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沉埋在岁月深处的人事并不会消失，一如种子沉默在大地深处，等待着春天的呼唤……
　　 ——题记
　　
　　 我是在《风景线》杂志社见到她的。屈指算来，已经十几年了。
　　 早春，从黄河滩刮来的风软中带硬，在绿城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朋友要去《风景线》杂志社送稿子，约我一块去。他说：那里有个女孩子，写文章带点儿你的风格，过去看看吧！
　　 我和他一起来到杂志社。这是省摄影家协会办的一份杂志，在一栋小楼里办公。朋友带我到三楼的编辑部，那里有十几个编辑在忙碌，大部分是年轻女性。朋友指着办公格子里一个灵秀的女子对我说：“小师是这里文字功夫最好的编辑了，他给我作品写的文字，读起来跟你的风格有些像。”顺着朋友的话望去，我看到一朵红云从女子俊秀的脸上掠过。
　　 她微笑了一下，对我说：“哦，孙老师。X处长说过你。”我笑着说很高兴认识你，一边伸出手跟他握手。这时候我发现一丝尴尬从她脸上稍纵即逝。她一只手扶着桌子站起来，认真地跟我握手，然后默默坐下埋头工作。
　　 跟总编谈完事情刚好到午饭时间，朋友执意邀请小师编辑吃饭——算是对她文章的答谢吧。她推辞了不过，只好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时候我才发现，她居然是个残疾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导致的腿部残疾。她的一条腿是好的，张扬着青春少女的健美曲线，另一条腿明显畸形，让人的心咯噔一下隐痛、惋惜！
　　 饭局中，她说因为残疾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以骄傲的口气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我自己放弃了。”后来我听说这种放弃也是被迫的——在农村父亲看来，一个残疾女孩上了大学又能如何？关键是去哪儿弄那么一大笔学费？
　　 那天分手的时候，她送了几本她们编的杂志给我。摄影杂志一般都是铜版纸彩印，制作豪华精良。我随手翻翻就装进包里了。此后大家再无联系，如同从未见过面一样。
　　 四年之后的一个早春，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她打来的。电话里很嘈杂，她说在北京的一个地铁站里，问我有没有时间见个面聊聊。那时候我正在昆明小住。我告诉她我不在北京。我问她怎么就到了北京？她说她一年前就到了北京，在一家杂志社（或者出版公司）当编辑……
　　 那天挂完电话之后，我还暗自思忖，她这样行动不便的人到北京去闯荡，该是多么艰难啊！我对这个女孩子的坚韧、勇气，暗自佩服！
　　 前几天，整理屋子，清理出来很多不要的书刊杂志，我就坐在地板上随手翻看。翻着翻着，就看到当年她送我的《风景线》杂志。那上面有朋友的摄影，也有她的文章。我忽然想起朋友说她文笔很好的话，那时候我并未当真，也从未想过认真看看她们编辑的杂志。如今，索性就看看吧……
　　 我找到一篇她的文章，认真读了下去——
　　 “每到年末岁尾，常觉空气中有无形无质浑厚悠远的钟声颤颤在耳，提醒时间的飞逝——自12岁以后，时间的步伐就越来越快，几乎是飞驰着奔向未知的未来，让人追之不及。每次抬头一看，自己都是那只拖着长长线索的风筝，挂在时间列车的尾部摇摇欲坠。
　　 时间本如流水般剪不断截不开，唯独人类凡事总要问个明白，硬生生标出时、分、秒，嘀嗒嘀嗒规整了时间的步伐，规划了有序的人生。
　　 说到底，我们不能不给生活坐标；说到底，我们不能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说到底，我们不能不向宇宙深处吼出千年无解的追问：宇宙的意义何在？生命的意义何在？
　　 这追问，无人解答。人类是被抛弃在蓝色星球上的野孩子，无父无师，可依靠的只有自身，只能凭借自身的智慧给出答案。于是，耶稣、佛陀回答以宗教，牛顿、爱因斯坦回答以科学，老子、苏格拉底回答以哲学，贝多芬、莫扎特回答以音乐，而克里斯多夫•伯克特、安塞尔•亚当斯则回答以摄影。
　　 我们不能肯定，一粒沙里是否真的隐藏着整个世界，一朵花里是否真的看得到天堂。
　　 我们只能肯定，在离人最远、离自然最近的地方，最能贴近内心！
　　 曾经读到过一张梅里雪山，约是正午，密云间不见太阳，却有幕布般光帘下彻山巅，似乎是上帝伸向人间的一只手臂，似乎阳光与云朵和山峦达成了某种协议，似乎只需要长久凝视画面，就能解开隐藏于宇宙间无穷年的大秘密。
　　 但仅这一瞬间的天光云影，这一刹那的似悟非悟，也已经让我们这些野孩子欢喜欣悦，也值得穷尽心里去追寻……”
　　 我读着这空灵而玄妙的文字，似乎看到她摇摇晃晃的身影，在人海茫茫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似乎听到她自豪地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我能够想象到在北京人潮汹涌的地铁站里，一个腿有残疾的女子该多么艰难！可这一切都恍如梦幻。我们只有一面之缘，一饭之缘。
　　 林德格林说：“生命的短促如一次温馨明亮的提醒。”在这馨明亮的提醒里，这个有着一面之缘的才女，就像一缕云影，轻轻飘过我记忆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