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些遗憾就像蛰伏于胸的野草，一遇适当的气候和机会，它就会冒尖，重新萌发起你心底的愧疚之情。
　　 不久前，一位复旦的同窗来北海过年，我到北海与他小聚后，写了一篇小纪。
　　 文章推送到同学微信群后，引起大家一时的热议。
　　 热议的焦点，开始是说我没有理直气壮提到工农兵大学生的事。后来，话锋转到上个世纪80年代职称考试时，大家对各所在的新闻单位为难工农兵大学生职称考试发泄情绪的不满。
　　 知道一些内情的周老师在给我发来他了解的一些情况时，说到职称考试不是某一个单位的执意为难，而是上级对新闻职称评定工作的普遍要求。他提到当时考试的出题，参与其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几位老师，除了他，还有徐培汀、葛迟胤、丁淦林三位老师。之后，他不无遗憾的告诉我说，葛迟胤老师已英年早逝，徐、丁二位也已远行多年。
　　 听了这个消息，一时的难过突袭我的心，令我回忆起40多年前我与葛老师交集的一件往事。
　　 那年，我们入校没有多久。系里第一次组织学生到江苏望亭30万瓩电厂建设工地开门办学。伴随我们一同前往采访学习的，有班主任周胜林，和林帆、葛迟胤、丁淦林等多位老师。
　　 葛老师是分配指导我的一位老师。
　　 那一次，各位同学分别接受了采访任务，写出稿件后，由各自负责的老师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完善。
　　 按时完稿后，我交给葛老师过目。他反复看了两三遍后，也许发现有些地方需要修改吧，他在宿舍里与我一起讨论修改意见。
　　 葛老师思维灵敏，也很健谈，一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一直说个不停，并且嗓门比较大，音调也比较高。
　　 这时，和我住在同一个宿舍对面床铺的林帆老师进到宿舍，在旁边听了一会。也许，他对葛老师对我的态度很是不满，一时性起，他便用广东话跟我说，“你呣（不）要管佢（他），哪有咁（这）样‘嚇人’（教训人）嘅（的）！”
　　 停了一会，林老师又说，“佢（他）是管资料室的，所说的意见，也呣（不）一定都对。”
　　 葛老师听不懂粤语，当然不知道林老师对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从声音和脸色上看，略知林老师是在责备他了，于是，他很不自在的默默的离开了。
　　 面对两位老师突然造成的尴尬场面，我也一时无所适从，无言以对。
　　 其实，从心里上说，我觉得葛老师对我也没有什么过错，只是说话方式不够耐心。这，我是理解的。
　　 当然，林老师旁言突出，我觉得也是出于保护我的一片好心。所以，也不好意思当面立马拒绝他的善意。
　　 最佳的选择，我应该事后单独找葛老师解释一下，那一次林老师跟我说的话，也不是对他特别的责难，只是一番平常的批评言语。
　　 此事因我一时的失虑，没有做好善后，让他始终对我们说话内容无知至终老。现在回忆起来，我心里对葛老师有一种隐隐的亏欠。
　　 我知道，葛老师言语上的刺耳，应该是出于性格上的习惯，不是他态度的恶劣，更不是他对我怀有不善与敌意。
　　 在学校读书时，我常常去系里资料室借书，翻阅报纸，查找资料。葛老师是负责资料室工作的。每次到来，他都笑脸相迎，热情的打招呼说，“小龙，你来了，要找什么资料？”
　　 有一次，我要借一本《中国古典文学选读》下册，找来找去没有找到，葛老师过来问我找什么，我告诉他后，他说，“这本书刚好上一年级的同学借去了，等他还回来我再告诉你吧！”第二个星期我去到资料室，他即告诉我说，“小龙，你要借的那本书还回来了，在这边，我找给你。”他到里间很快就把书送到我手上。他对图书的熟悉，被系里师生称为“活资料”。
　　 在学校时，我知道葛老师和王中、舒宗乔、徐培汀老师都戴着“右派”的帽子，他们常常同处一室，无声无息的在工作。其它那几位没有分配参与教学任务，我没有接触到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唯有葛老师那一次到望亭，班主任分配他辅导我，因此我得以熟悉了他。
　　 至于葛老师起先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也是这次才从周老师那里得知一二的。
　　 原来，当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知名教授王中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他谈到的一些观点，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回来后，《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批判王中。报社一位领导到系里召开座谈会，年轻气盛的葛老师在那次座谈会上积极为王中辩护，过份激烈的言论，也伤害了报社，很快，一顶“右派”的帽子便扣上了他的头。一直压抑了将近20年，直到文革后期获得平反，葛老师才得以正常工作，担任资料室的主任。他的愿望是出一本写有关新闻研究方面的书，以供申请高级职称之用，但壮志未酬身先殉，直至最后辞世，也没有出成。
　　 葛老师不顺的人生遭际，很令人同情惋惜。
　　 暗暗中，我相信了这句话。性格决定命运。葛老师人生的惟难，除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因素外，也许与他在个人性格的调节与把握上的欠缺，也多少有些关系。
　　 现在写下这篇小文纪念他，既是偿还我对他的一点亏欠，也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再也没有在说话、做事上需要的那一份战战兢兢的谨慎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