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开邮箱，看到有一封未读邮件，不知是哪里发过来的。
　　 我常年向外发稿件，能收到退稿信息的，也是少之又少。哪怕是退稿信息，也有外面透进一丝风的感觉。我独自一人自学，写作长达四十余年，获得外界信息很少，很少，就像闷热的梅雨季节，渴望着外面透进一丝风。邮件是北京一家出版社发过来的。信息很短，“经编辑部安排人员审读您的稿件，决定不拟采用，来稿请自行处理”。可称呼很暖人心，“尊敬的作者老师”。我写了一辈子小说，以前手写的信函，现在电子邮件，不知收到过多少封退稿信，没有哪家编辑肯尊称我为“尊敬的作者老师”。
　　 2021年新年伊始，我就计划修改一部长篇、一部中篇，争取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现在长篇已经有了结果了，而中篇我还没有着手修改，时间却已经进入阳历八月。八月，预示着很快就要跨年度。我一次又一次点开计算机中一部题为《架一座桥梁到月亮上》的中篇小说，这是一部创作于2019年9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当时我投到北京一家自称国刊的杂志社。
　　 两个月后一个午间，我正在午休，手机铃声大作，我被惊醒，侧翻一个身，不耐烦地接起电话，对方说是北京的，我立即掀掉了棉被。北京杂志社来电话，很有可能有好消息。对方说是某杂志社的，已经看了我小说的前半部分，惊叹我的小说结构与语言。编辑问我，那种结构方式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重制名著的。我坦率地说，我是从电视上学来的，电视上常常出现一种表现手法，好几个画框同屏展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在同一画框中，让观众视觉得到了扩展，内在内容得到了深化。我从那种画面中，发现人类所拥有的时间与空间，其实就是一个节点，你站在那一个节点，前面是未来，背面是过去。这一时间节点是无法用任何概念表现出来的。过去与未来，这一界面的时间点，用任何一种概念化的词语都是难以把控的，只是人为地进行一种划分。人是在这一条时间线上运行。而人在运行中，其实是活在他自己的思想中。回忆与想象，是过去与末来。简单地说，人的意识是一个幻想的宇宙空间，虚拟化的世界。我以为小说可以，并且有必要将过去、现在，放到同一“画框中”进行叙述。很平常的生活，经这样一折叠，就有一种震憾人心的力量。现代人类社会活动，大多是碎片化的，缺乏史诗化的。用这一手法可以将碎片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具有质感地表现出来。
　　 那个编辑与我聊了很长时间，讲了什么意识流、什么现代派。我感觉那编辑有些掉书袋子了，我又不好得罪编辑，耐心地与他聊。近半个小时，编辑才挂了电话。
　　 我简直要欢呼起来，写了四十年，终于有一部中篇小说有望发表了。我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我江苏大姐，西安二姐。她们也替我高兴，太难了，你走得太难了。晚上那编辑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将我的稿子看完了，后面的不如前半部分，决定不拟采用。
　　 现在我点开计算机中的《架一座桥梁到月亮上》，我真不知道如何着手了。我偶尔写一个小小说，投出去，很快会收到信息，说“稿子未过编审，期待佳作”。我真怀疑自己能不能走通文学这条道。我是不是入错行了？写了四十年，赚到的稿费还不足千元。一千元，我花在投稿上的邮资也远在千元以上，以前投纸质稿我最多一次就要五十多元邮资，编辑部还要求付退稿邮资。所以，我穷。
　　 我本来计划七月份着手修改《架一座桥梁到月亮上》的，到了八月份，我还没有下手。我真有些急了。八月中旬，我要自己无论成败，都要着手修改。开始审阅自己的稿件，前半部分的语言确实不错，后半部分散了，没有集中到核心上。我改到后边，后半部分被我全部删除了，整部小说成了没有“下半身的人了”，后边该怎样写，我自己也不知道了。我痛苦不堪。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吃不好饭。每天我除了干家务，坐到计算机上，兄长就在我旁边的躺椅上唠叨，不要写了，写了这么多年一点名堂也没有，一分钱没赚到，还要写。我上大姐那儿去看看她身体状况，大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不要写了，写了这么多年有什么名堂？还要写。我与我外甥通电话，外甥就说，舅舅啊，你头脑不错，就是入错行，现在北京、上海那些出版社，杂志社连他们自己都混不下去，你还想从他们身上赚到钱啊？我与老同学打个照面，老同学就问，你还写啊？该醒醒了，不要做梦了。
　　 我真正陷入了“垓下之围，四面楚歌”。
　　 可我又逼着自己继续修改。有一天我突然回想起我儿时村庄上一个长得很小巧的女孩，家里准备给她裹小脚，以为她那样小巧，配上一对小脚，是很精致的。后来因女孩忍不了痛，才放弃了。这一细节儿时听到时只当是个传闻，现在回忆起来，似乎触碰到国人骨子里一种东西，一种扭曲人心灵与生命的东西，那怕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了，那种东西还缠绕着国人的灵魂。我小时候还碰上过一件事，让我恐惧好长时间，并且一直植根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有一回到河滩上去拣柴禾，看到一堆荆棘堆上丢着一些婴儿的尿布、衬衫与小棉袄，儿伴中有人说，是某某某将自己的儿子砍杀在那里。某某某的妻子连续生了两胎，都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现在已经是第三胎，也要夭折了。按习俗，只有将快要夭折的婴儿拿出去砍了，并且要边砍边叫嚷，我让你这些短命鬼来，来一个砍一个，来一双砍一对。
　　 我回忆起这事，整个人为之一怔。我的小说就改为由此小细节入笔，我的理念也变了，本来是写主人翁具有远大的理想与山村的旧思想的冲突，这一理念，在文学创作上并不具备独创性。变了理念，进入触碰人的灵魂的时刻，我自己也被激活了，那些情节，那些细节，随着我的指尖，变成汉字，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构建起虚拟的一个世界。中途，我将题目更名为《暮色天际》。
　　 有生必有死。面对死亡，人类衍生出许多价值理念，每个人理念，就是他的灵魂，触碰灵魂，是写作者最大激情。
　　 就在我处于写作状态下时，接到县残联一个电话，说我某个稿件在前段时间《残疾人保障法实施三十周年》征文比赛得了个优秀奖，获奖证书加一百块奖金到时会邀请我参加颁奖活动，颁发给我的。这一百块奖金，是我这三年来写作上唯一的收入。
　　 县残联要举行颁奖活动了。我赶到县城一家大酒店，等到九点钟，颁奖活动才开始。一、二、三等奖上台领奖，并拍照留念，优秀奖是在会议休息时自己上台去拿的。摄影师是一位与我同在一个志愿者群里的队友，热情地要帮我拍张照片，才拍了一张照片，其实我是极不喜欢拍照的人。
　　 1980年，我在大桥公社中心校念初三，那一年初夏学校里来了一位乡下拍照师傅，到学校来给初三学生拍毕业照。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拍照。拍照在当时的我来说是件很神秘的事，而我的个性是极其复杂与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内心有着倔强与自信，另一方面又有自卑与压抑。全校的学生中数我的衣着最为破烂，整年光着脚板。我常常低垂着头，默默地呆在角落里。坐在我后边的两个同学，一个姓陈，一个姓方，常常欺侮我与同座，因为我俩都是矮个子。有一回我与同座密谋一定要离间后座陈、方联盟，那样他们力量就单薄了。同座问我怎样离间他们？因为同学间都有外号，我要同座向姓陈的说，方攻击他，我在方跟前说，陈攻击他，还骂他绰号。陈、方果真中了计，最终打了起来。我与同座躲到外边去哈哈大笑。所以，我在压抑中是有反抗的。可是站到相机前，我低垂着脑袋，不敢正视相机。那一批照片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有照好。那位师傅过来重照时，远远地指着我，说照片上的我像个吊死鬼。我很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那时我班上三十六名学生中，有七八位高中生在那儿复习，准备考高中专，但他们大多背底里进行恋爱活动。说实在，我当时也很想接近班上美女的，可我那样一个穷小子，不可能有胆量去接近美女。
　　 那一年我发现班上有位高中同学接到《浙江日报》的退稿信，《浙江日报》还赠送给他一册通讯类的小册子，在班上传阅了起来，与那位同学关系不好的，他还不让看。我也肯定是得不到看的一位同学。我慢慢打听到，给报社投稿，稿子发表了，可以赚到三块钱的稿费。那时三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怎样的概念？我母亲过年买十到十二斤猪肉，猪肉每市斤0.63元，三块钱，可以让年多上好几斤肉。所以，我心里跃跃欲试。
　　 而我最初听说给报社投稿的事，是在浮河中学念初二时，我的班主任语文课程苏老师，是县广播站的特约记者，常常在讲台上很自恋地吹嘘自己第一次给北京某报社投稿就发表了，那时他才十六岁，邮递员将报纸送到他家，将他抱起来了，夸他太厉害了。不过，那时我语文成绩不好，常常考不及格。那时我已无心念书，我的化学课程老师，在我小学时曾经掀过我三记耳光，我看到他心里就害怕，担心他又说我是一个坏学生，而学校里外地的学生又常常欺凌我，我的心灵上天天遭受着莫名的恐惧的吞噬。我本来数学成绩是相当不错的，而初二时从县二中调来一位数学老师，却不抓纪律，上课任由同学们吵闹，听说他在县二中将一位高中女学生肚子搞大了，自杀末遂，调到公社任教。我的成绩明显往下滑。
　　 1980年，我看到那同学给报社投稿，还能赚到钱，没有在意自己语文成绩不好，暗暗地下决心也要给报社投一稿。第一次给报社投稿，我已经记不清当时写了什么，总之投出去不久就收到了《浙江日报》的退稿单。单子上有手填写的一句话“谢谢来稿，欢迎继续来稿”。那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封外界来信，还是报社的来信，我还以为报社真的欢迎我继续投稿。偶尔我还给《浙江日报》投过稿。不过，我那时写的作文，老师评分从来没有给过我三分（5分制）。有一回老师在讲台上说，他感冒了，让学生自由作文，我心里一动，这一下我自由了，就让我写一篇发自我内心的作文让你瞧瞧。我静下心来，思想集中起来，想象活跃起来。我初中时的老师并不知道，其实我在1977年因眼睛患病毒性角膜炎住院将近四个月，回到学校，第二天面临一场算术测试，我一个晚上看完课本，第二天还考了91分，成了全班第一。第二名是83分。也是那一年，老师在庄上叫出“那是个天才”。我静下心来，展开自己想象，那篇作文的题目我迄今还记得，题为《书书包与桌子》。我以童话形式，让他们三人展开了一场争论，谁最为重要。拟人化激活了我丰富的想象力，一口气就写了将近一千字。作文交上去，我巴望着语文老师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讲台上朗读。第二个星期五的作文课，老师让课代表发下作文簿，我急着打开作文簿，作文眉头却没有老师批阅的痕迹，我还以为全班同学的作文都没有批阅，偏头看了看同座，他作文眉头上批了红笔分值，而我的作文为什么没有批阅的笔迹？我翻到后边，一行红笔字，刺向了我的心灵，由于字体大，下笔时过于愤慨，后边的感叹号，将我的作文簿都划破了。老师批了一句“抄袭是最可耻的盗窃行为！”后边是大大的感叹号。
　　 我看着那行红字，呆了，对学习更没有了兴趣。虽然我的物理成绩很出色的，有一回在全班同学设计电路图上，我还成了全年级唯一设计最为独特的学生，那些高中生也不是我的对手。这一年我高中升学考试，没有考上，我准备出去学木匠。暑假一天，我进山打柴，回来的路上，到公社门口，遇上了我初三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汤老师，他还不十分认识我，要我想复读初三，下午带五块钱到学校。我回到家，与母亲说了声，我母亲就出去借了五块钱，让我下午回学校去复读初三。
　　 1981年春上一天，我在学校走廊上与同学们看物理老师出黑板报，黑板报的内容是说美国登月团队中有几位华裔科学家，同学们很瞧不起美国人的，没有中国人，他美国人就是上不了月球。我默默地没有吭气，看着那几个中国人的名字，暗想要让中国自己登上月球，那是真正值得骄傲的，我要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物理学家，将来从事航天事业，为国家做出杰出的贡献，就是那一年我彻底地改变成为一个小木匠的理念，重组我的思想理念。而我最担心的是家里供不起我上高中，我可以努力一把，争取考上初中专，到金华上师专。那时我还以为初中专只有师专一个专业，不知道初中专也有其他专业，而我因为从小常常挨老师打骂，老师以为我是地球最会捣蛋的家伙，因为我常常想出点子捉弄同学，或搞“破坏”，这就让我不喜欢教师这一职业，我回家问过我母亲，我考上高中让不让我上学？我母亲说要饭也要供我上高中。
　　 我高中考试结束后，就回家到生产队上劳作了。还有二十天考初中专。我也报考初中专，但我无所谓考得上考不上初中专，因为我肯定自己能考上县一中，为将来成长为一个物理学家打下基础。初中专的考场，放在县二中，就是招贤完中。考试前一天上午我还在生产队里割稻，老师带队从田间过去，要我下午赶到招贤。1981年初中专考试，我政治只考了24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就二十天没有背政治题目，就丢得那样干净。所以那一年我初中专落榜了。而我母亲也供不起我上高中，我二兄的腿也病变成X型，要到金华地区骨科医院去动手术。我就那样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