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结束了十年幕府生涯，开始长达八年的刺史任期。
　　 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岁。四十岁的年纪，足以让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他走马上任了，第一任是黄州，当时正逢边疆回鹘大乱，杜牧急于为朝廷出力献策，不断就用兵之事上书。
　　 他在大厅不断踱步，心情焦灼。闭目思索片刻，手书《雪中书怀》：“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
　　 诗大气磅礴，颇有岳飞《满江红》的气势，而且有浑然天成的雄魄。
　　 其实，早在二十多岁时，他就说过：“为国家者，兵最为大。”
　　 十年来，尽管多有坎坷，却一直初衷未改。他一直准备着，他把目光投向远处，投向边境，投向大西北。他四处搜求兵书，苦苦研读。
　　 他对自己所注的《孙子》十三篇极为看重，直到最后为自己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仍然没忘记下此一著作。
　　 一段时间，杜牧心事重重。他苦于不能亲自上阵，为此专门上书，力陈用兵之策，而且写得十分具体。宰相李德裕不愧为识才之人，他一一采纳了杜牧的策略，最终取胜。
　　 当年，宰相裴度领兵出阵，曾召韩愈为行军司马，并得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在韩愈的建议下连连取胜。韩愈在两次平乱中都曾经立下了大功，这让杜牧非常崇拜，而且钦羡不已。
　　 当他给宰相上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或许想到了诗人韩愈，与大多数儒士不同，杜牧自少年时代至晚年，一直在兵事上投入极大关注力，并且留下了许多著作，可惜的是他一生都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可以说是壮志未酬。
　　 这一年，杜牧入仕不久，他去了江西，进入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最初做团练巡官。后来杜牧又跟随沈到了宣州，四年半之后因为沈升迁朝官，再入牛僧孺的幕府，去了扬州。
　　 比起在京城做朝官，他在幕府中的生活一下松弛下来，好像并不繁忙，游宴很多。“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薄书宴游间。”这是他的生活写照。这个时候，他正值入仕初期，期待很高，所以最后仍旧不可能安于这种外放的生活，仍然要心系朝廷。
　　 大约三十一岁这年，他在扬州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大文章《罪言》。《罪言》言词锋锐又真见弊，反映了他相当急切的态度，他深刻的忧虑与牵挂。
　　 他的一系列治国论兵的宏文，大致都是在外放期间写出来的。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辽远更开阔之处，想的都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如何收复失地，整饬千疮百孔的国土，如何削制藩乱，这些让他用尽了心思。
　　 他在幕府和刺史任上，文字中用力最大的就是这一类，特别是用兵之策，其胸襟和目光不可谓不高阔不周密。
　　 的确，他的这些宏论绝非八股之文，而不乏用心缜密的筹谋。它们有的是写给宰相的，有的直接送达有关主持者，无一不是了实用。
　　 杜牧一生都没有上过战场，却是一个对兵事始终专注的研究者。
　　 不料，他平定回鹘的韬略，却被执政者认为“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他只能面对漫天大雪发出疾呼：“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
　　 他在给吏部尚书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三守辟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运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
　　 这时候的杜牧已经是几次主政一方的刺史了。在他看来，他应该是处于更加中心的位置才好，应该把持朝政的枢钮，至少是封疆大吏才好。在杜牧来说，人生经过半百，操心却已四十年，国事对他而言，仿佛家事。他愤懑不已，言辞凿凿。
　　 展读他的一生，他是如此的执着，有屈原那样的虽九死而无悔的坚韧，推搡之后又复为振作，伤厥之后再次集聚。也许是连遭危难的国运带来的巨大的忧患，从另一个方向激发了他，催促了他，让他挣扎和拼争，以至于不顾一切。
　　 他也有沉湎，甚至于堕落。但他可贵的是，仍然能够从底层翻转一跃，登上高处，注目更高更远的方向。
　　 他抱有奢望，而且一生未曾泯灭。这是怎样凄厉的动人的呼声。我们从这历史的回声当中，可以听到那么多的隐秘。
　　 杜牧远离了京城，远离了政治经济中心，他把个人的忧伤与欣悦大多写成了诗。柔软沉迷的诗情偏重于写柔肠，写男女情怀。而他那些游历山水诗的抒发，大多是英爽清澈的，他的七绝，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他的文章直追韩愈，犀利奇警，理性极强，说服力和器局都为之一变，强壮而直达，有一种当仁不让之慨。语势雄壮，所用言语掷地有声，令人振作。
　　 他的文章比作他的诗作，好像换了一个人，内容与节奏全然不同。但唯有内在的那一种率性和利落，仍旧是相似的。他后来的这些诗作，与早期又有区别。他在诗章方面推崇杜甫和韩愈，曾经他瞧不上当时流传于市的白居易和元稹的俗直风格，绝不随众就俗。
　　 杜牧的怀才不遇感很重，这本来在许多官场人士那里是最常见的。我们还难以找到一个为官者，在自己的诗文中大表知遇之后的舒畅，而是相反，是怨与愤、悲与屈。这也正常。
　　 但在杜牧这里更进一层的，就是急切和委屈。他不是一般的奋斗入仕的中下层儒生，而是生来的豪门弟子。他有一种“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的豪壮和自信。这是不可选择的一种出身，连带而来的是全部的、多方面的元素和因果。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性情与文章，还有他的人生道路。他的这一些凄凉的呼号，恰好是在主政一方的刺史之位上的人，但难以想象的是，竟然写出了“吊影自伤，向隅独泣”这样的句子。
　　 应该说，他十年幕府的生活还是相当惬意的。“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当时的风习与幕府生活环境，更是加重了他的这些嗜好，难免出入一些声色场所。《太平广记》记载中他在牛僧孺手下任推官、掌书记时，几乎夜夜都到十里长街去找歌妓，以至于他即将去京城任职时，牛僧孺为其送行摆下酒宴，特意叮嘱：“我常耽心你风情不节，或有伤身体。”最高的地方长官竟能发出这样的临别赠言，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关切和爱护他，也可见杜牧是怎样一种生活情状了。
　　 是的，诗人尚在青春之期，心志与身体全都强盛，沉迷其中也能理解。这时候他写下了为数不少的缠绵之诗，艺术与情致皆有可取，也非常感人。他为那个写“天下独绝”的歌伎张好好，留下了长达五十八行的诗句，并且写在了硬黄纸上，“高一尺一寸五分，长六尺四寸。”
　　 宋代的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以《张好好诗》和《杜秋娘诗并序》为例，认为“牧风情不浅”，李商隐有“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这也是古今才子之殇，没有办法。有才，多情，沉湎，缠绵，难以挣脱。因为这样一个生命，其才华会在一切方面，而不仅是男女之事上深入地表达。这当然需要强大的理性去控制和节制，但有时候，理性也会抵抗才华的发挥。
　　 在人们的印象中，唐代仕人在朝做官，离开京都外放是痛苦的。如果出仕不利，才要到地方幕府去谋职，以这种方式作为从政的开端，往往是志不得展的一个过渡期，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进京做官。这方面不乏先例，最典型的就是韩愈，还有李商隐。
　　 杜牧最初入仕任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这只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校刊典籍之类，繁琐而平庸，在杜牧这样才华横溢壮志凌云的青年来看，大概像飞鸟入笼差不多。他迫切需要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苦熬了半年，然后就离开了京城，去了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这位幕府的主人，与杜牧祖父杜佑关系友善，而且沈传师本人也深得杜佑赏识，当年杜佑还将表甥女嫁于他，可见两家还有远亲的关系。幕府事务之繁忙，生活之刻板清苦，常常在其他人的任职经历中提及，大诗人杜甫为剑南参谋时就屡有抱怨，说道：“信然龟触网，直作鸟窥笼。但在杜牧这里情况与那些人迥然有别，他与杜甫韩愈李商隐这些人还是大不一样。
　　 正因为有地方最高长官的护怜，所以这段日月并不难过，不过是处理文书，参加宴游等。他最初做府中的团练巡官，京衔为大平理事，从八品下。这时的杜牧刚刚二十六岁，属于大好年华，时间对他来说好像并不紧迫，所以在外省增加一些见识，等待时机，一切似乎还来得及。
　　 但是出乎预料的是，这种幕府生活前后延续了竟有十年之久，实在是太长了一点。这期间他先后去了几个城市，有时候还要被刺史派往一些地方巡视，见识多，也算自由得意，但仍然有一种不得伸展的委屈感。
　　 他在幕府中流连穿梭，从江西到安徽，再到扬州，风物皆好。特别是扬州，当时为天下最为开放富裕之地。在这里，刚过三十岁的杜牧与最有名的歌女过从甚密，是十里长街的常客。他跟从的最高长官开始是沈传师，后来是牛僧孺，他们或曾经是杜门通家之好，或为祖父辈的属下或弟子，所以他们对他总是爱护有加。牛僧孺曾担心杜牧夜里到歌伎馆舍之类地方不太安全，总是暗中派人保护。”歌谣千里春长暖，丝管高台月正圆。“杜牧对那些岁月多有描述。这只是一种生活情状、一种心绪，他在这十年间经历得实在太多，张望得实在太多。
　　 许多时刻，他的目光望向京都，为国事焦虑不已。也就是这个时期，边境屡屡告急，藩镇割据，廷上党争激烈，宦官飞扬跋扈，这无一不是他心中的痛楚。
　　 他在这段时间里写下了那么多痛彻心扉之文，焦思不已。他从强国方略到用兵之策，常常是如鲠在喉，一吐为快，直取要害，言之切切。
　　 在入仕之前，甚至是少年时代，杜牧就开始研读兵书，耳濡目染全是国之大事。一直以来，他都几乎无法停止对家国的思考，身在幕府，心系朝廷。他的那篇有名的《罪言》即初入幕府所作，说到太行以北和黄河以东的重要：“王者不得，不可以王，霸者不得，不可以霸。”
　　 何等的自信，气概夺人。心气之高，志向之大，完全不像一个沉溺在酒色之中的公子哥，而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国之栋梁。
　　 可见，他的豪志不是一种萎靡的生活所能够覆盖和消磨，他的一种志向和胸襟的蓄养之深厚，非常人可比。
　　 十年幕府生活蓄积了杜牧的大阅历，开拓了他的大视野，也让他耗尽了青春。在这个期间他留下了大量的豪迈的文字，这些文字在同类的历史文献中都显得光彩夺目。
　　 十年强弩，欲留字墨，他这一支百步穿杨之箭，能飞多远，对他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百步穿杨，扬林十里，弦鸣有声，飞鸟四散。当他后来收拾这一片惊惧之势的时候，该发出怎样的感慨？
　　 他从遥远之地写给宰相书，一再的感叹自己，发出此落的穷困、潦倒的窘迫。这里面显然有十年幕府的深深的磨损，以及焦虑期盼的无尽摧折。
　　 燕雀未知鸿鹄之志，丝乐管弦之后，是无尽的长夜，属于他自己的黎明还遥遥无期。
　　 这是一段荒凉的生活。他的内心深处是冷寂的。外在的热烈，还难以融化他最深处的寒冰。
　　 当他从十里长街独自潜回寓所的时候，最难以煎熬的时光也就开始了。
　　 杜牧在仕途上一路匆促。他在幕府中耽搁得时间太久，最终还是渴望在朝中任职，也先后有过五次机会，可是每一次似乎都因为各种原因匆来匆去，都没有细细经营的时间。他宦游四方，最怀念之地便是长安故地的朱坡樊川。
　　 这是他最后的一处人生的驿站，也是连接他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地：“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他最后一次到朝中任职中书舍人，已是年介五十，这成为他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职级，可惜已近生命尾声。
　　 巧合的是，韩愈也是49岁任中书舍人，白居易则是50岁任中书舍人。这让我们想象，如果杜牧能够活的年龄再大一些，也有可能增加一段顺畅的仕途，可惜，他只在正五品的中书舍人之位上待了一年多一点，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令他迷惑的世界。
　　 在这段时光中，回首来路，不胜感慨。第一次入朝任校书郎时刚刚二十六岁，他是在一年间进士得中、吏部制举登科的豪门子弟，可谓春风得意，看上去似乎前程无限。但进入仕途即很快发现，一切远不是那么回事，现实庸常而又残酷，这很快让他清醒起来。
　　 面对荒淫怪戾的皇帝，横行宫廷的宦官，激烈相搏的党争，这一切交织成一场噩梦。
　　 他所作的工作不过是校理典籍之类，枯燥无趣，官职低微，仅仅是从九品上。在他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贵族世家子弟而言，纵马扬鞭的驰骋还差不多，要这样安顿下来苦熬，一边看着荒诞而残忍的闹剧，那简直是一场最大的折磨。
　　 杜牧简直受不了了，他走开了。比起任朝官的日子，外放的幕府生活新鲜刺激，也自由得多。因为顶头上司观察使沈传师是杜牧家族世交，这就给了他如鱼得水的环境，虽然远离权力中心，却也另有一番景致。在他这样的年龄，可以一边从容地应付眼前，一边谋划远大的未来。
　　 初别朝廷是一次大解放，有如飞鸟扑向高阔的天空。他兴奋，甚至手舞足蹈。
　　 但他的高兴很快就被现实的冰冷浇灭了。直到大和九年，他才第二次入朝，这时候已经是七年之后。这一次得任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与初次入朝时隔近八年，时间过得太快了。此时的朝中生活不仅没有变得更好，而且更加混浊，阴云密布，正处于一场巨大风暴的前夕。令人震惊的是，宦官集团竟然敢与皇帝斗法，宫廷里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