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农民，全家世代居住顺义区北务村，我是工作以后才定居通州。
　　 从打我记事时起，我家东屋墙柜上从西往东就这样摆设：插掸子用的喇叭口长脖子掸瓶，装各种零碎东西头上有帽子的大肚瓷瓶，上下一样粗细的帽筒，玻璃罩里好看的花儿盆景，四框黑色底座宽大的长方形帽镜，那座最高大也是最贵重的大罩子钟。钟的东边离东墙还有两尺距离的空地方，摆放着很多书，现在的话叫“图书角”。
　　 也许有人问，那时的农民都不读书不识字，家里偶尔有本书也就是黄历。你家怎么会有“图书角”呢？问这话的人是不了解我家，我大哥解放前顺义师范毕业，比我大哥小五岁的二哥，在北京我舅舅家读书，后来和我一样也大学毕业。我爸爸是农村少有的识文断字的“老知识分子了”。我说我爸是“老知识分子”你可千万别以为我爸家很阔，有家塾，他小时候肯定在家塾里学习。错，我爸小时候在农村是顶苦的苦孩子，用那时的话说是“苦核儿”。
　　 我爸小时候，爷爷和大爷爷一起过，虽说不是财主，家境还说的过去，三十多亩地，一头驴一挂铁瓦车。我爸六岁的时候，我爷爷死了。我奶奶和我爸娘儿俩，在大家庭里很受气。实在受不下去了，奶奶带着我爸爸到北京城给一户旗人家当使唤人，现在的话叫保姆。可巧旗人家的小少爷和我爸爸同岁，和我爸特别玩儿得来。第二年旗人家的少爷该上学了，少爷却不肯单独去，一定要和我爸一块儿去。主人也怕孩子单独上学受欺负，便让我爸和少爷一起上学。这样过了七八年，我爸大了，我奶奶手里也攒下几个钱了。我奶奶寻思着过几年该给我爸娶媳妇了，没有哪户人家愿意把闺女许配给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使唤人的儿子，就辞了差事，带着我爸回北务老家。在北京呆了几年，我奶奶长了见识，再说我爸也十几岁半大小子了，我奶奶便和大爷爷提出分家，分了十亩孬地半挂车和半头驴。驴和车没法分开，大爷爷家就折钱给了我奶奶。我奶奶用攒下的钱在我们村的后街置了一块空地，盖了五间瓦房买了一头小驴儿和一辆铁瓦车，母子俩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
　　 我奶奶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觉得十亩地太少，她一个人差不离就能种了。就在离我们村二里地远的于菜地村找个木匠师傅，让我爸跟人家学木匠。我爸爸识文断字又心灵手巧，还没等三年出徒，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小李木匠了。不光会做各种家具，还会在家具上绘画雕花，谁家聘闺女做陪送家具都爱找这对师徒，阔家主盖房子需要雕梁画柱的也都找这对师徒。师徒二人很少有在家待着的时候。可惜我爸出徒第二年师父死了。刚出徒的我爸，活儿虽然干得好，可是岁数小没师父名气大，再说好多活儿一个人根本没法干。我爸的木匠活儿顿时少了许多，一年倒有多半年在家歇着。趁这当儿，我奶奶给我爸娶了媳妇，也就是我妈。
　　 我妈娘家姓孟，是河北三河县的一户小地主。说是小地主，没多少房没多少地，只书多。我舅舅在家在外念了很多年书以后，在天津达仁堂做事，职务是监制丸散，相当于现在高管吧。记得小时候我家用的雪花膏都是舅舅配制的，每次都是用装咸菜的小坛儿让在天津做木匠活的我爸带回来。舅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退休的，每月退休工资一百四十七元，听他老人家讲是全东城区退休工资最高的。
　　 现在说姥姥家的书。比我舅舅小许多的妈妈出嫁以后，家中就剩下姥姥一个人，她又不识字，这些书几乎成了妈妈的随嫁品，每次爸爸套车接姥姥来我家住，和姥姥一同坐车来的就是书。为了装这些书，爸爸还特意做了一只小坐柜，靠东墙摆着，里边满满的全是书，放不下的便放在墙柜东头空着的那块，就是我说的“图书角”。小坐柜南边放着一张大红油漆三屉桌，小坐柜夹在墙柜的“图书角”和办公桌之间。坐小坐柜上，想看书从“图书角”拿，想办公就趴桌子办公。我的小学和初中，除去上学干活和睡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角”和“办公桌”之间的小坐柜上度过的。
　　 墙柜上能吸引我的东西除去“图书角”，就是紧挨着它西边的那只高大的罩子钟。
　　 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就是这只大罩子钟。
　　 我爸的师父有个亲兄弟，也就我爸的师叔在天津开旅馆，还有几个商号铺家。那时我爸师父的老妈还活着，旧时只要老家儿在，兄弟是不能分家的。依我爸师叔的意思全家都搬到天津，他挣的钱养家糊口富富有余，大哥完全不必在家辛辛苦苦种庄稼干木匠活。穷家难舍热土难离，我师奶不干，师叔只好作罢。既然不分家，师叔的家眷当然还得在老家和长兄一块儿过。我爸的师父没儿子，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师叔有四个孩子，都比我爸小。我爸的师父很有长兄范儿，孝顺老娘，照顾弟妹，疼爱侄男侄女。我爸既然是徒弟，除去跟着师父学习手艺，自然也学到了师父的人品。我爸像亲儿子和亲孙子一样孝顺长辈，像长兄一样爱护师叔的孩子。
　　 师叔从天津回来，我奶奶都要备一份厚礼让我爸专门看师叔。师叔自然早从全家人的嘴里知道哥哥的这个徒弟人品忠厚，懂得上敬下爱，对自己的几个孩子特别好。因此每次见到我爸，师叔都特别热情，因为我爸那时还没娶媳妇，师叔又是长辈，走时总要塞给我爸几块洋钱。
　　 我爸刚出徒一年，这个大家庭就散了。先是我爸的师奶去世，半年后我爸师父去世，又一个月以后我爸的师娘去世，我爸的师叔只得把家眷接到天津。
　　 师叔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爸提着礼物来送行。饭桌上，师叔说师侄啊，我哥哥没了，你一个才出徒的小木匠，肯定没多少人找你干活。即便有人找，有些活一个人也没法干。譬如说做家具做棺材这些大活，之前都得先破板子，有的人家甚至现放树，这都要俩人拉锯才能干的，你一个人怎么接活？听师叔的话，跟师叔去天津干吧！师叔在天津经营多年，有很广的人脉，保证活儿让你干不过来。师叔还要在天津给你找个搭档，让他听你的。我爸说在天津人生地不熟的，吃住不好办。师叔说不是有我吗？为了让你师婶和你师弟师师妹们搬到天津，我花了二百多块现大洋置办了一套三进大宅院，那儿住得过来，你就免费吃住在师叔家，我给你找的搭档也和你一样免费在师叔家吃住。有你住进去，师叔在外边干买卖放心。不然偌大的宅院没有个年轻力壮的老爷儿们镇着，我心里还真不踏实。
　　 我爸说您说的事好是好，只是我媳妇过门还不到半年，我妈又刚刚去世，把把媳妇一个人放家里我还真有些不放心，等我回家跟我媳妇商量商量再答复您。
　　 我爸回家把这事和我妈一说，我妈说我爸你傻呀，这么好的事还要回家跟我商量商量，你应该当场就答应。我爸说不就是不放心你吗？家里就你一个年轻女人和十几亩地，连个帮手都没有。我妈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呀？没帮手我不兴找一个吗？眼下就有，我娘家有个当家子哥嫂，头些日子我回娘家时，嫂子曾经和我说过，家里的地要是种不过来，他的俩儿子可以帮助种。你现在套车就跟我回趟娘家，今儿晚上就把我娘家侄子接过来一个，给咱家当小伴伙。明儿个你起早就去找师叔，和他全家一起去天津。
　　 我妈真不愧为女中豪杰，就在我爸还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妈已经起身到院子从牲口棚里牵出我家大灰驴准备套车了。
　　 就这么着，我爸和师叔一家去了天津。用现在的话说，去天津打工。
　　 我爸的师叔果然不食言，利用他在天津多年的人脉关系，不费劲就给我爸找了位五十多岁的搭档。俗话说嘴上没毛干事不牢，师叔是故意儿找个年岁比较大的，这样更容易取得雇主家的信任。活嘛，四个字：多如牛毛。这样过了十多年，我家的地由原来的十来亩变成五十多亩，大灰驴变成大骡子，铁瓦车变成胶轮大车。
　　 那年我爸回家过年，居然抱回一只大罩子钟。我妈还以为是师叔送的呢，一进门就埋怨师叔不懂事，怎么能送钟呢？“送钟送终，也太不吉利了！”我妈埋怨完师叔就埋怨我爸，“你也是，在师叔家白吃白住，还要人家东西。要就要吧，你也不能要人家送的钟呀？”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我爸一直笑眯眯不言语。直到我妈埋怨完，我爸才告诉我妈，这只大罩子钟不是师叔送的，是他从做活的一个阔家主买的。然后便把怎来怎去的经过讲给我妈听：
　　 天津一家大药店的老板聘闺女要做几件陪送家具，师叔和这位老板很熟，自然把活儿给我爸揽下。家具做完，老板很满意，只是付工钱的时候，老板提出能不能少付半块大洋，用他家的一只大罩子钟顶那半块大洋？我爸爸也很慷慨，说不就半块现大洋吗，您没有就甭给了！主家说不是没钱，是那个大罩子钟在家里膈应。
　　 原来，老板曾经给一个在天津开买卖的洋人治好了病，俩人随后成了莫逆之交。洋人听说老板要聘闺女，特意托人从瑞士买了一个大钟送给药店老板。送钟就是送终，洋人不懂在中国是不可以送钟的。老板膈应，和洋人又说不通，只好把钟暂时寄存熟人开的一家典当行。老板说我不是舍不得那半块洋钱，可是要把钟白送给你，我这不是不懂事吗？“送钟送终”多不吉利呀！少给你半块洋钱，这钟就不是白送的，是你用工钱换来的。
　　 听了我爸说完钟来历，我妈急不可待地让我爸敢快打开包装，我妈说她长这么大也没见过钟，更别说还是外国的洋钟了。
　　 我爸先打开最外层的木盒子，从中拿出一个很大非常漂亮的硬纸盒子，再打开硬纸盒子，一只漂亮辉煌的大钟就出现在我爸妈眼前。我长大以后听我妈这么样描述这只钟：
　　 到人的磕膝盖那么高，切菜的小案板那么宽，我爸脊背那么厚。钟罩子是玻璃的，除正面没有画，后边和两边都是画。钟罩子后面的画最有意思，一个带翅膀光屁股的小小子在空中拿着箭正往下射。玻璃罩的东边是个老娘儿们，西边是个老爷们儿，黄头发还都曲里拐弯的（这是我妈当年的原话）。
　　 白色的表盘上，有一圈很奇怪的黑字，我爸说那是罗马数字，并且详细地告诉我妈每个数字都是几。圆圈罗马数字的中心有三个带色的好看的箭头，我爸告诉我妈，最长的叫时针，时针指在哪个罗马数字上就是几点钟，第二长的是分针，最短的是秒针。一个钟头有六十分，一分有六十秒。我爸还告诉我妈，那个垂在表盘下面黄色跟烧饼一样大小的东西叫钟摆，只有钟摆不停的摆动，三个针才能绕圆圈走。钟摆不动了，钟就停了。我妈问那钟摆万一不动了，应该怎么办呢？我爸就拿起旁边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彩色铁片，铁片下端是一根小孩儿手指大小粗细的铁管儿。我爸说这是钟钥匙，钟后面有个小孔，每天把铁管儿插进去朝右拧几下，钟就走了，这叫给钟上弦。如果忘了给钟上弦，钟就不走了。我爸说我不在家，每天给钟上弦的事就是你的。我妈说你教我怎么上弦，咱现在就让钟走起来。我爸说那可不行，现在当不当正不正的，给钟的时针拨到几点呢？这样，明天老爷儿（太阳）正晌午咱把时针拨到12点，我教你上弦。以后每天就这个点儿上弦。如果哪天忘了上弦钟停摆不走了，等到下一天晌午再把时针拨到12点再上弦，千万不可乱改时间。第二天老爷儿在天正午时，我爸教会了我妈给钟上弦。
　　 我爸从天津买回一只半人高大罩子钟的事，街坊邻居很快就知道了。几个平时和我妈经常一起做针线活的老娘儿们，很想像平时一样拿着针线活到我家串门，好顺便看我家的大罩子钟。可惜腊月家家都忙着过年，谁家老娘儿们不是忙得小尖脚的脚趾头都快挓赤起来了，哪儿有工夫串门子？至少也得过了元宵节呀！
　　 元宵节一过，年就算过完了。在顺义师范念书的大哥走了，在北京舅舅家念书的二哥走了，我爸爸去天津也走了，住娘家的嫂子还没回来，在我家干活的我妈娘家的远房侄儿，要等开春回来耕田种地。
　　 家里白天就我妈和三岁的我。这帮老娘儿们可得济了，拿着针线活都来了。一进屋，先把手中的针线活扔炕上，然后就趴着墙柜聚在我家大罩子钟跟前，小心翼翼伸出手，摸摸大罩子钟的钟罩。我妈倒也慷慨，打开钟罩，让大家轮流轻轻触一下钟表盘。还从钟罩子里拿出钟钥匙给大家看，指着那个左右不停摆动的大黄铜钟摆，说一会儿钟的那个最长针走到一个字上，钟摆就会自动敲钟，那个字念几，就敲几下。我妈指着表盘上离时针最近的“8”字，说这个是“8”，你们别动就在这儿听着，一会儿这钟摆就敲八下。果然，没过一会儿，钟摆就“当当”敲了八声，声音绵软悠长，可好听了。几个老娘儿们都夸，有的说敲钟的声音比唱歌还好听，有的说这钟自带富贵气，摆墙柜上跟财主家小门楼子似的。自然，也少不了夸我爸爸有本事，夸我妈有福气，嫁个好爷儿们。
　　 说着说着，西场儿的拐儿奶奶忽然哭了。拐儿奶奶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除去一双旗装片子大脚，哪儿点比李佳（我大哥的名字）妈差？可是瞧瞧人家李佳妈过的啥日子，我过的啥日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也难怪西场儿拐儿奶奶哭。我长大后听我妈说，拐儿奶奶年轻时是我们村里第一大美人，细高挑的大个儿，瓜子脸柳叶眉杏核眼。可惜因为一双没裹过的旗装片子大脚，去了一半人才。因为这双大脚，村里好事者还给拐儿奶奶起了个“半截俊”的外号。也是因为这双大脚，嫁不出去的拐儿奶奶才嫁给我们后街西场拐儿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