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候，几乎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外号，有的是依据长相来的，肥肥壮壮的被称为“胖子”或者“地主”，瘦一些的被称为“瘦猴”或者“麻杆”，还有“歪嘴”“对眼”“黄毛”等，这个几乎全世界通用;有的是根据名字的谐音来的，比如说名字里有一个“浩”字，外号就变成了“耗子”，有一个“文”字，外号就变成了“蚊子”。有些人还会有几个外号，有些人的外号会跟随他一生，甚至有些人外号还会传给他的子孙。例如，老家一个叔辈外号“老扁儿”，他的儿子就被称为“小老扁儿”，有了孙子干脆被孩子们就叫成“扁扁”了。
　　 无论那种外号，被称呼者往往一开始也很不爽，可是越是想甩掉，不让同学们叫，往往孩子们越是来劲起哄，叫的越响亮。最后也只有无奈的接受，含糊着答应。
　　 我有两个外号，一个是大舅家表姐说我像某个电影里面的“齐德贵”，所以每次我去她家她都这样逗我。还有一个就是上学时候同学起的，那个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听收音机讲小说是最大的娱乐之一，好像是《敌后武工队》里面有一个叫“松田”的鬼子，由于我姓田，这顶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还有一个田姓同学由于比我胖，壮，就摘得了“地主”的“桂冠”。闹起来有时候我两个还要争一争谁管谁，他总是说他这个“地主”是某个某个大地主，鬼子官见了都要打立正，听他指挥。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往往我们班的“八路军”就会把手比划成手枪的样子，说“你们两个坏蛋，通通地枪毙”，随后嘴里发出“啪，啪”两声枪响，我两个只好发出“啊”的一声惨叫倒在板凳上装死。
　　 记得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转来了一个叫“聂心红”的女生。她是“地质队”的，是跟随父母来到我们这里的“外地人”，后来才知道就是北京东-燕郊人。操着很好听的外地口音，她个子矮，正好和同样个子矮的我分到了一桌。在我们这些“土豹子”眼里，她是那样的不一样。她用的书包是那种工人用的印有五角星的帆布包，比起我们的家长用各种布头拼凑出来花里胡哨的书包不知要高级多少；她用的铅笔盒是带吸铁石的粉色带动物图案的软塑料的，每次合上都能发出“啪”地脆响；她用的橡皮是红色带有香味的；还有自动削铅笔的转笔刀等等，这些都是班里从来没有过的。她老爱穿一件红衣服，密匝匝的头发上梳一个长长的马尾辫，总是扎着红色的蝴蝶结，走起路来头发甩啊甩，蝴蝶结跳呀跳。白皙的脸上虽然有几颗“雀子”，但总是带着笑意，还有那飘过来淡淡的“郁美净”雪花膏的香气，简直让我这个相形见绌的邻桌手足无措。对比起我的用两个猴皮筋随意扎成的两个发黄的羊角辫，脸上还带着“崩刺”“土豹子”女同学，她简直就是仙女下凡一样。
　　 只可惜，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被淘气的同学起了个外号叫做“三姨太”。大概就是“松田”这样的坏蛋，身边就应该有个洋气的“三姨太”在身边才般配。聂心红不知道为此事哭闹过多少次，每次她都愤怒地说“讨厌，再叫，我就告老师！”。因为当时当地土语里没人会说“告诉”更不会简称“告”，这个“告”字就和“告状”联系在了一起。同学们于是更是起哄道:“你去告吧，去法院告吧，把老师抓起来还不用写作业了呢，哈哈哈”。我们班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一头灰白头发，镶着两颗金牙，微胖的女老师，她教过除了我爸以外的我的七个叔叔和姑姑。状告到她那里，她总是拿着教鞭严厉地批评带头起哄的几个：“小小年纪，不学好，你知道啥是三姨太”。教鞭就会重重地落在淘气孩子的后背上，屁股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淘气的学生嘴里喊着“疼，疼，老师，别打......”脸上却还是嬉皮笑脸的样子。
　　 我那时候腼腆，老实，学习成绩又好，从没有叫过对方一次“三姨太”，更没有欺负过这个外地的女同桌，所以也没挨过教鞭打。反而是老师向我求证是不是“某某某”又叫聂心红为“三姨太”了的时候，我也从不袒护我的本地同学，站出来指正。为此挨了教鞭修理的孩子们事后会更加起哄说：“就是你个老鬼子‘松田’的三姨太，你才这样护着她”。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可当时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尴尬，很生气。尤其是聂心红，她是外地人，在无休无止的胡闹中，孤立无援，时常为此流泪，郁郁寡欢。就连女同学最钟爱的跳皮筋也很少参加，课间一般也默默地看书。还记得她的成绩一直很好，经常名列前茅。
　　 地质队和我们村就隔着一条马路，在对面的一个大院子里面。可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样。地质队的大门口写着“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正对大门的橱窗里是“马，恩，列，斯，毛，周”的大幅画像。厂子里面矗立着高高的水塔和锅炉烟筒。每天进进出出的工人总是穿着统一的制服，扛着工具带着安全帽，有的还带着眼镜。他们每天坐拖拉机行走于方园百里的地方，打下一个个竖井，钻头带出一节节圆柱形各种颜色的矿石，为国家寻找财富。
　　 我们小孩总是愿意跟着地质队看热闹，听那发动机和旋转的钻机发出的轰鸣声，看那浑浊的泥水从地下涌出。到了晚上，还能看到田野里，山头上，在高高竖起的井架旁，闪烁着“嘎斯灯”喷喷吐地淡蓝色的火焰。那些溅满泥浆的工人被村民们称为“非农业”，他们总是能掏出花花绿绿的钞票从村民手里换取鸡蛋，蔬菜等副食。他们抽的烟也是盒装的，甚至是带“过滤嘴”的。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结伴捡来烟纸盒叠成“元宝”来做游戏，甚至把里面的“银纸”交给大人，等攒多了大人会折成蝴蝶形状，配合“箭杆”（高粱结穗的那根长杆），串成门帘儿。
　　 地质队的大院对我来说是神秘的，我们小孩是不能进不去的。自从认识了聂心红，她邀请我去地质队玩儿，慢慢的我就出入自由了。带红胳膊箍，叼烟斗的大爷也不再管我了。 我也能捡到更多更加高级的烟纸盒“大重九”“大前门”等等，比起普通的“官厅”高级多了。
　　 那是源于又一次起哄，恶搞的同学又称呼我俩“松田”和“三姨太”是两口子，甚至把我两个往一起推，聂心红的头被磕在桌子角起了一个大包，头发也散乱了，趴在桌子上呜呜的哭。我护着她，也被扯掉了几颗纽扣，我急了，和那么多同学厮打了起来，结果当然是占不到什么便宜，挂了彩，又被戏弄一番。可是因祸得福，没过几天，聂心红课间居然偷偷塞给我几颗奶糖，这奶糖可是稀罕物，之前我过年也只吃过水果糖。再后来她竟然邀请我去地质队看电视。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么大的村子连一台电视机也没有，最多一年能看上几场电影。第一次走进这个神秘的大院，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成排的拖拉机，码放整齐的钢管，雪白的墙上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和“工业学大庆的标语”这都让我目不暇接。最开心的莫过于被聂心红带到地质队的“职工之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是什么。一个一人多高的木架上放着铁匣子，上面有孔，露出两根长长的天线，铁匣子的一面露出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显示屏，正在放着动画片“鼹鼠的故事”。电视机底下放着几排长条椅子，挤满了大人和孩子，仰头观看，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我的目光一下子被画面吸引住了，椅子上没有空位，我就傻愣愣的站一边对着屏幕发笑。动画片放完后就是新闻联播，广告……总之，不论什么节目，看的人都是那么入神，津津有味！可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来了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啪”地关掉了电视，一边上锁一边说：“到时间了，电视机该休息了！”无奈地人群意犹未尽的散去。地质队里还有滑梯，单双杠，蹦蹦床，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玩的甭提多开心了。临走，聂心红的妈妈还送给我一块松软的面包，那是从没体味过的美味。
　　 过了没两年，聂心红跟随父母的地质队转战别处去了。她没有和同学们辞行，只是那天上课了她还没有来，然后胖老师淡淡的宣布聂心红转学走了。我看着空空的邻桌，心里莫名的难过。但也隐隐为她高兴，心想：“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就再也没有人跟你叫‘三姨太’了，你是不是就会快乐许多了呢！”可淘气的同学阴阳怪气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你的三姨太跟别人跑了，噢噢！”课堂里一阵哄笑。
　　 40年快过去了，可能也是我现在身居燕郊的原因吧，突然想起了这些往事，我想就算是我俩个面对面坐在餐厅或者地铁里也肯定不认识了。或许她随父母落叶归根回到了燕郊老家，也可能远嫁他乡，儿孙满堂。但愿她想起这些往事时不要记恨曾经起哄跟她叫“三姨太”的同学们，想起我这个试图保护她，但却无能为力的同桌，有一丝丝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