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林先庚没疯，可谁能相信一个青瓜蛋子的话呢？
　　 林先庚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光秃秃的脑袋和白花花的屁股。我们这群孩子，在他后面喊“外交官！外交官！”。他从未回头，我不知道他迈向疯癫时带着何种面容。
　　 林先庚来到李春景门前，双手叉腰，凝神定气，享受春日暖阳。他骤然发出爆喝，如同深谷的猿啼，三分之一的群众被吓跑，三分之一的被吓跪，三分之一的被吓懵。紧接着，他手指三叔的大门喊：“李春景！你不还我钱，你他妈的，我草你祖宗！”说着，他摆动屁股，下体的蚕蛹上下摆动，“李春景，我草你妈！”，他的屁股在空中画圈，他的蚕蛹也在空中画圈，顺时针转五圈，逆时针再转五圈。
　　 我挤过围观的人墙来到前面。孙晓强掏出从北京带来的望远镜，正对林先庚的下体，啧啧称奇，“外交官的原来长这样，外交官的竟然长这样！”。他旁边的孙晓壮捧着瓜子取笑，“他妈和他祖宗早就没了，你就不能日点儿他有的东西？”林先庚喊道：“李春景！我日你家门，我日你家床，我日你家母狗！”。孙晓壮又说：“外交官就是不一样，我们日人，他日门，日床，日母狗。”众人一阵哄笑。
　　 林先庚扫了一眼孙晓壮，骂声变得含糊不清。他猛地跳到人群中，吓得旁人迅速散开。他像个瘟神来回跳跃。他跳到我面前，蚕蛹还在摆动，四周的肌肤像他的屁股一样白嫩干净。我忘了闪开，盯着他的下体，他嘟囔了一句“青瓜蛋子”，随后跳到另一边，扑倒一个大我几岁的男生。
　　 男生不知所措，脑袋被摁在地上，屁股被抬起来。林先庚软趴趴的蚕蛹瞄准位置，隔着裤子顶上去。他脑袋上六颗歪歪扭扭的烫疤闪耀诡异的光，小猪般红嫩的屁股不停拱动，身下的男生伴随着他的节奏前后晃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放声大哭。男生拼命挣扎，土地被他刨去两厘米。
　　 观众们连声叫好，孙晓强的望远镜死死盯住，孙晓壮的瓜子吃得更快。林先庚的父亲林大叔赶过来，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林先庚捂住通红的脸颊，下身还在有节奏的晃动。林大叔的脸像刚从熔炉里掏出来的铁。他用麻绳困住儿子的手脚，像扛着待宰的猪一般将他扛走，众人也随之而去。
　　 男生还保持着屈辱的姿势，捂住脑袋，脸深埋在地里，直到我的父亲赶来将他抱起。
　　 他是我的哥哥，刘学先，我叫刘学庚。
　　 晚上我问父亲，青瓜蛋子是什么意思。父亲说就是你这种傻子，你哥哥让人欺负了也不去帮忙。我觉得青瓜蛋子是个很神秘的词，一个疯子不可能说出这么神秘的词。我对父亲说，林先庚没疯。父亲打了我一巴掌。
　　 我认为林先庚没疯，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疯子不会选人，不可能跳过我选了我哥。二是林先庚不可能疯，聪明人都不可能疯。
　　 说起来，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林学庚。
　　 最初见到他是在拜访林大叔的时候。林大叔家在村的最北，靠近山的位置，一座风吹雨淋摇摇欲坠的小屋。我在他家满墙的奖状里见到了少年的林先庚。他留着分头，眉毛和眼睛的外侧都向下斜，像个“八”字，整张脸像只慈祥的小乌龟。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县里举办的大会上。父亲拉着我哥，我哥拉着我，挤在茫茫人海之中。父亲指指前方的讲台说：“看，你们先庚大哥在台上呢，连教育局局长都给他捧场！”父亲高估了我的身高，我前面只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脊梁。林先庚坐在铺着红毯，配有话筒的台上，我挤在人潮汹涌，摩肩接踵的台下。摆在会场两边的喇叭发出撕裂布帛般的电波声。人们吵闹不止，我只知道前面鼓掌了，我就跟着鼓掌。父亲显得很兴奋，仿佛坐在台上的是我或者我哥，他嘴里念叨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我不明白好在哪里。父亲突然抱起我哥，扛在肩头，他说要我俩也看看，学学外交官的样子。待我哥看了一会儿，父亲便放下他，举起我。我满怀期待，心中想着外交官的形象，自信，高傲。当我看向台上时却大失所望。正在发言的是林大叔，他手里握着本子，说两句停一会儿，笑得仿佛大半辈子没有笑过。林先庚默默坐在教育局局长旁边，茫然地看着台下骚动的人群，似乎这次大会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想起那只慈祥的小乌龟。
　　 回去的时候父亲不停搓着手掌，他还是念叨着“这下好了”，到了家他才说出缘由，“我之前还借给林大哥五十块钱！”父亲吃完晚饭在门口蹲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给我俩改了名，我哥叫刘学先，我叫刘学庚。
　　 这两个名字在一段时间里给我俩，甚至给整个村的孩子们带来困扰。一晚朔风，让我的教室里有了十个“学先”，十七个“学庚”，李春景的孩子直接改叫“李先庚”。傍晚父母喊我们吃饭的时候，叫一声“学先”或者“学庚”，就有一群孩子答应。整个村的狂热让我们忘记他还没当上外交官，仅是考上了北京外交学院，但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地方，一个北京的学校就够我们疯狂的了，更何况还有“外交”二字。
　　 如今林先庚仔细活成一个疯子。他每天裸着身子走到李春景家门口招摇。
　　 李春景烦得连吃饭睡觉都烦。他过去有多吹捧林先庚，现在就多烦林先庚。
　　 林先庚考上外交学院，整个村子陷入狂妄的荣耀错觉。在外村提我们的村名，他们就会说哦，是那个外交官的村子。这种虚妄的体验很快便被时间冲刷干净，再提到村名也没有人会发出“哦”的声音，仅留下一群“学先”和“学庚”。
　　 李春景最先享受到“外交官”带来的物质好处。他在田里发现几颗被啃烂的菜叶，又在田里发现几颗热乎的驴粪，便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出来是林大叔的毛驴。他把自己被啃烂的菜叶收到框里，昂首阔步迈向林大叔家。他一边走，一边寻找路边有相同牙印的烂叶，最后只要有个洞，他都塞进框里，到了林家，竟然盛得满满。他骄傲地在林大叔面前把菜叶倒了满地，骄傲地说出“五百元”三个大字。
　　 林大叔当然不允，两个加起来快一百岁的老汉像泼妇一般骂街，从林家的黄狗骂到祖宗，再从祖宗骂到李家的枣树。李春景被一扫帚扫出林大叔的院子。李春景哐哐敲门，又砰砰跺脚，像只懊恼的斗鸡，最后他退到路中央，喊着要去北京告他们一家，他要告得林大叔倾家荡产，告得林先庚回归农民！
　　 第二天李春景顶着黑圆圈，拿篇长达三百字的状纸，上面画满奇怪的符号和绿豆大小的黑点。他拉了一群人给自己壮声势，我和哥哥也被拉来，他说有孩子才显得真诚。天还未亮，我们就在林大叔家门口徘徊，待到鸡鸣破晓，门开了一条小缝，里面那只黄狗正呲牙咧嘴，“外交官”的父亲林大叔探出半个脑袋，露出和李春景一样半白的头发。李春景突然面露惋惜，嘟囔自己浪费了一整晚。他上前想当面撕掉状纸，可林大叔却重重关上了门。过一会儿，门又吱嘎开了小缝，林大叔扔出来一个麻袋，又狠狠关上门。李春景上前解开麻袋，里面正是昨天自己堆在他院子里的菜叶。
　　 李春景毅然走向县城的火车站。他把状纸贴在胸前，逢人便说起林家的无耻。这下整个香楠村都知道李春景要告林大叔了，他要告的他倾家荡产，他要告的“外交官”回归农民！
　　 林大叔惶惶过了十天，村民们期待着过了十天。我在村口第一个见到“城里人”李春景，他顶着针织帽子，叼着纸烟，一身紫色亮眼的西服，黄色的衬衫解开上半扣子。他对我一招手，“老刘家的！”，我便诚惶诚恐地走过去。他很满意我虔诚的样子，从紫色西服的内兜里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我头回见到不是白纸包着的糖果，一时不知是吃的还是玩具。李春景自豪地说：“挑一个，挑一个，这是糖，能吃！”我想拿绿色大个儿的，李春景手一收，选了个红色小小的糖给我，“拿着，去跟大家说，我李春景回来了，回来我再给你糖。”
　　 我不争气地接过糖，奔跑在村中阡陌的土路上。我喊：“李春景回来了，李春景回来了！”正在打水的孙晓壮拦住我问，李春景告赢了吗，我说不知道，孙晓壮又问，那李春景是穿着破衣服回来的，还是新衣服回来的？我说新衣服。他自信满满地说，那就是告赢了。于是我喊话声变成了“李春景告赢回来了，李春景告赢回来了！”等我跑到村尾的林大叔家，喊的话已经成了“李春景把林先庚抓起来了，把林先庚抓起来了！”
　　 我带领着众人热热闹闹地跑到村口，李春景站在高高的石头上，背对太阳，光线艰难地越过他，闪着我们的眼睛。李春景似乎在眺望远方，大家被他的气势吓住。等李春景的目光游到我们身上，他惊讶地说：“哎呀，你们咋都来了！”。他把胳膊往前一抻，撇着嘴，眯着眼看手腕上的钢表，“哦，都快十二点了，大家伙儿，还不回家吃饭？”他自顾自地往前走，见到一个孩子就笑吟吟地送一颗花花绿绿的糖，走了几分钟，他掂量一下口袋，便谁也不送了。
　　 我们跟着李春景走到林大叔的门前，他猛地一停，身后的人撞成一片。我们按捺不住兴奋，却又要装得惋惜，有几个大娘说，可惜了林先庚。
　　 李春景又开始走，每踏一步，他脸上的笑容就多一分，等敲门的时候，已经笑成一朵花。他轻轻敲，轻轻说：“林大哥，在家吗？”，见没人答应，放大声音，“林大哥，是我春景，给您送东西来了！”林大叔终于开了门，露出发黑的脸。李春景赶紧拉过他的手，上下晃动，说这是首都打招呼的方式，他说前几天是他不对，冤枉了好人，专程赔罪来了。林大叔脸色稍有缓和，李春景转向我们，演讲似地说：“我这次进京，先去拜访的先庚。先庚是个好娃子啊，你们看看我这一身，都是先庚送的，他还带着我去天安门，颐和园。先庚现在赚了不少钱，叫啥来着，哦对奖学钱，是学校给他发的，那不就是国家给他发的嘛，先庚现在吃公粮了！”他摘下帽子，露出乌黑的头发，“看见了吗，这是先庚带我染的，城里人都染发！”他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份信封，在我们眼前晃一晃，“看见了吗，这是先庚托我给林大哥的钱，公家的钱！他还说了，等毕业有钱了，他还要给村里扯电线，通电话，修公路！”
　　 林大叔的脸由黑转红，继而发亮，他笑得像那天在台上一般，接过钱，也握了握李春景的手。村里人觉得没趣，夸赞几句便散去了。我还在等李春景的糖，旁边只剩孙晓壮孙晓强两兄弟。他俩胆大的像刚出生的牛犊。
　　 李春景和林大叔寒暄着，亲昵得比亲兄弟还亲，没说几句，林大叔就回了屋子。李春景哼着小曲，走到我面前，正要掏糖，却被孙家兄弟拦住，不由分说就要带他去喝酒。我恨死了他俩。
　　 孙家兄弟就像李春景的糖一样消失了，直到十天后再次出现，一个穿着绿色西服，红色衬衫，一个穿着红色西服，绿色衬衫。孙晓强脖子上挂着望远镜，说用这个几千里外的东西都看得见。孙晓壮耳朵上挂着墨镜，说用这个太阳都能看得见。他俩领着村里人从村西边走到南边，又从南边走到东边，驼着背，手插兜，嘴里叼着草杆。李春景没有跟过去，他嘿嘿地笑，“土包子！”
　　 我时刻盯着他俩的衣兜，准备接不存在的糖果。晚上父亲和孙家兄弟回来，我说孙晓强孙晓壮不好，不给糖果。父亲只是嘿嘿地笑。
　　 村里时不时会失踪几个人，然后西装革履，改头换面的出现在村里。我们已经不会在为这些新衣服而激动，我也不在期待他们会给我什么糖果。我父亲也失踪过，他托邻居照顾我们兄弟俩，回来时一身奇装异服，提着大包糖果。我每天催着父亲失踪。
　　 人们“失踪”变得越来越频繁，大家似乎都成了林先庚的亲戚或者过命的兄弟，去北京找他成了再平常的不过的事。林大叔越发担忧，可李春景每次都告诉他奖学钱多得很，林先庚的信里也不曾提过钱的困难。
　　 孙晓壮数不清自己去了多少次，孙晓强只记得他比兄弟少去几次，觉得吃亏，便再次“失踪”。这次他回来仍然穿着那件旧衣服，满脸愁容，似乎把整个京城的乌烟瘴气全带了回来。
　　 晚上村里人七八个西装革履的人聚在我家，煤油灯熏得人们连呼气都像吐出乌云。孙晓强吐出一朵大乌云，“我看见先庚他卖白酒去了。”我父亲问，那他不上学了吗？孙晓强不说话，他看看晓壮，又看看李春景。众人张着嘴，却只有沉重的呼吸声与灯火跳跃的声音。
　　 李春景不屑地扫视众人，俨然是一副城里人的做派，“都是群土包子！那叫勤工俭学明白吗，就是让大学生去体验生活。先庚是大外交官，卖的肯定是国际牌白酒，先庚那是给外国洋鬼子卖咱们的白酒，是国家大事，是国家交流！”
　　 众人一片“哦”声，屋里充满愉快的气息，连煤油灯的臭味都像点燃的熏香。大家有说有笑地散去，第二天村里便传出各种说法。有的说先庚要去外国做宣传啦，有的说先庚要赚大钱啦，有的说先庚要给村里修路拉电线。去找北京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像朝圣般踩着林先庚踏进首都。
　　 林大叔越来越不放心，终于踏上寻找林先庚的路途。他带着清晨的露珠坐上去北京的汽车，又在十天后披着落日的霞光回来。他没有新衣服墨镜望远镜，他只有铁青的脸和身后低着头的林先庚。一段时间不见，林先庚更像乌龟了。
　　 林先庚回来后被关在家里整整三个月。关于他的故事渐渐流传出来，我听了十几个人的说法才拼凑成完整的故事。林先庚为交学费借了高利贷，催债的人追到学校，打了他的导师，他便被勒令退学了。
　　 外交官如同丧家之犬，狼狈地逃回了香楠村。那些崇拜他的，吹捧他的，想觐见他的，一夜之间被风吹个干净。我第一次感觉到林大叔的家门口原来这么清静，静得能听见砖块泥土的叹息。在林先庚被关起来的三个月里，我曾爬过他家的墙头，他正坐在靠窗的书桌边翻着一本字典，神情专注，极缓慢地在红色本子上写着什么。我突然觉得这才是外交官该有的样子。
　　 三个月后他便溜出了房门，赤裸地来到李春景家门前。
　　 我的哥哥刘不先，就是曾经的刘学先，咽不下这口恶气，发誓要报复林先庚。我想起那天看到的红色本子，便联合着哥哥一起偷来。我们趁着夜色游荡在村子的角落，孩子的优势展露出来，灵巧地和黑夜融为一体。我俩像是专业的盗贼，转身，跳跃，翻进林先庚的家门。我们轻轻打开他的窗户，听着他发出震耳的鼾声。我找到红色的笔记本，我哥哥在他的床下拉了一泡屎。
　　 兴奋忧惧的情绪冲上心头，我俩脚下生风，飞快地逃离这里，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我翻开本子，第一张写着“《论语》英文版——林先庚”，后面几十页都是密密麻麻的蝌蚪，哥哥说这是英文。我俩翻到最后，上面写着村里人的名字，后面都带着一串数字。我看到了父亲的名字，便把父亲摇醒。父亲看了半晌没有说话，把本子上数字最大的几人叫到家里。他们翻来翻去，李春景说：“怎么办？”孙晓壮说：“撕了它！”，孙晓强说：“烧了它！”
　　 两兄弟在我家院子里点燃了红色的本子，碎裂的纸张犹如在黑暗中绽放的橘红色花朵，我终于看清父亲，李春景，孙晓强孙晓壮还有其他人橘红色的，阴沉着的脸庞，仿佛在进行着虔诚的祭祀。明亮的火光转瞬即逝，我意识到上面倾注着林先庚这几个月，或者是几年来的付出在眨眼间化为飞灰。父亲塞给我和哥哥各一块儿烫手的糖果，意味不言而喻。
　　 后半夜，村北头爆发出尖锐的啸叫，如同一把长剑刺破人们的睡梦。父亲锁上门不让我俩出去，自己翻身在床上呼呼大睡。悲鸣仍在飘荡，我从窗户溜出，看到村北头一片通明，焰火点燃了沉寂的春夜。我朝亮光跑过去时已经没有哭嚎之声，仅剩下那座破落的屋子悄悄燃烧。我没找到林大叔，只有林先庚赤裸站在路中央，他怔怔地看着倾倒的木柱，火光印在他的身上，似乎他也着了火。
　　 林先庚转身向山中走去。他在春天，百花齐放的时候走进了静谧的黑夜，犹如燃尽的灰屑消散在徐来的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