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诗人白居易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耿直不阿，直言敢谏，才华横溢。
　　 他，在宦海中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他到底有何魔力，深入民心，声播国外？
　　 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知道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通俗易懂，哲思深刻，很有特色。首联开篇点题，用平淡的语言点出了古原上草木枯荣的自然规律，也写出了草的强大生命力。借咏春草旺盛的生命力，表现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催人奋进，成为千古绝唱。颈联转写古原，精工至极，“侵”、“接”将草强大的生命力进一步突出。尾联借用典故照映主题，揭示送别之意。这首诗对仗工整，自然流畅，格调清新，富含哲韵，堪称绝唱。
　　 据说，这首诗歌是白居易在16岁时到长安赶考时的习作。公元787年（唐朝贞元三年）早春时节，繁华的京城长安来了一个16岁的读书郎。高大豪华的楼台亭阁，热闹非凡的大街，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一切令他眼花缭乱。但他没有心思去浏览这都市的风光，只是左顾右盼，逢人便打听诗人顾况的住处。顾况是当时京都名士，又是朝廷上的著作郎，也是诗人们当时崇拜的偶像。经过多处打听，中午时分，他终于找到了顾况的家。见到了这位白发苍苍、鼎鼎有名的诗人，年轻人走上前去毕恭毕敬地行礼，并把一卷诗稿送上请老诗人指正。顾况打开诗卷，见上面工整地书写着“白居易”三个字，便认真打量这位闯上门来的陌生少年郎，他捋了捋胡须问道：“少年芳龄几何？”
　　 白居易忙回答：“16岁”。
　　 老诗人又问：“祖籍哪里？”
　　 “太原。”
　　 老诗人又笑了笑：“这么说，你是从太原而来。”
　　 “不，祖籍太原，寄居江南，我是从江南而来。”
　　 顾况又打量了白居易一番，然后开玩笑说：“长安米价太贵，要长期居住可不太容易。”
　　 这虽然是打趣的话，但确是发自老人内心的诚挚之言。这些年来，到京都长安拜访、求学的人非常多，可是没有几个在长安站住脚跟的。初到长安的白居易显然不明白老诗人此话的含意，她站在那里拘束得很，时间一长便更加心神不安。这时，顾况慢慢地打开了白居易送上的诗文，仔细看了看，突然眼睛一亮，并高声朗诵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好诗！好诗！”顾况高兴地大声惊叹道。
　　 他笑容满面，走到白居易的身旁，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头说：“少年16岁能写出此等好诗，要在长安居住下去也是很容易的事。”
　　 白居易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5岁时学写诗，8岁时已懂得声韵，因此16岁能写出这般好诗一点也不奇怪。少年白居易的这首诗，以生动的语言形象地写出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看出，少年白居易通过歌颂野草，表现了他一种奋斗不息的信念，一种顽强向上的精神。难怪老诗人顾况这样情不自禁地大声称赞，从此，顾况便经常对人夸奖白居易的诗文，少年白居易也虚心好学，经常向老诗人求教。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之后，他中了进士，不仅在长安立足，他的诗作被当时的名人们向世人推荐，在京城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家都争相来购买他的诗集。
　　
　　 二
　　 唐宪宗元和五年，白居易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这时期，白居易的政治热情高涨，他写了一组讽喻诗《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诗》五十多首。如《秦中吟•歌舞》，就揭露了中唐尖锐的社会矛盾，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与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脉相承。这首诗，从结构上看，开头两句“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领起全篇，接下来十四句详写统治者骄奢侈靡的生活，而结尾仅用两句描述“冻死囚”，文势陡急，有一落千丈之势。从艺术效果看，前面十四句通过层层铺叙、渲染，为结尾一幕作艺术的铺垫，前后构成强烈、鲜明的对比，震撼人心。
　　 元和十三年，白居易改忠州（今重庆）刺史。虽然有点怏怏不乐，但仍然竭尽全力励精图治。小时候，我三叔公多次给我讲关于白居易的传说故事：
　　 白居易在忠州作刺史的时候，丰都是忠州管辖的一个县。丰都经常传出闹鬼的事。有一次闹得特别厉害，据说鬼神要降灾收拾丰都百姓，人们必须买一张丰都天子殿发的“路引”作护身符准备去阴间见阎罗王。于是，天子殿的不法和尚、地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串通一气，借卖“路引”勒索百姓。一张“路引”价钱很昂贵，百姓为赚钱卖路引，不吃不喝，卖粮卖帛，闹得许多人家断炊，妻儿哭号，鸡犬不宁。
　　 白居易闻讯，心中深感不安。他本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但听到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关系着百姓疾苦，于是他决定微服私访，看个究竟。
　　 白居易到丰都后，先到鬼门关探察。只见那里人山人海，人都朝一个地方攒动，拥挤不堪。寺内一泥塑判官，头戴软翅纱帽，身披圆领皂袍，腰束宽边犀带，脚蹬歪头皂靴。左手持着“善恶簿”，右手执着“生死笔”，满脸狰狞凶神恶煞。白居易也挤进人群，才发现判官神像前摆着一张香案，正在出售什么，逢人卖一张，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白居易不知是何物，好奇地买了一张走出人堆，展开一看，原来是一张黄纸，上面印着大大的“路引”二字。他恍然大悟，这便是人们传说能免除罪孽的护身符“路引”。
　　 白居易再仔细端详，“路引”上还盖了三个红印章。字迹模模糊糊，但可以看清楚，其中一个印是丰都天子殿的，一个是丰都城隍庙的，一个是丰都县衙门的。
　　 当白居易看到丰都县衙门的大印时，不禁一怔。他还以为自己眼睛花，看错了，又睁大眼睛细细看了一遍，确确实实是县衙门的大印。堂堂的县衙门竟干这种勾当，白居易不禁轻轻叹了一声。这时，一个披着一片破麻布的老人伸出一只手到他面前，哀求道：“先生，请施舍几个钱给我买‘路引’吧，我已有两天没有进一粒饭了，没钱买‘路引’。”白居易回答说：“你既没有钱吃饭，何必买‘路引’？”“那哪成，人人都说不买‘路引’，就不能免去罪孽，死后去地狱也得受罪，不吃不喝也得买呀！”老人回答说。白居易听了老人这番话，心情更加沉重。他给老人施舍了钱，并劝导了几句，才慢步走出鬼门关。
　　 白居易坐在山门外的石级上小歇。他看着“路引”上的县衙门印章愤愤道：“岂有此理！求神拜鬼，本是无知巫师道士的骗术，身为一方百姓父母的丰都县令，不引导百姓重农桑，勤耕作，走正道，却与巫师道士同流合污，把堂堂御赐官印和鬼印盖在一起，欺骗百姓，榨取百姓钱财，国法不容，罪在当诛！”他把“路引”揣到怀里，这是丰都县令的罪证，定要惩办昏官，扶救百姓。
　　 第二天，白居易脱去便服穿官服，显出本州刺史巡视丰都的真实身份，来到县衙门。这时，县衙门正摆酒宴，县里的土豪劣绅、天子殿里的不法和尚们正和县令聚集一堂，举杯庆祝这次卖“路引”赚了一大笔赃款。白居易看着一个个肥头大耳的人都喝得醉醺醺，大厅里杯盘狼藉，不由火从胸中冒，但碍于面子，他只好忍住，只说来找县令察询公事。县令酒醉昏昏，后来才弄明白是刺史来了，一个晴天霹雳，三魂吓掉两魂。他拱手哈腰站在刺史面前，唯唯诺诺迎候，不知说什么才好。
　　 晚上，白居易果然找县令察问公事。他故作闲聊地问道：
　　 “听说丰都闹鬼，百姓都争买天子殿的‘路引’作护身符准备去阴间，是真的吗？”
　　 “是、是、是”，县官吞吞吐吐地应道。
　　 “你见过鬼吗？信鬼吗？”白居易又问。
　　 “在下并没有见过鬼，也不相信鬼。”县令回答。
　　 “既然没有见过鬼，也不相信鬼，那为什么给鬼开‘路引’呢？”白居易又问。
　　 “那是天子殿里的和尚们干的，在下不知。”县官回答。
　　 白居易马上取出“路引”送到县令眼跟前，说：“这县衙门的公印为什么盖在这上面？”
　　 县令一看白居易拿到一张“路引”，上面有县衙门的公印，立刻吓得脸色铁青，支支吾吾地说：“在下有罪，在下有罪！”原来，县官为了和天子殿里的和尚共分卖“路引”赃款，便把县衙门大印盖在“路引”上，万万没有想到竟被白刺史发现了。他像一个被人抓住了手的贼，狼狈不堪。
　　 白居易责令县令老老实实招供了他勒索百姓的罪行，并把其他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的事也招供了。白居易命令县官把卖“路引”勒索来的钱全部退还给百姓，并依法对县官和天子殿里的不法和尚治了罪。丰都县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称赞白刺史是清官，是百姓的父母官。白居易办完案离丰都回忠州时，百姓都来送行，每家都端一碗粮食来，共同酿了一大坛酒，为白刺史饯行。
　　 因为是千家万户送来的粮食酿的酒，故名杂酒。人们为了不忘白居易为百姓办好事，便用白居易的名字来给酒命名，因此定名为“香山杂酒”。
　　
　　 三
　　 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元和二年回京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是一场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从音乐上来说，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体现了汉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概括地说，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一变为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经元稹、顾况等一脉相承，到白居易更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准则，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新乐府运动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元稹、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这运动是继承李、杜的诗风，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观刈麦》、《长恨歌》等，写出了许多揭发时政弊端、社会矛盾及民生困苦的佳作，且通俗易懂，名动闾阎，普通百姓无不知晓。相传，白居易每作一首诗，先要读给他那里的老妪听，问老妪能否听懂，如果能懂，就记录下来，如果老妪听不懂就重新改写，直到老妪听懂才罢休。因此他的诗作在下层人民中间得以广泛流传。
　　 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时，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得罪了权贵，触怒了唐宪宗。元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江州当时被看成是“蛮瘴之地”，江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刺史的佐史，实际上是一种闲散职务，这对白居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嘲弄。他的被贬其实是一桩冤案，他连遭打击，心境凄凉，满怀郁愤。元和十一年（816）送客湓浦口，遇到琵琶女，创作出《琵琶行》这首传世叙事名篇，古代诗歌中描写音乐的名篇。
　　 一千多年以前，一个落魄文人，一个天涯歌女，演绎了一曲千古不衰的知音绝唱。在那个不朽的夜晚，悠悠的浔阳江水，萧瑟的秋风，清冷的月光，飘飞的荻花，永远记住了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诗人白居易也在这个不朽的夜晚，踏着湿漉漉的诗行，平平仄仄地走着，一路洒下两行滚烫的泪水，沾湿了历史的脸庞，永远都无法抹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诗人对歌女不幸遭遇的同情，也是对自己谪居江州后的郁闷心情的倾泻。“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出了人们对苦难生活的共同情感体验，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
　　 说白居易是琵琶女的知音，不如说琵琶女是白居易的知音更准确。当琵琶女勇敢地在一个陌生的而地位又远高于自己的权贵面前深情地、大胆地流露自己感情的时候，是对白居易的一种信任。当白居易描述自身的遭遇时，琵琶女给予了他人世间最美丽的理解和同情——那就是“感我此言良久立”，可以说此时“良久立”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却坐促弦弦转急”，琵琶女把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融入手指、融入丝弦、融入音乐，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表达中与白居易心灵交汇。当我们看到琵琶女深情地倾唱自己的痛苦不幸时，我们又何尝不能看作是白居易在倾唱自己的心声啊！琵琶女这时也就是白居易的化身了。诗经有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面对此情此景，白居易报之以深深的叹息，赠之以人类灵魂深处最可贵的礼物——眼泪。这眼泪里包含了多少同情、理解和尊重，这眼泪是救赎琵琶女痛苦灵魂的良药。琵琶女曾风华正茂，艳绝长安，可谓色艺双绝。红极一时；而白居易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也曾心怀天下，叱咤朝野。如今苦情相似，一个青春不再，天涯漂泊；一个怀才不遇，遭贬荒蛮。琵琶声里，诗人与歌女成为知音。
　　 《琵琶行》是一首歌行体的长篇叙事诗。“行”本指乐曲的进行，后来成为诗的一种体裁。明代学者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歌”是诗歌的一种形式，原指可唱的韵文。到了唐代，歌的原意已变，指与近体诗相对的古体诗的一种形式。歌在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方面没有严格限制，比较自由。歌和行，都是古代诗体名称，二者其实并无严格的区别，也合称“歌行”。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很多。“行”一般有叙事的内容。此诗先着力描写琵琶女精湛卓绝的演奏技艺，接着叙述她令人心酸的悲凉身世，进而写作者凄苦的贬谪生活，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表明了诗人对歌女的深切同情，也表现了诗人对自己被贬而抑郁不得志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