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老家的人经常因食物短缺而吃了上顿没下顿。在实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父亲相约邻人先行乘火车去内蒙古及黑龙江等地探求谋生之路。
　　 走在荒无人烟的内蒙古草原上，几十里路看不见人烟。渴了，在草地里扒个坑，喝点泉水；饿了，就以野菜或野菜根充饥。眼看着一轮残阳悬挂到了西边的天际，落脚的村庄还遥不见踪影。再加之西风裹挟着阵阵寒意，及野狼的时而出没。孤独、无助及心惊胆颤，一齐向他们袭来。邻居老宋在父亲后面走着走着，就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并发出了嘤嘤的啜泣声。此时，父亲强打起精神，对他一再地安慰。并鼓励他，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天无绝人路，在太阳滚落山崖的那一刻，他们终于盼到了原野上的一点点亮光。那亮光不是别的，那是一家从蒙古包里所发出的一束温柔且又明亮的光！
　　 通过在此借宿才了解到，要想混饭吃的话，还是去黑龙江省的安达市。因为安达人多地少，土地肥沃，是逃荒的好去处。
　　 期盼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父亲返回老家以后，就带着一家人，来到安达市郊，在租借的一间冰冷的小房子里安顿下来，过上了与菜农们朝夕相处的生活。虽劳动收入不算很高，一家人却从此吃上了饱饭。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因受“文革”政治运动的影响，安达掀起了一个抓“盲流”活动。像我们这种外地来此逃荒的人，都被称之为盲流，属于被驱逐回家的对象。
　　 安达的人还算厚道，经过我们这些外来户的苦苦央求，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让外来在郊区劳动有一定时限的人家，去远离市区十来里路的乡下安家落户。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机遇，父亲便高高兴兴地带着家人到了乡下。
　　 安达的村寨，当地人称作屯子，屯子里的人住的都是土坯平房。
　　 土坯房的建造非常麻烦。到远离造房子上百米远的地方，要借用邻居的独轮车取土。备足了土以后，还要邀请邻居们帮着打墙。其打墙的程序是，顺着墙体的方向和墙体所需的宽度分别打下木桩。在木桩内两侧分别安装木板，形成一个水槽状的墙体。然后再往“水槽”内不断地添加掺杂了少量干青草的黄土。站在水槽两边的人，不断地用木榔头反复用力地敲打结实。直至把一节墙体打好后，再向上不断地腾挪木板，接着再打。待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整个房子的墙体就完成了。
　　 房子的上盖，是通过在密集的木棒上，铺设一层木板条及芦苇，或是高粱秸秆等，最后再在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白花花的碱土。这样，房子也就造好了。
　　 房子的土墙厚实，冬天住在里面不觉得寒冷；碱土有较强的粘和力，没有夏日漏雨的后顾之忧。
　　 历经父母亲的艰辛努力，我们在乡下，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属于自己的家。
　　 乡下的文革运动正搞得激烈，外地人来此要核实家庭成分。父亲诚实地告诉他们说，家庭是中农成分。一听说是中农成分，他们觉得很惊讶！中农成分？这还得了？中农介于贫雇农和地主富农之间，属于争取对象，也属于改造对象！
　　 父亲在他们的眼里几乎成了四类分子。除了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无休止地审问。不停地追问父亲在旧社会还做了些什么。父亲包括祖父，都是本分的庄稼人，以种地为生。日子过得殷实，一不偷二不抢，是出力流汗、勤俭持家得来的。他还能做些什么？
　　 因为父亲实在无话可说，他们便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企图从父亲口中寻找出一些“罪证”。实在是被逼急了，父亲便给老家的三叔写信，陈述了在外地的遭遇。三叔是父亲的胞弟。他通过自己当小学校长的人脉关系，在公社开了一个“下中农”成分的证明。父亲收到这个证明，交给生产队以后，他们才停止了对父亲的审问。
　　 通过成分事件，父亲认识到，此地不可久留。因而，一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很快便返回了老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老家的政治运动依然如火如荼。因外公是地主成分，母亲也为此受到了牵连。村里经常组织成分不好、或是历史不清白的妇女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别有用心的主持人，故意以引导、刁难及恐吓的方式，让参加学习班的人相互揭发、批判，以求因立功而提前获得自由。主持人常含沙射影地说，有的人出身地主家庭，为防止穷人偷盗庄稼，小小的年纪，就拿着鞭子在田地里看管庄稼。见人偷拿庄稼，便非打既骂。
　　 每每学习结束，母亲回到家里就泪眼婆娑地说，看庄稼又没得罪人，怎么就成了罪过？说得让人心里怪难受的。父亲说，咱没做亏心事，就不怕他胡乱说。
　　 母亲虽然没被人们指名道姓地批判、斗争，但那种难以忍受的冷暴力，也会使人悲愤地肝胆欲裂。
　　 人生是不可以选择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出身在成分不好的家庭，其学习、婚姻、工作、甚至当兵都会受到限制。
　　 有一个亲戚是我的同学，五年级升初中的时候，因实行推荐制而没被录取，邻居们竟不暇思索地说，他家是上中农，不让上学是应该的。
　　 邻居家的女孩子与地主出身的男孩谈恋爱。不仅男孩子被女孩子父亲骂的狗血喷头，而且女孩子也被父亲逼得寻死觅活。最终，这门亲事就被活活拆散了。
　　 还有一个邻居，因多年在外地工作，且是一个级别蛮高的干部。他回家探亲，想请左邻右舍的邻居到他家里做客。有的人却在私下里说，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不接受他的邀请，是为了与他划清阶级界线。
　　 更让人费解的是，有的人因隔代的亲戚成分不好，或是有亲戚在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生活，也会受到牵连。
　　 当时年龄小的地富子女受家庭出身的牵连自不必说，而那些年龄大的地富子女，所受的牵连则是灾难性的。他们整日带着白袖章，苦活累活都是他们干。就连村里放电影，也要成分不好的人前去打扫场地，忙前忙后地伺候，甚至连一个“同志”的称呼都不能享受。此外，他们还要接受无休止的戴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挂着牌子批斗，甚至被无辜地致残、致死，……
　　 成分，成为了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条看不见的绳索！
　　 那是一段极不正常的岁月。走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再也不会因饥饿而四处逃荒，更不会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诚惶诚恐地过日子。地富子女们从此获得了新生，过上了正常人的好生活。在全民建设小康、奔赴现代化新征程的道路上，他们正以昂扬的斗志和一颗感恩的心，为祖国的富强美好，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而无私地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