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母亲领着我去了外婆家，次日清晨，母亲想在我睡醒之前离开，没想到当她就要提着一个花布提包跨出门槛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看着我，外婆外爷和母亲都笑了，我明白了母亲是要留下我独自回家，我有些着急，穿上衣服提着裤子也要跟着一起走。
　　 外爷笑着拦住了我，说是他家有好东西给我吃，顺便取出一把水果糖，塞进了我的衣兜，外婆更是用糕点之类诱惑着我，说得我心神不定，母亲说是让我住上几天她便来接。
　　 在外门的巷子，外婆拉着我的手，还有外爷在送别母亲，母亲拍了拍我的脑勺，说是要我不要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匆匆离去，望着她的背影，我有些后悔，不该贪吃而答应留下。
　　 那时还小，对于时间只有春夏秋冬季节性概念，月份和时日都很模糊，盼了好久，也没等来母亲，外爷和外婆在用零食安慰我的同时，劝我不要再想着回去，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外婆走到哪里，我就扯着她的衣角跟到哪里，后来又把我送到了村上的学校。
　　 外婆家的村庄比不得我们的村庄，很小，有3条巷子，4个生产队，自然环境很差，东边是金水沟，北边和南边也都是纵横交错的沟岔，而且很深。外婆家是个四合院，两行各有5间厦子房，院子后边有一棵枣树，一棵酸枣树，我没有见过那么高大的酸枣树，还有一小块菜地，菜地旁边是盛开的鲜花。
　　 我去学校并不是想学文化，觉得学校里热闹，外婆送我的时候，已经开学多日，我让外婆说给老师，不要让我写字，外婆笑着说：“我给老师说，不让我娃写字。”不想写字去学校干啥呀，我把学校当成了幼儿园。
　　 那一年的新鲜事很多，都是些轰轰烈烈人们不曾能够想到的。最初是除“四害”运动，大人小孩都拿着蝇拍，到处寻着打苍蝇，打蚊子，逮老鼠，苍蝇蚊子按斤而论，打死的老鼠把尾巴剁下来和麻雀一起上交，最有意思的是打麻雀，有的用弹弓，有的在晚上掏麻雀窝，屋檐下常有麻雀居住，好奇的小伙们就拿着手电扛着梯子去捉，老人们则拿着脸盆叮叮当当敲个不停，哪儿有麻雀就去哪儿敲，麻雀成了名符其实的惊弓之鸟，人们用各种方法驱赶，弄得麻雀飞来飞去疲于奔命，不少麻雀被活活累死。麻雀的锐减造成了严重的虫灾，后来人们不再与麻雀为敌，“四害”的对象更新为苍蝇蚊子老鼠臭虫。
　　 有一天，巷子里的一户人搬到外婆家来住，他家7口人，3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跟我差不多，屋里顿时热闹起来，外婆和我都很高兴，说是我有了一起玩耍的同伴，从此不再孤单。
　　 他家地主成份，同伴的爸爸是个大个子，她妈有40多岁，面目清秀，我觉得她的性格和别的妇人大不相同，说话时满脸带笑，有时还有些点头呵腰的样子，好像总怕别人找麻烦似的。
　　 生产队要在他家办公共食堂，村里人把办公共食堂叫吃“大锅饭”，说是要吃“大锅饭”，都很激动，尤其是妇女，说是这一辈子不再围着锅台转了。我还没听说过大锅饭这个词儿，不知道大锅饭与外婆家的饭有什么不同，只是觉得大锅饭的锅一定很大很大，看着人们期待的样子，想着大锅饭里的饭一定是特别好吃。
　　 一个阳光格外灿烂的中午，外婆领着我去吃大锅饭，院子门里门外挤满了人，喜气洋洋的，第一次看见几口那么大的锅，我觉得那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锅了，还有摞在一起高高的蒸笼，忙得不亦乐乎的炊事员，一切都很新鲜。一口大锅旁一个男人腰间围着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长把铁勺，锅里是豆腐粉条熬成的烩莱，鲜红的辣子和油腥漂浮在上面，每人一碗，馍是两个连在一起，大家叫它“条条馍”，一个漂亮的阿姨守在蒸笼旁边招呼着大家不要着急慢慢来，吃完再取。
　　 院子里和门外的巷道都是蹲着吃饭的人，男女老少一边吃饭一边在说活，亲热得像是一家子，那会儿我似乎觉得所有的老年人，都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所有的中年人都成了爸爸和妈妈，还有和我大小差不多的，不用说，都是兄弟和姐妹了。
　　 后来才知道大锅饭的锅不过是寻常的锅，我见过一口锅，那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锅，说出来估计许多人不会相信，世上的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别人做不到的。
　　 甘肃有个夏河县，夏河县城西边有个寺院，叫拉卜楞寺，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据说解放前在寺和尚足有上千人之多。1980年代初，那时寺院还没有对外开放，我有幸在被寺院高僧接见后，在寺管会工作人员的赔同下参观寺院，有一口锅将近3米深，是在特殊的宗教节日用来煮粥的，供千把号僧众食用，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大锅饭，据说洗锅时需得沿着梯子下去。当时我在想，那口锅是怎样铸成的，煮一锅僧粥得多长时间。
　　 公共食堂开办后，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分，到处都是热气腾腾，不久大跃进进了入高潮，炼铁炼钢修水利，年轻力壮的走了一批又一批，地里的庄稼和棉花都需要人，巷子里剩下的大多是妇女和老人。
　　 人们把去水库工地干活叫修水利，一天晚上，队长在社员会上宣布要外婆去修水利，话一出口大家都笑了，以为队长在开玩笑，没想到队长严肃地说：“大家不要笑，我也是没办法，工地上不断要人，地里那么多活谁干呀？”外婆说：“我去了能干啥呀，孙子谁管？”队长说：“你去顶个数就行了。”
　　 那个早上，炊事员为我们做的是油泼面，还有两个妇女，年龄不大，队长派外爷赶着牛车送行，生产队不仅要派工，还要解决生活所需的物资，车厢里装着粮食，还有別的东西，摞得老高，我们坐在行李上面，那天的太阳很好，我很高兴，想看看水库是什么样子，有多大，村头只有涝池有水，每年春节过后都会干涸，我羡慕有河流的地方，距离水库不远的地方还有山，每当雨过天晴的时候，站在村外的田野，能望得见几百里外的山，爷爷说那山叫中条山，山的高大雄伟，使我感到神秘而向往，水库附近的山叫黄龙山，是离我们最近的山脉。
　　 我们去的地方在县城西北方向，县上在那儿拦河筑坝修座水库，以解决那一带几个公社的人畜饮水困难和农田灌溉。太阳快要西沉的时候才到了目的地，我们被安排在附近村庄一户人家，村子北面不远处是正在修筑的大坝，穿过堤坝有几户人家，指挥部和食堂设在那里。一个个头不高脸有些黑的胖子是头儿，他问外婆：“王嫂你咋来了，还领着孙子？”外婆说是队长让来的，旁边的人都笑了，一个人说：“这老婆还是碎脚，路都走不稳，还领着娃，董下烂子咋办呢，快叫回去。”我和外婆被说的不好意思，胖子领导很和蔼，他对外婆说：“这里没有你能干的活，把娃看好，不要掉到河里，过段时间有送粮的车回去。”
　　 外婆上不了工地，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初来乍到的几天，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牵着我的手去食堂把肚子填饱，后来外婆帮着炊事员做些零活，我在村子里野来野去，有时去看筑堤的人打夯，等了好些日子也没有等到可以回去的牛车，只好自行上路，外婆还找了一截树枝当作拐杖，第一天走了20多里，路过老姨家的村庄，住了下来。
　　 回到村子，我又背着书包去了学校，外婆开始给队上的食堂磨面，整个冬天都做这事。磨坊在一处空着的院子，那地方原先是马姓人家的祠堂，办食堂之初，生产队把买来的石磨安在那里作为磨面的地方，每日天刚亮，保管员就用大称把一天需要磨完的粮食称好，记下数字，交给外婆，外婆再去饲养室把牲口拉来，为防止偷吃，磨面时要用像乳罩样的东西把毛驴的眼睛捂起来，那东西叫“暗眼”，毛驴戴上“暗眼”，专心致志地拉着磨盘转圈，从早上直到傍晚，磨好的面装在布袋，交给保管员，麸皮和面粉的数字要与原粮大致相等，超出允许减少的斤两就要受到批评，因此，一点也不能马虎，既不能让牲口偷吃，箩面的时候也不能使劲太大。
　　 一次面粉与原粮差了好几斤，外婆说可能是大称出了问题，保管员是个倔老头，说是外婆缺乏责任心，浪费了粮食，为这事晚上召开社员会，队长批评了外婆，还让社员们发表意见，妇女队长说外婆思想不好，浪费粮食就是在吸劳动人民的血汗，还说外婆有偷粮食的嫌疑，外婆气的糊里糊涂，这那是在提意见，分明就像批斗地主份子一样在批斗自己，其他人说的什么没有听清楚，只记下了说她吸劳动人民的血汗，她不服气，又不敢跟妇女队长理论，自家的成份不好，只能忍气吞声。
　　 好长时间外婆都很郁闷，她认为是因为自己老了，家里又没有小伙子，别人才敢说些过头话，让她难堪。外婆盼望着我快点长，说是等我长到十七八岁，她和外爷就有指望了。
　　 那些年搞阶级斗争，有了好的家庭成分，才能拥有好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最初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成分的重要性，巷子里有户人家，划成份时本来是贫农，老头子找到工作组，要求当中农，不愿意当贫农，说他家在旧社会并不十分贫困，觉得当贫农让人瞧不起。
　　 外爷家的成分是“小土地经营”，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新鲜，与“小土地经营”同属一档的叫“小土地出租”，小土地经营是在解放前家里有不少土地，自己劳动力不足，农忙时雇工耕种收获，小土地出租则是把家里的土地出租给别人耕种，这个档次的成分表明曾经剥削过贫苦农民，算得上是剥削阶级了。
　　 外爷小时候也很贫困，他的哥哥十几岁出家后多年没有音讯，外爷年轻时靠着勤奋和智慧翻了身，除了祖上留下的家产，又添置了一院房子，后来为供舅舅上学又把那个院子里的几间房子卖了，舅舅在同州府读书时跟地下党有了联系，去了延安，解放大西北时做粮食保障工作，后来留在了兰州。外爷还给我讲过他在解放前步行到兰州的故事，我只记得他常说的“十八马站到兰州”，那一刻我觉得外爷是个了不起的人。舅舅在兰州工作时外爷也在兰州，一次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时，塌伤了腿，回到家乡后，随着年岁的增长，腿病变得严重起来，右腿肚子很粗，青筋凸起，干不了重活，还经常疼痛。
　　 舅舅很少回家，外爷外婆像是现在所说的留守老人，日子过得很清苦，外婆常对人说当初不该让舅舅读书，要是在家里种地该多好啊。
　　 外婆磨面的半年多，每天放学后，我就去了磨坊，帮着看毛驴，有时也学着箩面，春节过后，外婆病了，病的不轻，从此就不再磨面了，外婆说她总算把孽脱了。
　　 母亲是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把我留在了外婆身边，当我再见她的时候，冬天过去了，那是1959年的大年初三，母亲父亲领着弟弟妹妹来拜年，他们对我来说变得亲切而陌生，我曾经等待着母亲接我回去，想妈妈的时候，流过不少眼泪，我问外爷妈妈咋还不来接我，外爷说等几天就来了，这一天的下午，母亲又要离开了，我想跟着回去，却又离不开外爷和外婆，送别的时侯，跟母亲走了一里多地，母亲安慰我说：“听话，回去，好好跟着外爷外婆！”
　　 料峭的寒风中，望着远去的母亲，我曾经生活过的巷子，邻里，还有过家家的小朋友，乃至整个村庄的轮廓，像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半年时间我长大了，对生活开始有了清晰的记忆。
　　 最初有多么开心，接下来就有多么惆怅，半年多时间，人们海吃海喝，像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来日喝凉水。第二个秋天，大锅饭就没法吃下去了，上午的稀饭越来越稀，下午的面条多半是绿叶菜。
　　 没有多久食堂不再做饭了，每天傍晚，每户发给一定数量的面粉，有时是大米，后来食堂彻底关闭了。那时的人容易激动，一年前入食堂时，想的是这一辈子都不再做饭了，村子里还规定不准村民家里冒炊烟，不少人家搬掉了锅台，大炼钢铁时，有的把锅当废铁卖了，这会儿不得不去县城把铁锅和其他炊具再买回来，重起炉灶。
　　 虽然大锅饭没法继续了，但是，大锅饭这个词儿却被保存了下来，后来“大锅饭”就成了绝对平均主义的代名词。
　　 食堂散伙了，各家分了些维持不了多少时间的粮食，政府提出的口号叫“瓜菜代”，意思是用红薯（地瓜）南瓜及各类蔬菜代替粮食，但是，能够瓜菜代的东西并没有多少，一段时间，下午上完课就放学生回家，大田里没有野菜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到村东的沟边寻找，到了冬天，我常常在傍晚时分去城外挦些麦叶回来，一个很小的布包，像是去走亲戚，不能让别人看出是干那活的，外婆叮咛我，不能连带根茎，说是到了春天，根茎会重新长出叶子。
　　 我还没有长到能多少挣点工分的年龄，不过，小孩有小孩的优势，身子轻，腿脚灵便，在陡峭的沟坡寻找可供下肚的东西，属于我的强项，外婆让我去找野菜时，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当我挎着布包回到家里的时候，外婆的脸上便露出了笑容，夸我的时侯总是那么一句：“我娃能指望上了，快快长，长大了就能挣工分。”我也在渴望着十七八岁的年龄，能拉着架子车把粪送到自留地，能上井把水担回来。
　　 一个春天的上午，我拔了别人家种在沟坎才长出叶子的萝卜，一个大汉，就是菜地的主人，狠狠赏了我两个耳光，那一会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愧难当。
　　 村外有几棵老榆树，树皮被剥的精光，其它树皮是不可以食用的，只有榆树皮可以充饥，剥下树皮去掉外层，便是乳白色的纤维，将它晾干碾成粉枺，与谷糠等难以下口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起到润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