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每当听到那首含有“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歌词的高亢腔调，我心里都要升起一股特别的情愫。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红小兵每人一杆红缨枪。红缨枪没听过，“苗子”见过。复员军人出身的小马老师说：“红缨枪就是苗子，回去找找，好些人家有。红小兵是革命的接班人，得有点接班人的样子。大家把红缨枪带来，我们列队操练，就有了气势。”家乡人把这种前头尖尖的古代兵器叫苗子，应是取其形象。好似见过某些有家底的人家有苗子，解放前用来防家护院。可基本每家都有娃娃，根本轮不上我向谁家去借。而我家几代清贫，别说苗子，就是镢头镰刀都是有限的几把。那些家里有的同学在老师要求的第二天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长短不齐缨穗各异的红缨枪到学校了，我们一些两手空空的娃娃只有望而兴叹、自惭形秽地低头踏进学校大门。之前放学路上亲密的伙伴，这几天以谁有红缨枪为荣，都聚到红缨下边去了。这是我头一次尝到自卑孤立的味道。过去放学蹦蹦跳跳欢欢喜喜地跟着大伙儿比拼着一溜儿回家，现在我只能和另外几个没武器的同学慢慢腾腾地挪动步子坠在后边，羡慕郁闷地听人家眉飞色舞比来划去。回家告诉爹，爹忙着下地劳动，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谁家有富余的这种东西，说了声“有功夫看吧”就赶牛犁地去了。虽则有些埋怨，但不起任何作用。要是其他东西，爹会帮我做出来。爹“自学成才”，会砌墙、织布、弹花、纺线、织毛背心毛袜子，还会简易木工。唯一没条件做的可能就是铁匠活了。做铁器活得有铺子，一套打铁工具。没有这些，爹没法儿帮到我。妈看我闷闷不乐的样子，说了句：“找王铁匠去，请他帮个忙吧。”
　　 听了妈的话，仿佛阴霾中露出一线晴天，一下把我的心照亮了。对啊，找王铁匠，他在沙河边有个铁匠铺，肯定能做出来。刚高兴地跑出街门，脚步一下又被一堆顾虑羁绊住。我去找他，他会帮我吗？他现在有空儿吗，我怎么开口让他帮我呢。另外，我该喊他什么呢？我慢慢往河边走，边走边想，走到沙河岸下的牛车路上，还没想出个好理由来。
　　 但我不得不去。如果全校红小兵中就我一个没有红缨枪，我可就被完全孤立了。我可不想出名，被别人盯着。哪怕是学习尖子、劳动模范我都不想当。我就想走在队伍中间，前有引，后有照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种想法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这种从小奠定的思想竟然会跟我一辈子。或许，根本原因是心理自卑、内心胆怯，没有安全感吧。
　　 我踟蹰在河边四五百米曲折蜿蜒的牛车路上。河水清浅，隔几十米有一些草皮垒成的跳坝连通两岸。我一会踱过河去，在对岸远眺铁匠铺子，看有没有人影。一会回到岸这边，看距离不远处他们家的人都在哪里。越接近越心慌，走上岸坡的一刹那差点儿倒头回来。还是被刚在埂坡边小便的王铁匠一声叫住：“哎，全生，你在这做啥。”被他一喊，先前的所有担忧迟疑顿时消除。正正好，他这一叫，让我原来顾虑称呼他什么的也省略了。我抹一把先前紧张得出了一脑门的汗说：“没，没做啥，瞎玩的。”
　　 “噢，玩到这里来了。就你一个？”脸似黑铁般的王铁匠肯定感到诧异。因为村里玩耍的娃娃都是一伙伙的，一个人玩的极其罕见。
　　 “对啊，就我一个人。我在沙河里看鱼哩。”刚才过河的时候见到几条小鱼从跳坝处游过，顺嘴就说看鱼了，也不知道我咋不顺便直接说明来意。我从来没问人要过东西，也没请求过别人帮助，让我张嘴就说让他帮忙的话，真真不好说出来。妈妈打发我问人要做了衣服的手工费，好几次走到门口张不开嘴，回来说没找到人就糊弄过去了。再让我去，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人家一推诿，我灰溜溜地离开，倒觉得一身轻松。现在，王铁匠慈眉善目地站在面前，我仍然觉得张不开嘴。
　　 “那你玩吧。”王铁匠转身回走。他个儿不高，身材精瘦，满脸胡茬，不大的眼睛特别明亮。与我在小说里看到的打铁匠不是一个模样。小说里的打铁匠要么身材魁梧，要么壮实如牛。王铁匠与这些毫不沾边。他就是个精瘦的中等个儿农民。要不是打铁弄得他一身铁灰，身带铁味，谁也想不到他是个打铁匠。打铁匠是村里少有的几位高辈分，他的“则”字辈，连爹都得喊他叔呢。可我却根本叫不出个爷来。他长得黑瘦，但家里的“奶奶”却漂亮得显眼。“奶奶”回娘家从我们家门口路过，每次过来过去都停住脚步跟妈说话，据说年龄相仿的她们是公社识字班里的好友。我有时坠在妈身后，她就过来摸摸我的头，把带着的吃食分我些。对了，那年过年前她找妈妈给男人做制服，王铁匠跟在漂亮“奶奶”后边过来量尺寸，极少言语，只是浅笑。妈妈问他什么都是“奶奶”答话。取衣服的时候，“奶奶”看妈妈贴了衬布给多做了两个上衣兜还笑：“你给他弄成四个兜，人还以为是干部呢。他哪儿像啊！”说着就要补给衬布钱。妈说看你说的，咋说也是大男人，外出别上只水笔好看些。钱就算了，也是别人做衣服的布头缝在一起的，没花钱。
　　 妈妈今天让我找王铁匠，大约是有之前交往的关系在里边吧。
　　 见他要走，我心里发急，紧跟两步喊：“大爷。”这生硬叫出来的尊称是那么别扭。
　　 王铁匠听我喊，停下脚步转回头来：“生娃你喊我？”
　　 “嗯。”
　　 “咋了？”
　　 “我，妈叫我来找你，做个苗子头呢。”我涨红着脸，努力不让声音颤动。
　　 “哈哈，你这个碎娃子，这么个事情，咋不早说。过来，走！”王铁匠笑了，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等我跑到身边，他用粗大有力的黑手扒拉了下我的头，半搂着我走进铁匠棚里，指着炉火边的风箱道：“你拉风箱，我这就给你做。”说着往捂着的炉子上铲了些炭，示意我拉动风箱。
　　 我用力拉动沉重的风箱，随着“啪嗒啪嗒”的声响，炉煻里一点一点窜出火苗来。王铁匠拿长把钳子夹一块铁放进去。铁在火苗里慢慢由黑变紫，再由紫变红，连铁面上都飘动火焰发白时，他才夹出来，放在砧子上拿锤子叮当叮当敲打起来。先打薄，再剪成形，把前边菱形尖锐处理好，再把安木把儿的“库”子敲得更薄，放到砧子伸出来的那个铁尖儿上卷起来。反复烧火，反复敲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才把一柄小巧的苗头打击定型。当听到放进水里“刺啦”一下淬火声的时候，我倾尽全力拉风箱的一身汗才停止流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身参与打铁。本以为很简单的东西，真要经过铁匠一下一下敲打成器，原来是这么不容易！过去看着大人拉风箱那么轻巧好玩，自己拉开才知道有多费力沉重。给我打苗子的同时，王铁匠还不断取放铁物敲敲打打，使它们变成铲、镰、锄、马掌等物件。那些东西在乡亲手里那么简约方便，做起来却无一不繁复来回。看了制作全过程，再回家拿起劳动工具的时候感觉大不相同。好似每一样器物都那么厚重，又无不携带灵气。
　　 提着铁匠爷爷给我拴在草绳上的苗子头回家的时候，一路欢喜雀跃。我已经看见次日走进学校时肩扛红缨枪跟在队伍里，挺胸昂头意气风地跟大家一起喊着操练的号子，放学时也有人围着说话的画面了。这天爹帮我找根木棍安好把，再在把与铁苗头交接处绑了用红布条剪成的细布条。我手把红缨枪左右比划，在没人的地方，对着树干上那张纸画的美国鬼子头像，一下下地剌过去，嘴里喊着：“杀，嗨！打败美帝野心狼！”
　　 时光悠悠，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在人的心田留不下痕迹。然而，红缨枪，总在我的记忆深处闪现。因为，那是一代人的红色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