、瘟疫，是人类长期面对的三种灾难。根据《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自汉代，至清末，中国曾发生过五百五十五次大规模疫情。张仲景探索出的六经辨证治疗方法，使汉末人口数量得到基本稳定。明清，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名医，继承并发展张仲景学说，成为所处时代的拯救者。庚子年，英雄一如既往出现于悲剧的高潮部分，去创造一次转折。通过电视、手机眺望他们，像观众，如此而已。我大约只适宜在喜剧、肥皂剧中露面，以小角色表达无聊和平庸。
　　 整个春节期间，看了二十余部电影，吃了若干碗水饺，以此转移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体重迅猛增加。屡屡走神。电影中所有人物对白，都能让我联想起疫情期的人类处境。因为，一切电影主题都是人性，都是生、死、爱、绝境、孤独。
　　 法国导演侯麦的镜头里，有浓烈的阳光、葡萄园、女子，像梦境，遥不可及。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叙事中，关于家酿果酒，有这样的对话：“姐姐，要甜一点还是酸一点？”“酸一点。”“要浓一点还是淡一点？”“浓一点。”好电影，就是这样平和与日常，好生活也应该这样平和与日常。
　　 在南阳盆地东侧，余冲村，祖父余孟光培植一个巨大果园。他喜欢酿制樱桃酒，逗引我去喝。醉了，一个小孩在树荫里睡了整个下午。蚂蚁沿着手臂这条长路，走上一张不平坦的、为未来开始储藏泪水的小脸……祖父死亡，美景早已消失。余冲村与我的关系，仅仅剩下四座祖坟，像拴马桩，让一个人的命运在奔腾中不至于陷入虚无。我有来路，就有归途，一个民族同样在来路与归途之间，永远不绝望。
　　 疫情期，南阳市区乃至整个国家，大大小小的醉鬼和酸酸甜甜的醉意，都消失了。只有那寻常的醉意，才能灼热身心。
　　
　　 04
　　 母亲家的阳台，正对白河。我抬头看看河水，让内心也像它那样平静下来，低头看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集《另一种美》。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某年冬天，扎加耶夫斯基和另一诗人开车去华沙演讲，半路上困在雪地里。直到一个农民出现，把汽车抬到大路上。两个诗人去华沙的目的，是为了发出呼吁、救助农民，一个农民却在雪地里救助了诗人。“并非没有一点羞耻之感。”他这样嘟囔着、写着，像我嘟囔着、写着。喜欢一个人，是因为在他的处境中看见自己。
　　 拥有类似羞耻之感的中国诗人，大约很多。抗疫一线那些大夫与护士，有情有为。试管与手术刀比一支笔有效有力。或许，阅读与写作的价值，仅在于自我治理与精神消毒罢了。为那些在医院或实验室一角沉沉睡去的人，写写“白衣天使像云朵”一类句子并能获得稿费？轻浮而可耻。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显然，他对酸腐文人持轻慢态度，赞赏高才者去选择“科学的考证”一途。用顾炎武的眼光看，我大约连被轻慢的才资也没有，以科学的考证去经邦救国，更无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但旁观也是介入，辨认与见证同样是一种药品般的纠正。
　　 我喜欢苏轼，在他身上看见理想的中国士子形象——立德、立功与立言，兼善并美。元丰三年，即一〇七九年，黄州瘟疫蔓延，苏轼正处于贬谪期。在研读《伤寒杂病论》《千金方》等等医书基础上，他拟定一个处方：肉豆蔻，木猪苓，石菖蒲，茯苓，黄，石药，白术……十年后，任杭州知州，再次遭遇瘟疫，苏轼在城中心的众安桥边，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传染病医院“安济坊”，拯救民众无数。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在南阳盆地里的邓州，写下《岳阳楼记》，这一收束全篇的句子，让人惆怅万千。他的另一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我对自己的小忧乐与天下之间的关系，缺乏信心。幸而有张衡、张仲景、苏轼、范仲淹这些巨擘俊彦不绝涌现，方使得华夏中国屡屡浴火而重生。
　　 扎加耶夫斯基的《中国诗》，写到千年前的中国诗人，在雨水整夜敲打乌篷船的响声中，“内心终于获得平静”，而当代的“诗人们都十分重视获奖和成功”，又如何能克服内心的骚动与迷乱？的确，不少写作者手中的笔，混同于眉笔、口红、塑料花、计算器。他们对自己携带的病毒，不知不觉，像无症状感染者。庚子年这场疫情，像雨水整夜敲打乌篷船，教育我重视寂寞和失败，祛除虚妄与浮华。
　　 尚可自我安慰的是：一个写作者，若能在纸上自救，继而让阅读者获得勇气和力量，避免沦陷于共同或个人性的恐惧、困境，就是在维护语言的尊严、人的尊严。这一支笔，就能拥有铁锹、手术刀、针管的形状和力量。
　　 通过微信，为某医院护士群体捐款以购买防护服，表达感激，缓解羞耻。
　　
　　 05
　　 一场疫情，让所有人都似乎拥有了诗人气质——无济于事、有伤于心肺的诗人气质，对提高免疫力、抵抗疫情不利。但需要诗性的语言，来抵御绝望。
　　 来自异国或运往异域的抗疫物资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等诗句，传达着古老言辞里永恒的美意深情。各种“云朗诵”“云诗会”，使无数心灵在自闭与分裂中，得以整合与修复。
　　 “每首诗都是哀歌，因为一首纯粹赞美的诗是不可能存在的。”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终生书写“爱与死亡”这一主题。他相信诗歌具有治愈创伤的力量，一个母亲“如果用有韵的嗓音唱出所有的坏事情”，那就是一首诗，就能安抚一个孩子。把“所有的坏事情”唱出来，是诗人的责任。“用现实来医治现实”，还是阿米亥的话。换言之，用哀歌来医治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