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准备来校实习的学生发信给我，说她已经到学校门口了，我立刻想起上周四与她的约定，下周一下午两点到校进班。我一看手机，十八岁的她很守时，足足提前了二十分钟。我给予她爷爷辈的赞许，高兴地将其交给了班主任老师。
　　 我原本是个很守时的人。二十七年的小学教师生涯，屈指算来，应该没有迟到过一节课。我有个习惯，喜欢提前一两分钟到教室，行话称这叫“候课”。初等三尺讲台，是在乡村中心校，那时学校设有初中部，小学上课时间服从初中，每节课四十五分钟。后来，初中搬出，每节课少了五分钟，我觉得学生的时间更不能“克扣”。此外，我还有个不好不坏的毛病，小便的间隔不能超过两节课，所以，铃声一响，我准定下课，从不有意“拖堂”。进城工作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小学升初中考试全市统一划切分线，各校之间，各班之间加班加点补课风气日盛，无休无止。好像天色越是黑暗，老师才越是最伟大最醒目的一颗星。尽管“孩子还在老师手里”，家长“怒不可言”，我还是从久等的家长眼里，读出对不守时的无奈与抱怨。我不心甘情愿“拖堂”，但平行班其他班级做出了“榜样”，我被“裹挟”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将学生的家庭作业提前。这样一来，我的学生课业负担近乎于零。当然，有家长不理解也属正常。
　　 作为教师，我崇尚守时。守时是一种素质，是一种“职业病”。不经意间，我成为了校长，单位的负责人，我的时间概念在潜移默化中“微调”。第一个到校，在老师到班之前，或站在大门口，沐浴着朝阳，不问冬暑，向每位老师问候；或伫立于教师晨会的大厅，作准备讲话状。“候课”变成了“候人”，尊重与礼仪有之，督促与考勤有之。那般姿态不免有些“高高在上”，大有“监工”之嫌，每个教师小心翼翼，不敢迟到。至于下班，自然必须走在最后一个，无论是否有事，都要等老师们走了，关掉办公室的灯。时至今日，我发现那时的我“官迷心窍”了，误认为越是下班迟越显得干部当得大，干部当得忙。其实，当干部最好的形式是守时，最核心的是服务。误会归误会，我从不喜欢让老师加班加点，始终信守两个工作制，“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
　　 不主张休息日加班，一是加班必须有酬劳，经费有限，二是谁不期望有个放任的周末。所以，我曾对我的三任分管领导笑言：“休息日请不要喊我，我需要调节情绪，为的是更好地工作。”那些日子里，周六周日属于钓鱼，如若未果，骨头里有如小虫在爬，痒着，抓不着。所幸，分管领导深层次“体察民意”，总对我包容几分。
　　 参加过婚宴的人，特别是举办喜宴的人，对“守时”有着刻骨的心得。宴客多为教师的最准点开席，教师的时间观念属于职业素养。影响开席的，导致食客饥肠辘辘的，并是宴席的最高贵嘉宾，级别最高的某个领导。领导未到，宴席的帷幕不能升张。所以，饥饿难耐之下，不少餐桌趁主持人宣布开席大厅灯火熄灭之际，戏说着“浑水摸鱼”，为即将的豪饮做必要的奠基。等灯火齐明，餐桌上的冷盘已面目全非。有人告诉我，说一位领导已经迟到了，还端坐在驾驶员开的小车里，花上五分钟，认认真真整理发型，从容走下车来，对笑脸相迎的急切东家，挤出一丝歉意，道一声“对不起”……
　　 还有一种令人悲催的现象，就是会议的不守时。明明有的是会议议程，什么时候谁交流，谁发言，什么时候谁讲话，什么阶段谁作重要讲话，什么阶段谁对谁的重要讲话概况提炼，程序井然，一目尽知。可就是有人，见着话筒犹如见到了亲娘，话口大开。合理的作息与日程，对每个参与者有着巨大的心理暗示作用，他会为此做好最大承受的意念准备，如若“超时”与“随意扩容”，是对受众的不敬重，预期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我有个“诀窍”，如果预判可能延迟，倒不如将结束时间尽量后移，如若来个提前谢幕一定掌声响起，热烈，更多是激动。
　　 二线以后，参加会议少了，不过有两回跑到大都市开会的经历，感觉还不如从前。渴望着退休后境遇会完全改善。没想到，自上了老年大学，我竟“堕落”成了“迟到生”。
　　 晨跑带买菜，做了早餐需要品尝，餐具得清洗，每一项都有规定的程序，路上的红灯不敢撞，上课的时间雷打不动，学业再勤奋也不能毕业，只好挺身做个不守时的“迟到生”。老年大学的教室设置甚好，后门总是敞开着，虽然迟到了，我还是诚惶诚恐，轻手轻脚走到位置上，生怕影响了老师上课。因为，我也曾是个很守时的人，时间与效率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
　　 （写于2021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