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华北平原农村一座极其常见的四合院：两扇绿色的大铁门紧闭，五间带耳房的正房坐南朝北，两间西厢房用作厨房和餐厅，两间南屋用于贮藏粮食，因为院落不大，东面用一堵墙与邻居相隔。这就是我在老家的四合院，已经空闲了十二年。
　　 每次走进这个虽然清冷但还算干净整洁的院落，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悲痛涌上心头。特别是那条十二年后，依然在房檐下的铁丝上随风摇曳的擦脸毛巾，每次目睹，都会勾起我对母亲的无限思念。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也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姊妹四个吃得好，穿得光鲜，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什么事都惯着我们。记得五岁那年，我仗着自己是家中的长子，又有爷爷奶奶的溺爱，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将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扔在地上，嬉笑着用小脚丫来回踩踏。这时，从来不打人的母亲，这次却突发怒火，一把将我拽过去，不由分说，按倒在地，照准我的小屁股就是一巴掌，痛得我是嗷嗷大叫。虽然爷爷奶奶慌忙跑过来袒护我，但在看似软弱的母亲面前，却都没能奏效，直到我啜泣着向她认错，向她保证以后不再这样，母亲才放开抓我的手，然后好似很随意的在我的小屁股上揉了一把。
　　 那个年代“苹果”可是个稀罕物。记得那年母亲天不亮就下地给生产队割麦子去了，中午回家时，她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两个大苹果。大苹果红红的，还泛着亮光儿，把我们姊妹四个馋得直喊“娘”，身不由己地向母亲身上扑过去，跳着高儿争抢。母亲笑容可掬：“别抢、别抢孩子们，都有、都有，你们都有哦！”随即到厨房用清水洗了洗，拿起切菜刀将两个苹果一分为二，我们姊妹四个，一人得到一块，美滋滋地坐下来狼吞虎咽……
　　 后来，听我父亲说，那两个苹果是生产队奖给“铁姑娘”割麦子比赛前三名的奖品，母亲虽然得到了奖品，却硬是没舍得尝上一口。
　　 那时候，我们家和北方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睡的是土坯砌成的大土炕。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钻在暖和的被窝里，母亲则占据土炕一隅，或跟我们聊天，或给我们讲“狼外婆”的吓人故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嗡嗡”地纺棉花，或者是“刺棱、刺棱……”地在给我们一家人纳鞋底子；及至院内的公鸡打鸣，睁眼看到，母亲却又在通火炉、掏炉渣，给全家人做饭，真不知道她是几点睡觉的，又是啥时起床的。
　　 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却心灵手巧（也有穷日子逼迫的原因）。我们家土炕上铺的、身上盖的以及全家人穿的、用的全都出自我母亲之手。工序是：从生产队分来棉花、棉花弹成棉絮、棉絮用纺车纺成棉线、棉线用织布机织成颜色不同的粗布，这些粗布在我母亲手里就变成了我家的被子、褥子、炕单子、衣服、鞋子、门帘子等等；另外，每当街坊邻居的孩子结婚或到了大年三十，母亲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因为那些婚车前的圆形大朵纸花、天地前的各色彩旗、家家户户窗户上粘贴的喜庆剪纸，都是母亲用剪刀和高粱秸做出来的。
　　 要说最能体现我母亲心灵手巧功底的，当属做鞋底子了。千层的手工鞋底子哪儿来？用现在人的话来说，那就是从破烂堆里捡来的。家里破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我母亲会将它们“大卸八块”，然后找来一把小铁锅，在院子里用三块砖头架起来，加水，添柴，点火，等水开了倒入些白面粉，这时候，就要不停地搅，搅啊搅，直到把它们搅成一锅粘粘的糨糊，最后，搬出我家擀面用的大案板，背面朝上，放在平整处，案板上蜻蜓点水似的滴上几滴糨糊，放上一张旧报纸，粘牢了，伸出手掌，到锅里把糨糊沾的满满的，在旧报纸上均匀涂抹，涂抹严实了，开始对接形状各异的旧布片，如此粘接四到五层，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等干透了，再揭下来，一张做鞋底用的袼褙就算大功告成了。
　　 那一年，母亲托人从外地买回来一把王麻子剪刀，她视如珍宝，一般不外借，但这时候就该“王麻子”隆重登场、“大显神通”了。只见母亲将鞋放在袼褙上，用白色粉笔极慢地画着鞋样儿，画好拿开，上下左右端详，十分满意了才小心翼翼地剪起来，生怕浪费半点袼褙，那仔细的模样儿，绝不亚于一名绘画大师在精心作画。
　　 记得那时候，母亲纳的鞋底儿非常讲究，别人大都是任由粗糙的袼褙在鞋底边缘支楞外露，母亲却是在鞋底的边缘用白布将每一层袼褙包裹起来，像一层层洁白的宝塔，而且鞋底上用麻绳打成死结，绳“疙瘩”有规律的排列着不同图形，看起来美观大方又结实耐用，但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根神经错乱了，非常反感母亲用心做出这样的新鞋，每每在别人夸赞之后，便将鞋底边上那几层洁白的“宝塔”涂上泥巴。母亲看到我如此，只对我嘟囔了句“怪物！”虽没有责骂，但也没有再搭理我。
　　 记得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到外地去读高考复习班，虽然那时不用交学费，但每月十元钱的生活费却成了我家的大难题。记得有次钱花完了，连续向家里捎了两次信要钱，都没有回音，我只好靠借钱度日。等啊等，终于把钱等来了，却是一大把分分角角的零钱。后来听人说，从来不喜欢求人的母亲为了给我挣生活费，豁出脸面跑到我姥姥村一个远房大姨家学习捏“面老虎”。这捏“面老虎”是个艺术活，首先你得有一点雕刻和绘画基础，还得将面和的软硬程度恰到好处，那才能捏出人们喜欢的漂亮“面老虎”，还好，这些可以说都是我母亲的强项。“面老虎”捏出来了，放到锅里蒸熟，再涂上各种颜色，姿态各异又五颜六色，还能当食物吃掉，深受小孩子们喜爱，然后，父亲骑上自行车驮着母亲到人多的庙会上去叫卖，就这样才凑够了我十元钱的生活费……
　　 其实，母亲也是有脾气的，这体现在她嫉恶如仇上。
　　 记得那年，我们家东拼西凑才置办了一架排子车，全家人高兴了不过一个月多点，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人偷走了。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更别说打架斗殴了。就是那年，我父亲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因为自己亲哥哥没能捞到好处，他们全家追着我父亲打。那时我才10岁，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棵棉花秸秆上去帮父亲，母亲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参与。她本分善良节俭，始终秉承“吃亏是福”的老理，但这一次她却没有控制住，也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被偷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她自顾自爬到我家房顶上，打着木板儿将盗贼痛骂了三个小时……
　　 举家搬离故乡后，我本想带母亲进城享福，怎奈母亲住不了几天，就嚷着要回老家。她始终不习惯城市生活，说到底，她还是惦记老家的小儿子和小孙子。自此，母亲就一个人居住在我的四合院内，我只是隔三岔五回去看望她。记得有一次回城时，我首次递给她400元，她竟然嫌多不要（以前只给100元），害得住在我家前院的廷分叔叔笑说她是“穷命鬼转世”！2008年，就在母亲病危住院到逝世前夕，她还拖着病身子在为小儿子家看孩子、剥玉米……
　　 母亲的洗脸毛巾大都是洗了又洗，直到变成网状的蚊帐一样还是舍不得扔掉。至今挂在我家四合院铁丝上的这条洗脸毛巾，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灰蒙蒙的覆盖着一层尘土。我用手轻轻去摘，顷刻间碎片乱飞，慌忙中，我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快速将它们聚拢装进去……
　　 虽然母亲的生活气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在这条毛巾上消失殆尽，但它曾经见证了母亲的生活故事，我想把它传给我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