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子，为振兴教育事业，政府从民间选拔一批具有知识水平的人充实教师队伍。姑父上过中学，自然就被选中了。
　　 由于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师资培训期间，食堂伙食非常差。一顿饭每人只有一个二两重的粗面窝窝头，外加一点咸菜，且喝的都是白开水。
　　 饿得晕头转向的学员们，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只能痛苦地忍受着。
　　 可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了讨好培训机构领导，为了表现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为了表现自己舍己为人的爱心，有人拿着“吃不了”的半个窝窝头，到处送人。这一举动竟引来了一些人赞许的目光，甚至还得到了辅导老师的表扬。
　　 如果人被饿急了，为了活命，去索取别人的东西充饥，人们出于同情，是会原谅他的。可明明饿得饥肠辘辘，却硬表现出一种满载修水、大腹便便的姿态，那就令人生厌而不能容忍了。
　　 姑父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等虚伪、做作而又不知廉耻的小人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抓小辫子的年代，话是不可以随便乱说的，有了不同意见只能咽在肚子里。姑父将满腔的愤恨强忍咽下。他什么也没说，便愤然地离开了这个集体，远离了那些不可与之共事的人。由此，他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就业机会。
　　 父亲读了五六年私塾，在解放初期的乡下，算是有学问的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当时国家刚经历过战乱，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从事于建设工作。于是，乡里的粮管所，供销社，甚至乡政府机关的领导，都先后来到家里，诚恳聘请父亲前去上班，结果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农民出身，乐于田园生活，乐于与淳朴的乡邻打交道，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
　　 因父亲的“固执己见”，无论人们如何劝说，他都不为之心动。乡领导眼见劝说无果，便提出了让父亲去村里做会计的建议。在此种情况下，父亲才不得已应允下来。
　　 父亲在村里当了两三年会计。按理说，做会计应该以做账为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几乎每天都要参加一些莫名的会议：有政治学习的，有讨论如何抓阶级斗争的，有批斗牛鬼蛇神及地富坏分子的，等等。
　　 除此以外，还要应付一些没完没了的检查评比和没什么实际意义的酒场。
　　 父亲是一个直来直去的庄稼人。他的宗旨是本分而又清净的做人、做事，他不愿意看见或参与那些无谓的清谈和纷争。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他想不明白，各人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踏踏实实地为村民谋福祉就行了。为什么要整天勾心斗角地折腾来折腾去？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一个让人郁闷的环境里？因而，他只干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决然地离开了村里的工作，心情愉悦地扛起锄头走向了田野。
　　 二叔是一个敦厚实在的人，不识字，长得一副好身板，就喜欢出力。是一个响当当的庄稼把式。耕种、收割，他样样农活都干在前面，劳动的质量，几乎无人与之相比。
　　 就是这样一个在广袤大地上默默耕耘、倾情奉献的人，解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的只是两个字，那就是“贫穷”。自然灾害时期，家人饿急了，就吃高粱壳。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逢人便说，高粱壳比树皮野菜好吃，高粱壳有粮食味。质朴的语言，听了让人无比心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民尽快致富奔小康，农村土地开始实行大包干的经营模式。在人们摇摆不定、争论不休的时候，二叔第一个挙手力挺大包干。当土地分到户的那一刻，他高兴得睡不着觉，兴奋得合不拢嘴。他逢人便说：“白白出了二十多年的力，终于熬出了头！”
　　 这是一个吃了二十多年亏，在心理及精神上被长期压抑着的农民的强烈呐喊与释放。他的话语虽朴实无华，却令人振聋发聩。
　　 有人认为，我亲人们的品格是迂腐、呆板、不合时宜，他们在现实中会吃亏，他们终将会被社会的大潮所淘汰。确实如此，我的亲人们平时在社会上真是吃了不少亏，可他们骨子里流淌的是正义的血，他们希望社会的诚实、和谐与公平。难能可贵的美德，最终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沐浴在这个春风里，他们都获得了社会的福报，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我的姑父，我的父亲和我的二叔，以及与他们同样命运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是真正的民族之魂。其高尚的品格，正在被后人们一代一代地向下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