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悉柳钗大姐告知“老徐走了”的电话，我一下愣住了。仅仅半个多月前，大姐还在电话中说道魁想见我，我说我在北京，等孙子放暑假，我回福州立马去见他。没想到老领导的身体竟不能等，未能再见一面，成了我和他永远的遗憾。
　　 放下手机，我跌坐在沙发里，闭上眼睛，脑子里尽是对老领导的回忆。
　　 1966年初夏，我调到了省公安总队宣传科电影队，道魁是科里的老干事，我和黄文祥是电影队的新兵。队长把我们两个带到科里报到。第一次见面，道魁不像其他人，只是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而是跟我们聊了几句，当他听说我是永新的，高兴地对我说：“好，老革命根据地来的小战士。”当时只觉得这个脸庞清瘦的徐干事对人挺和蔼、亲切的，其它没有太多印象。我在他手下工作过多年，接触久了，才知道他能识谱、会视唱、拉得一手好琴（胡琴、手风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个多才多艺很能干、颇受大家敬重的一个人。
　　 他的受人敬重，不只因为才干，更因为他的公道正派、正直为人和对下属的关爱。
　　 有两件事，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脑子的印象依旧很深刻。
　　 电影队孙火根是1968年的兵，小伙子工作积极主动，做事雷厉风行，被机关党支部作为发展对象。培养一年后，支委都觉得可以发展了，不料在征求政治部王主任意见时他表示反对，说小孙像个“造反派”，显然他对小孙发扬民主时的发言还心存不快。平心而论，小孙的意见是对的，但火药味浓，令领导面子挂不住。既然主要领导反对，那就暂缓一下，各方面再做做工作。领导的工作，并不好做，王主任不仅不同意，反而强调自己的一票“很重要”。党内政治生活，一人一票，理论上讲权重一样。实际上，他的一票的确“很重要”，如果他在会上率先反对，小孙入党的事就可能泡汤，怎么办？过了些日子，主任公出半个多月，他便召开党员大会，全票通过了小孙入党。
　　 主任开会回来知道这件事，虽没说什么，但对道魁同志的态度却有了微妙变化。有人私下为他抱怨，道魁淡然一笑说：“这是想得到的事，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必须对党的工作负责。”为了一个小兵的入党问题，他居然甘冒得罪领导的风险，这种不唯上、不唯权的公道正派的作风，令机关许多人感佩。
　　 还有一件事，就是道魁同志向师长催还《辞源》。有一次师长在办公室读《孙子兵法》，打电话来宣传科要借阅《辞源》，一借半年没还书，道魁知道这本书科里的同志也时常要用。正巧有一天师长在主任陪同下来宣传科看望大家，他便不失时机地当面催问：“师长，《辞源》还在用吗，如果暂时没用，就先拿回来，要用的时候，再给你送去。”
　　 师长说：“这书还没送回来吗？”
　　 “没有。”科里兼管图书资料的干事接话说。师长当即交待他的警卫员，家里和办公室都找找。不一会儿，警卫员就抱着《辞源》送到宣传科来了。这一切，陪同在侧的主任都看在眼里。
　　 师长走后，王主任说：“道魁，你还敢问师长追讨《辞源》啊！”
　　 他抿嘴一笑，说：“这书就这一本，现在还买不到，科里同志也常要用。”
　　 这以后王主任对道魁的看法和态度又不同了，他觉得道魁思想作风正派，对上对下一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至于道魁老领导对下属的关心爱护，我不仅耳闻目睹，还亲历过。
　　 一九六七年，我正处在入党转正、提干的重要关头，来自我老家的一堆黑材料，诬告我父亲是“三青团”、“国民党”骨干分子，是伪保长，把我的好事给搅黄了。受此打击，我当时情绪很低落，徐干事发现我精神萎靡不振，就及时找我去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现在搞运动，一些地方的派性很严重，有些问题一时难搞清楚，但你一定要正确对待，千万不能牢骚怪话，不能怨天尤人，也不能影响工作。他几次找我，耐心劝导说：“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你自己表现好才是最关键的。至于你父亲的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如果搞清楚了，你父亲真有什么历史问题，那也是他的问题。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表现好坏全在于自己。你要是斗志消沉，表现不好，即使父亲没有历史问题，你也入不了党、提不了干，那你就害了自己。”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对于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村来的小兵，真是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想当年，我的入党介绍人都没能这样提醒我，我能重新振作精神，努力工作，经受住运动带来的考验，多亏道魁老领导跟我的几次谈话，多亏他像自家大哥那样地开导我、叮嘱我。其实，徐干事当时面临我同样的境遇。提拔他的命令都打好了，只是还没有公布，也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告状信，命令被暂缓公布，他自己遭遇挫折，还不忘言传身教，劝导、关心我，使我深为感动。
　　 道魁老领导看淡名利，鄙薄权欲，也堪称榜样。
　　 他在部队的二十多年，一直坎坷不顺，论工作能力，他能说会写，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论工作精神，人称“拼命三郎”，他吃苦耐劳，经常加班加点地干；论思想作风，他求真务实、公道正派、敢讲真话、不谋私利、为人正直，联系群众、关心同志、古道热肠。他性格敦厚平和、对己自律甚严。年终总结，表彰奖励常有他的名字，就是提拔少有他的份。一些能力、水平在他之下的人提了，可他还在原地踏步，我们几个下级都在心里为他鳴不平，可他从没有因此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工作。
　　 道魁心里清楚，自己发展受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叔公的“事”。可是，到头来这是一场误会。他的叔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是被镇压，而是当年被红军误杀的，有人故意在当中搅混水。当河清海晏，这个问题搞清楚的时候，他的年龄又大了，已错失了很多提拔的机会。我曾问过他：“你真冤啊，老领导，你怎么没一点怨气？”他说：“怨什么呢，怨谁去？就当是父母，也有错怪自己孩子的时候，这样想就啥怨气也没了。”
　　 转业地方后，听说老领导干得也很出色。到退休年龄，有领导还想留用他，誇他“党性、责任心强”,却没有给任了快十年付处级的他提高职级待遇，有人打抱不平，相关部门领导竟说“他自己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是的，老徐“没有提”，他是老黄牛，只会干活，不会对组织提要求，他永远也不会提那样的要求，“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向党组织伸手要待遇呢？”他至死坚定地信守着自己心中的这个信条。
　　 我的这位老领导，1950年入伍，53年入党，56年参加全国公安系统功臣模范代表大会，被授予省级劳动模范，曾受到过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我的这位老领导，虽然官不大、位不显、权不重，但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关心群众的党的好干部。我的这位老领导，在我和许多人的心中，有着高大伟岸的形象，在群众中有着极好的口碑，一直以来被他的下级和身边的许多人所尊敬。
　　 我敬重的老领导，一路走好，你累了，在天堂安息吧！ 
　　
　　 2021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