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忽然听到远方传来布谷鸟的啼叫声，忙停下手中的活，把头探出窗外，火辣辣的阳光立刻扑面而来，不由感叹，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夏天了。
　　 打开手机日历，原来时令已到了芒种节气，麦子熟了。
　　 这叫声在我听来更像呼唤，每年都会如约而至，我仿佛看见年迈的母亲站在胡同口，踮起脚尖向着大路张望，看看那来来回回的车流里是否有她儿女们的身影？
　　 父母已年过七旬，地里的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吃力，但他们又不愿让地里长满荒草，我们便在农忙时节回家，任凭父母对我们发号施令，干不好母亲也不会责备。其实，现在种地简单多了，基本都用机器，就是用点力气而已，按照程序下来，从收割到入仓也就一两天的功夫。
　　 我喊了大弟，驱车直奔家而去。到家一看大门紧闭，一把铁锁威武地挂在上面，他们应该是去地里看麦子了。我这样想的时候，大弟已把车开到了地头，没有麦子，地里一片白花花的麦茬。奇怪，今年母亲怎么没喊我们呢？这是走错了地块，还是没等我们回来就把麦子收了？
　　 掉转车头，向往年他们晒粮食的地方走去，果然，那里一地金黄。远远地看见分散着五六个人在往外推麦子。
　　 麦子已经摊开一半，见我们来了，父亲直起腰，抽出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脸上的汗，有些责怪地说，你们回来干啥，又没给你们打电话。你看，你婶，大爷，都在帮忙呢！
　　 说话间，婶走过来了，玲子，这是多少年没见你了，还认得婶不？我摘下口罩，笑着回答，哪能不认识呢，小时候天天在你们家炕头玩，叔给讲的故事也都记着呢！
　　 我抢过她手里刮板，招呼他们去树荫下歇歇。我和弟几分钟就把剩余的麦子摊完了。婶递给我们一人一瓶矿泉水，羡慕地说，还是年轻好，有身有力的，我们可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婶并非我的亲婶，在村里按辈分我叫她婶，她是我老家的邻居。那时候母亲和她还有同住在一条胡同里的另外两个婶简直可称四人帮。农闲时节，打扑克成了她们共同喜欢的娱乐节目。好似那时候打扑克是许多农村人的爱好，难得的是能凑一个好局，得是能说上话来的人，要不就会为个输赢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那就失去玩的本意了。父亲虽然不喜欢这项娱乐，却也不反对，任凭母亲疯玩。
　　 冬夜漫长，时间在她们那却不禁混，每次都是不觉尽兴，直到挂钟叮叮当当敲了11下后，不定谁就会说一句，最后一把，打完这把就散了哈！一般情况下是默认，打完各自回家。但有时候婶意犹未尽，就会说，再打几把，十二点再住。她们也不推辞，兴致一点不减，你一张我一张地摸起牌来。
　　 也有玩兴大发刹不住车的时候。那是在一个临近春节的晚上，她们聚在婶的炕头，各人纳了一会鞋底，就开始摸牌。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四点，父亲睡醒一觉发现母亲没回来，就又睡了一觉，还是没回来，以为出了什么事，就找过来了。到了婶家一看，好家伙，四人还在出牌呢。父亲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把她们的牌桌掀翻，大声指着挂钟问，看看几点了，还有数没数。喊叫声把在隔壁房间已经睡下的叔也惊醒了，顾不得穿衣服就跑出来瞪着眼睛看；我们几个小孩子也醒了，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母亲她们抬头一看四点了，居然笑得直不起腰了。
　　 这件事让她们四个出了名，在那个年代，算是新闻了。常被村里人当成谈资议论。母亲不以为然。但父亲偶有失误被母亲抓住把柄的时候，父亲就把这件事搬出来，母亲就又笑得前仰后合，就这么一直被父亲说了很多年，不光当着母亲一个人的面说，婶在的时候也说，不厌其烦地说，说得次数多了，母亲和婶倒觉得很光彩，她质问过父亲，你想玩到天亮，你有这个胆量吗？我们玩就玩得尽兴怎么了，妨碍你们什么了。
　　 从那以后父亲不再提及这件事。
　　 我们小孩子就在一边玩，大多时候是在婶家。叔是村里的语文老师，他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当母亲收拾好碗筷的时候，我就紧盯着她，她一解下围裙，我也赶紧做好出门的准备。
　　 我们开始听故事的时候都很兴奋，一过了九点瞌睡慢慢就来了，几乎每次都是故事还没结束就睡着了。叔就给我们几个孩子盖好被子，自己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母亲他们散场以后把我们摇醒，各自用大棉袄往我们身上一套，抱起就走。
　　 母亲她们不光聚在一起打扑克，什么事都爱凑一块，雨天里一块纳鞋底，搓麻线，织毛衣，有说有笑，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母亲是她们的大姐大，这些婶之中，无论哪个两口子吵架了，都来我家找母亲哭诉。母亲二话不说拉起她们的手随手抄起一把笤帚就出了家门。
　　 不管是谁，那些爷们都怕母亲的笤帚疙瘩。因为母亲从来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先噼里啪啦一顿抽，帮女人们出了气以后，才会去慢慢询问吵架的原因。那时候两口子吵架是家常便饭，孩子多，收入又少，缺米少盐不说，遇上个心情不好，就发起牢骚没完，两人话赶话就吵起来了。
　　 母亲这方法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的那些姐妹家里渐渐就没有了战争，她的方法也就隐匿归山了。后来母亲告诉我，用笤帚疙瘩抽几下也抽不疼那些皮实的庄稼汉子，她心里有数着呢，这反倒把那些女人们的心抽疼了。母亲一边打一边留心观察女人的表情，直到女人脸上的怒气消散。
　　 母亲抓住时机，把笤帚疙瘩扔一边，再去问女人还打吗，女人哪还有什么火气，捂着嘴只想笑。母亲话锋一转，把枪口又指向女人，厉声责问，一家人过日子，锅勺能不碰锅沿吗？男人是一家之主，干活多，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们要想和他白头到老，不就得替他分担一些吗，别一不投心眼子就使小性子，多伤和气。女人低头不语，算是默认母亲的话。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我们都已长大，父亲操心起两个弟弟的未来，便去村里申请了一块地皮，新建了十间瓦房，我们离开了那条胡同。母亲离开了她那些朝夕相处的姐妹，在我们的新家，我们有了新的邻居，但母亲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几年后，婶的爱人因肝癌去世，叔才刚刚五十出头。母亲闻言，放下家里的活，对我们说，天塌下来也别叫我。她整天整夜地陪着婶，直到婶哭干了眼泪。
　　 后来婶经人介绍去了外村，可没几年婶又回来了。母亲去看她，婶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母亲敞开心扉了，她和母亲之间陌生到无言以对。后来婶又回到那个男人身边，没过多久又回来了。这让母亲很是担心，她找人打听了，婶过得一点都不好，原因是那个男人有个果园要管理，还有个孙子要看，婶和那个男人做这些活的时候就心里不平衡，我家儿子在外边做生意，地里还荒着呢，他卖的苹果钱都是放在他口袋里，自己并无多少安全感。她就和那个男人商议到她家来住，反正儿子住在城里，可男人不干，说，男娶女，天经地义，去你那，我要矮半截。两人成天为这事别扭，婶就回来了。
　　 回来后的婶就想起了叔，一个人流泪，见人也不爱说话，对母亲也不例外。
　　 后来婶回来后就没再回去，一个人种着六亩地，还负责打扫村西的一条马路贴补家用。母亲知道后，主动和婶干活，为了再次和婶打成一片，母亲也报名去扫马路，我们做儿女的是坚决不同意，好说歹说，母亲才答应只管村里的环村公路，这样相对安全一些。
　　 这样，母亲和婶还有那两个婶又重出江湖了，每天上午干活，午觉以后婶她们从村后头跑到村子南头的我家摆桌摸牌，我有时回家她们都顾不得和我说句话，但我也不想打扰他们，悄悄从另一个房间离开。
　　 母亲时刻挂念着婶的幸福，虽然不是婶的邻居了，但那份情谊促使着她去为婶做些什么。在一次回家时母亲告诉我，现在她们不打升级了，换成了五保。我随口问了句，谁又上了你们的贼船？母亲神秘地说，老马啊，你婶找的那个男人。我愣了一下，心想，肯定是母亲她们背着婶去撮合的，这几个老人太可爱了。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条谚语流传至今，足以说明邻里之间的重要。人都害怕孤独，需要多种情感的支撑。邻里间和睦相处，内心会滋生出许多美好，学会爱人和被人爱的幸福。
　　 母亲和她的姐妹让我想起杜甫的《又呈吴郎》里的一句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妇人无依无靠，无儿无女，却有幸与杜甫为邻，得以生活上的相助，并在他离开后，又呈书劝吴郎不要插上篱笆。杜甫一个小小的举动可是冬夜里的一簇炭火，给妇人送去了温暖。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却又是可遇不可求的。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些热情，少些冷漠，人生本来很苦，相互搀扶着走一段路不是多一些信心吗。邻里之间，晨起出门互相打个招呼，你好，一句简单的问候，就会一下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何必相见却当陌路，谁不是从陌生开始的呢。
　　 二
　　 我结婚后，也感受到了一份邻里之间的温暖。
　　 婆婆患有很严重的类风湿，公公又有心脏病，身边离不了人，爱人坚持要和公婆一起生活。为此我大为不满，没少抱怨和老人在一起的种种不便，但爱人任凭我如何发泄不满，就是不松口，几次过后，我便觉得没了意思，也就默认了此事。
　　 我们年前结婚，来年来婆婆就因口腔溃疡住院治疗，那时爱人一出差就是半个月，我和大哥在医院轮班倒，大哥晚上，我白天。
　　 有一天，爱人从内蒙发回一车煤，我去煤炭市场接车卸货，结完账又马不停蹄地往医院赶，到了那里，天已经快黑了。大哥说，你身上带着那么多现金在医院不安全，小偷也是无孔不入，他们知道陪床的头半夜一般都睡不着，下半夜就会睡死，医院里经常发生陪床少钱的事，你打个车回家吧。
　　 跑了一天，实在太累了，到了家，饭都没吃，倒头就睡。半夜的时候，被一道光亮刺醒，我惊出一身冷汗，很快想到我身上的一万多块钱，摸摸还在，就又放心地睡了。
　　 刚睡了不到二分钟，院子里又有光亮投进来，我那时年轻不经事，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没了主意。寂静的夜里，听到心像打鼓一样噗通噗通直跳。
　　 那段时间，村里经常有人家少东西，胡同里排着门少，什么羊了，狗了，首饰了，被子了……我不敢再往下想，蒙上被子，紧紧攥着口袋里的钱，心想，别进我这个房间，看好什么快点拿走就行。
　　 砰砰，我一个机灵坐起来，心又一次提到嗓子眼，差点吓晕过去。这时，从后窗传入一个男声，压得很低，小婶，我是海波，你过来，有事和你说。我定了定神，松了一口气，飘乎乎地站爬过去，站在一条凳子上问，海波，我们家里进来贼了，吓死我了。
　　 海波说，贼已经走了，可不知还会不会回来，你打开门让我进去看看。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海波是我邻居的儿子，和爱人走得近，他下夜班的时候发现我家墙头蹲着一人，还用手电照了一下，往下扔了什么东西就不见了。
　　 海波让我打开院子里的灯，他直接去了狗窝那。我正纳闷，狗怎么不叫呢？以往海波来家里，大黄狗汪哧汪哧地叫个没完，不喝令它一下是不会住的。这时候听见海波说，我猜得没错，果然是偷狗的。我连忙跑过去一看，我家的那条大黄狗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他们给狗扔下一块肉，里面有麻醉剂，等狗不动了，再翻墙进来把狗偷走。
　　 狗还在这里，贼还会回来的。
　　 我越听越害怕，又很庆幸，幸亏不是盯上了我的钱包。魂不守舍中，海波让我去屋里等着，不一会他就召集了半个胡同里的大小伙子，合伙抓到了那个偷狗的贼。
　　 自那以后，我慢慢融入了这个村庄，喜欢上了这条胡同里的人，偶尔也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他们发生过一些不愉快，但都没有影响我们之间情谊的延续，那些怨恨和不愉快都在彼此的退让与包容中消散了。那时候，我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嫂子，有事您说话。我还真就有事求着他们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去兰州的货车在卸完冻品后，再去内蒙拉煤，以保证来回的成本价。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改造的不断升级，一个个的村庄被拆迁了，煤炭的需求量有了断崖式下跌，煤炭市场也变得冷冷清清。但西北专线又没其它货源可捎回，空车跑回肯定是赔本的买卖。为了保住兰州的客户，我想到了那句话，嫂子，有事您说话。我为这句话感动得落泪，说，海波，我们永远都是好邻居。
　　 我们所在的村庄还没有拆迁，家家户户都要生炉子，海波和胡同里的几个人帮我打开了这里的市场。我向海波保证，卖给村民的煤是市场最好的，热量也都经过反复测试，6000卡以上，整车卖给你，不用垫资，卖完给钱，利润每车我只要一千元。海波很高兴，我们互惠互利，村民也不用出村卖煤，皆大欢喜，这个销售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村子拆迁。
　　 如今，我早已离开村庄，住在谁也不认识谁的楼房里，时间久了，却越发地怀念起那些住在胡同里的人。在一个周日，我回到村庄，站在那条胡同口。静谧的阳光下，胡同的模样不曾改变，依旧弯弯曲曲地排列着十几户人家，只是路面没有以前那么光鲜了，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一些杂草，大多数人都已搬离，只剩下几个怀旧的老人还在死守着村庄。我来到婶门前，婶好像预知我要来，轻轻敞开门，笑吟吟地说，玲子，外面冷吧，快屋里暖和暖和。
　　 我恍然如梦，记忆的闸门被打开，那些往事便像江水一样在心中缓缓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