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09年8月2日那天看凤凰卫视新闻的时候，获悉青海省有12人感染肺鼠疫、其中2例死亡的消息之后，搜索了与肺鼠疫相关的信息，当看到有涉及黑死病的字眼时，心里不免有些害怕的感觉。
　　 中世纪的欧洲，约有2500万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瘟疫对于人类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近些年来的SARS、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均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恐慌。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要从以往的防疫史中汲取经验、吸取教训，在以后面临相似的灾难时，将损失降低到最小。正所谓“以史为鉴”，这也是历史之所以那么重要的原因之一。
　　 1910年12月24日，那个寒冷的冬天，原本在天津主持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院——天津陆军医学堂的伍连德，辞别妻儿，只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那一年，东北三省发生严重鼠疫，当时的朝廷派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华侨医学家伍连德以钦差总医官身份赶赴一线，主持灭疫。而伍连德要面对的，是一场最终造成6万人死亡的灾难。
　　 “他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他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口罩并推广其用于预防传染病……”最终，他准确地判断出病源病因，提出了有效的对策，迅速动员朝野力量，协调渗透在东北的俄、日等外国势力，用四个月的时间，成功制止了鼠疫的流行。
　　 1911年，由中国政府承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刚刚扑灭了东北鼠疫的伍连德，被推举为主席。而他控制疫情的方式，被各国广泛总结和传播。
　　 20世纪前30年中，伍连德还有很多辉煌。他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东三省防疫总处），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他曾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是中国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的第一人；他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创立中华医学会，建成了现代化的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如果医学杂志、医学会和现代医院，这些医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全部由伍连德完成，那么一部分专家、学者对其为“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的身份认可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而在国外学术界，如果要研究传染病或鼠疫，几乎没人不知道伍连德。
　　 只是，这样一个从瘟疫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生命的人，一个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一个真正得到世界尊敬的科学家，竟然长期被国人所遗忘。人类抗击疫病的漫长历史中的光辉一页，在中国几乎成了空白。
　　 直到2003年，历史“饶有意味”地把另一场疫情——SARS放到世人面前时，曾经默默无闻的英雄——伍连德，终于被部分激活。当年10月份，CCTV播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讲的“传染病历史”，其中专门提到了伍连德，对他“隔离病人”、“建立专门临时消毒所”等措施加以介绍，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据说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用于防治SARS等传染病的紧急措施，许多仍是从伍连德那里沿用来的。
　　 伍连德曾与他人合著过英文版《中国医史》，并被看作“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史研究成果”的三本著作之一。而据称，上世纪60年代批判“封资修”时，卫生部曾决定把《中国医史》选作医学方面的批判对象，理由之一，是加强人们“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
　　 同一时期，身处马来西亚怡保市斯里并巷93号的伍连德，开了一家诊所，给人看病。老人默默无闻，经常悠闲地在街头漫步，并偶尔用广东话劝小贩们“不要抽烟喝酒，多运动”。国内首本伍连德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作者描述，面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伍连德此时只是“叹息不已”。
　　 不可否认，晚年居于南洋，和大陆没有来往，是伍连德被国人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大陆在很长的时间里，谁的故事能够有机会得到传播，谁的故事没有机会得到传播，有特定的政治尺度。白求恩在八路军殉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同样是救死扶伤的英雄，伍连德却长期屏蔽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那么多堪称国士的先贤，伍连德是一个代表。除去医药卫生领域，在科学、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如果这样的先贤们继续被长期遗忘，那么我们一代代的读者又怎能不接受残缺的历史图景，公众对于本民族历史的理解又怎能逃避狭隘呢？
　　 无论多么自负的政治家，多么战功赫赫的军事家，多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在流行病面前，都不得不提心吊胆。近年来的流行病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但世人2003年及以后遇到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几千年来的不同时期，都已经遇到过了。只是前人积累的经验，我们并不知晓。如果史学界和传媒们懂得发现和尊重真正的国士，那些舍生忘死的精神，那些大爱无疆的情怀，必将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