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养我的小城，有两条河流。冬天，河水干涸期便现出宽阔的河滩。很多孩子都喜欢在河滩上玩。河滩有花草，冬天的说不出名字的花都是野的，像孩子们的野性一样。我更喜欢到河滩上去，也许是骨子里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辈是水上人家。到我出生的时候，才搬到岸上去了。但与依然住在河边艇上的人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常跟着父母到水边的艇上去，探访亲戚或是朋友。对河边的依恋就这样形成了。我又特别喜欢看在河边捕鱼捕虾的人。其中的一个，捕虾的，竟成了我的忘年交。他的命运，常令我唏嘘。
　　 捕虾有好多种方法。有钓的，当然不是用鱼杆、钓鞭来钓，而是一排竹杆垂下许多细小的钓钩；有装的，用竹篾子织成的装虾笼，锥形，虾从笼口入去之后，就不能出来了。这都是守株待兔式的。
　　 最主动出击的是“刮”。用粗竹片弯一个三角架，上面织网兜，像捕蝴蝶的那种，只不过很大，每条三角边起码有一米吧。它的竹柄也有三米长，用它刮河床、刮船底、刮水边的草堆，收获比较快。不过那是苦力活，舞动这么大的“刮虾网”，没点臂力可不成。
　　 我在河滩玩的时候，有一天遇到了阿古，就喜欢上他了。那时候我十一岁左右，他看来有二十六七了。长得很魁梧，络腮胡子，大有男子气概。即使是冬天，他都不怕赤着双脚趟到河里去。舞动硕大的“刮虾网”，像水浒里的霹雳火秦明。握着柄的后端，远远的伸到船底下，然后一段一段地往后收，末了，一手抓住三角形的网架，一手就往里捡虾。那些虾全收进他挂在腰间的竹篓子里。
　　 我傻傻的看他刮了一网又一网，跟着他沿水边走过一船又一船。他不理睬我，只管做自己的。后来他累了，把“武器”放在地上，蹲在一旁卷烟抽。
　　 我走过去，把那“武器”提在手里。看看他，他并没有反对，只微微的笑笑，依然抽他的烟。我提起来是没问题，但真要学他刮就不自量力了。刮网未伸得到船底，险些整个儿倒在水里。他才“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他走近来说：“小朋友想要虾？去找个瓶子来，我送你几只。要不，明天你再来，记得带个能装水的东西。养几只虾玩玩。”
　　 第二天，我去了，除了装虾的瓶子，还有一个连夜做的“刮虾网”。那是用小竹片做的，网则用一块旧蚊帐布，柄是拖把上拆下来的。这副行头把络腮胡子笑得前俯后仰。笑过之后，他刮他的，我刮我的，他收大虾，我收小虾。那次之后，我知道了他叫阿古。
　　 跟阿古刮虾的日子很开心。不过有时候是遇不上他的，毕竟我不是天天来，来了又不知他去了那个河段。能碰上的话，一定是跟他大半天的。
　　 转夏天我读五年级了。学校很追求升中率，五年级就开始抓紧了，安排晚自修。晚自修之后，就是玩的时间。同学们都不会马上归家的，必然玩个痛快。
　　 我们爱玩的游戏叫“救监”。参加玩的分成两队，一队人扮警察，一队人扮土匪。警察是捉土匪的，追上了，拍拍肩头，代表抓住了，乖乖地在“监”里蹲着，等同伴们来救。救的人能避开警察进到“监”里拍到了同伙的肩头，就算救着了。“土匪”全被抓住算是彻底输了，就得改当警察。就是说，当上“土匪”这一方才是胜方。
　　 一晚我当“土匪”，被“警察”追到河滩边。我躲起来让他找不到我，他无奈走了。我迷恋河滩的景色，一时不想回去，竟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醒来时已下半夜，我是被吵醒的。睁开眼，见吵架的人是二哥和阿古。我身上披着一件厚衣服，是阿古的。
　　 原来我久不回家，母亲急了，令二哥出来寻找。二哥先找到了与我玩的同学，知道我是在河滩边失踪的，便沿河寻来了。之前阿古已经发现了我，怕我凉着，解下他的外衣披到我身上让我睡。他就守在旁边吸烟。见我二哥来，要抱走我，不准：“你是什么人？”
　　 二哥说是我的哥，阿古不信，就吵起来了。见我醒了，阿古问：“他说是你二哥，是不？”我说是的，他才信了。取回外衣，说：“你跟他走吧。”又坐下来吸烟。我走出好远，回头望望，黑暗的河滩，仍见阿古的卷烟，一明一灭的。
　　 之后隔了五六年，再遇到阿古，那是文革武斗之后的事了。我的家园被武斗的大火烧毁，有一段时间被安排在一间小学里住。一座教室，住了好几户人，每户也只占得“一席之地”而已。
　　 那天中午，我和母亲安顿好了“家”。四周环顾，发现了墙角两张课桌上坐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我惊喜的叫了声“阿古”。他望过来，认出我了，但摆摆手示意我别过去，做了个睡觉的手势，就躺下了。
　　 我以为午睡之后他会和我说话，也躺了下来。等到他睡醒了，却见他从课桌下取了个木牌挂在脖子上，左手拿了个破面盆，右手拿了支木棒，要出去了。走过我面前时，我看见了木牌上写着两行字：“反革命分子”“叛国投敌分子”。我呆了，定定地看着他，他摸摸我的头，笑笑，走出了教室。
　　 我连忙穿鞋跟了出去，到了学校大门口，阿古“咣”地敲了一下破面盆，然后喊：“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是叛国投敌分子。”隔十多步，就“咣”一下，喊一句。他偶尔回头，发现了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让我回去，别跟着。
　　 傍晚阿古回来，随便做了点吃的，就坐回“床”上。直到看见我也吃完了，母亲出了去，才向我招招手。于是我也坐上了他的“床”，就是两张课桌。
　　 那一晚，他让我知道了很多事：他父母是老右派，所以，他没能上大学。大困难时期，父母自杀了，他到处去上访申冤，由于言词过激被打成了反革命。之后，找工作的机会都没有，捡过破烂、做过苦力，炸过鱼，当然也刮过虾。我和他没见的几年，他曾两次试图偷渡出香港，却都被抓回来了，所以又多了条叛国罪名。
　　 说起偷渡被抓，阿古说：“我是到了珠三角，坐船半夜走的。被巡逻队撞上了，我跳海，潜到巡逻船底，以为没事了。殊不知巡逻的船设有一个网，专刮船底的，我就被刮起来了。就像当年我们刮虾那样。”
　　 我捂着嘴窃窃的笑，不敢笑出声。谁知阿古还说：“倒霉的是我两次被捉，都是像虾那样被刮出来的。”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终于忍不住“嘎嘎嘎”，笑得肚子生痛。
　　 阿古长得五大三粗，却很有学问，读过很多书。白天他按时出去敲面盆喊口号，晚上回来就和我聊天、讲古，如此过了一个多月。母亲决定搬去航运局安排的船上，不在学校呆了。我搬走了之后，专门等阿古回来与他道别。阿古有点惆怅，说了句：“有机会的话，好好读书。”
　　 三年后我入厂参加工作了。听到一则小道消息：本地有个姓古的男人，爬山涉水偷渡香港，到边境被武装民兵开枪打死了。他的遗物有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十元钱，还有一张写有字的纸，大意是，他是某某地方的人，如果他死了，请发现他的人将他的遗骸抛落珠江。五十元是背尸骸的辛苦费云云……
　　 我猜那人一定是阿古。下班后我去了河边，随便烧了几张纸当纸钱，算是祭奠过他了。
　　 只是，少年时那一段很短暂的忘年之交，却在脑际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