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农村百年
　　
　　 我生活在农村一隅，写全面的“农村百年”，未免有些难度：因为中国农村体广面大，人口众多，各地也有差异，要是写得较为全面，会是鸿篇巨著。况且，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丰富资料。但是，我已经有了些年纪，平生的耳濡目染，亲身经历，让我感受到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为了文章内容贴切一些，加上了“我了解的”四个字。在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简要地写一写“我了解的”百年农村——因为有了共产党才有了这些变化。
　　
　　 百年农村的变化，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共和国建立以来，农村的变化，可以用“脱胎换骨”形容。总的情况是，结束了封建体制下的精神枷锁，实现了人性化的社会。凡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无论是什么职业，意识如何，在事实面前，都有深刻体会。
　　
　　 百年农村变化，是全方位的，我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可以扼要地写一写——
　　
　　 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行为，导致生活环境的形成，因此先说说思想意识。
　　
　　 传统的思想意识，农民们长期地被禁锢在命运、自卑与盲从的意识里。解放后人们思想意识冲破了牢笼，有了自我提高的意识。
　　
　　 传统的中国，是以封建宗法和“命运注定”为主体的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长期被禁锢在命运注定的意识里。更因为生产力低下，农民们跳不出“求温饱”的圈子，如果遭遇了天灾人祸，便笼统地归结于“命运注定”。
　　
　　 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辛辛苦苦的劳动，常常难以维持温饱。“命运”理论的盛行，农民们普遍认为，人的命运是在出生以前就注定了的，现实的人无法改变自己命运。身为农民，就是苦做苦累的命。富贵的人，因为命运生得好，苦命的人无论如何跟不上。于是，无形中产生了浓厚的自卑心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得低人一等。
　　
　　 更有甚者，还认为富贵的人，由于生来命运好，福气大，有上苍护佑，会心想事成，还能逢凶化吉；苦命的种田人，只能苦中求生。因此，遇有重大事情，多是听从“命好”的人支配，常常形成无道理的盲从，还产生了多种类型的宗教，似乎信了神教才能放心。更加被动的是，在命运的思维里，人们的活动，一般都是中规中矩，普遍“不越雷池一步”。
　　
　　 这些就是传统农民“命运注定人生”的主体意识，长期以来，形成了社会共识。
　　
　　 事实是：由于社会制度长期的专制、僵化，生产技术停留在原生态，生产力十分低下，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在最好的情况下，普通人也难以维持温饱，财大势雄的只能是极少数富贵人，广大农民长期生活在窘迫的状况下。
　　
　　 我生活在长江之南，历来被称作“鱼米之乡”，算是富裕的地方。而这个“富裕”的地方，传统农民的生活，也只能是“辛辛苦苦的劳动，精打细算地生活”。不仅生产难以保障生活，许多天灾人祸，总是不断缠绕，人们思想自然地产生了迷惑。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解释人生命运的“哲学”，许多以此理论诠释命运的人以此为职业，走村串户，为人们“解惑答疑”，收取企求解释人的钱财。有些人甚至名气炽热，被尊称为“先生”，长期驾驭在思想意识领域里。这样，社会上广泛流行着“牛奈索不何，人奈命不何”的谚语。
　　
　　 传统的社会制度，是“大人、老爷”（也即“绅士”）们说了算的社会，普通农民没有话语权。加上清朝后期、民国年间的长期战争频仍，土匪横行，各种强制势力林立，都向农民索要钱粮。因此，农民们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不仅沉重，还没完没了。社会当局为了应付战争，抓壮丁，派伕子更是经常的事。广大农民的生活只能用“水深火热”形容。
　　
　　 这样的情况，令贤达人物非常激愤，他们热烈地用自己理解的理论抨击社会，企图改变中国的面貌。但是大多数只是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层面里，对广大农民没有很大影响，无法改变农民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状况。
　　
　　 1917年俄国人应用马克思理论，十月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对中国影响巨大。中国先进的贤达人物，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国内，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旧社会进行“革命”，通过艰苦的斗争，在逐步觉醒了的全国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终于建立了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建立以后，共产党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更是着重解放人们的思想意识。通过多次暴风骤雨似的洗礼，人们的思想意识终于获得了解放，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农民们的生活环境，生产热情进入了前所没有的新境界。
　　
　　 事实说明，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共和国，解放了人们的传统观念，让人民群众有了大展宏图的环境，贫穷落后的中国，才有了兴旺发达的新气象。。
　　
　　 那么，旧中国的农村与新中国的农村是什么区别呢？我们看看事实吧。
　　
　　 二、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面，传统与如今的现实，有着天壤之别。
　　
　　 1、由于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建立在经济状况基础上的，因此，这里说说生产状况与社会生活的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是“脚踩黄土背朝天”地在土地上求食，生产方式与原始生产差不多，用的是粗笨的工具、笨重的体力，加上基本的畜力，生产水平低，产量微薄。
　　
　　 传统的水利条件是自然形态，虽然当政的历届政府也曾经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但都只是“青苔蹋漏洞”似的作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旱涝灾害频繁，个体农民无可奈何，种田基本上是“靠天收”，因此有“会做不如天宜”的俗话。
　　
　　 农民种田，首先要有土地。自己有土地的农民，家有“条牛担种”的条件，加上勤勤恳恳地一年累到头，而且谨慎处世，没有遭遇灾厄，年年保住平安的话，是可以过到“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样，算是“殷实”的人家。但是，这样的人家很少。
　　
　　 “运气”不好的人家，遭遇了天灾人祸后，只好变卖本来不多的土地。在高利贷的社会里，只要是跌入了灾难的人家，常常是“跌入债坑”，很难“爬”出来。时间长了，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而为了生存，只好租种别人的土地。我们这里的租金，是以亩为单位，按稻子计算的。一般租金是每亩（老亩）360斤（老秤）稻子（土地质量很差的，也是300斤上下）。当时的年产量是五百斤到八百斤之间，最好的也只是千把斤。因此，租金一般是收获的一半，起码也得三分之一。由于是原始的生产方式，一个农民做不了多少田，租田的农民交了田租后，自己的生活都很艰难了。由于失地农民逐年增多，而想租到田种，还必须得到田主的信任，否则是很难租到田的。
　　
　　 什么是“债坑”？就是当时的高利贷。当遭遇灾难的人必须借债时，在得到债主的信任后，就得背负高利贷。高利贷正常利息是借一还二，甚至有加三加四，最高是加五的。加几，就是本金的几倍。不是有相当经济来源的人家，借了债就不容易还得清，而后再在债上加债，越来越重，直到无力归还。这就是“跌入债坑，爬不出来”的真实情况。
　　
　　 一些遭遇了重大灾难，难以恢复的人，很快在社会上失去了起码信任，无法租到田种。也借不到债。他们为了生存，只好“另辟生路”。自认为有“能干”的，便做强盗土匪。其中一些人看到时势的混乱，便聚集在一起，组成武装集团，做着明火执仗的土匪。没有参加武装集团的，便临时勾结几个人，做苟且的抢劫。常常是在夜里蒙面去抢劫熟悉的富裕人家。这样的临时土匪行为，被称作“掏乌龟”。被抢了的人家一般只能有所怀疑，却没有证据找到作案人。因此，当时就算是殷实之家，也是生活在惊心吊胆的环境里。
　　
　　 更多没有“能干”的人，只好做“偷鸡摸狗的行当”。因此，当时的社会，贼偷盛行。平常人家的物资，稍不留神，就会被偷；人们养的家禽、晒的衣服，一不小心，就会被偷去。做这样事的人，被称作“吃冷饭”和“叉鸡收晒”，似乎是一种职业。
　　
　　 此外，更多的诚实人，活不下去了，只好走村串户地乞讨，因此当时要饭花子到处都是。
　　
　　 这些，便是当时农村人所处的实际生活环境。
　　
　　 共和国建立后，组织农民，利用集体力量，全面改造自然，经过不断的努力，农业生产旱涝保收的环境逐渐完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决了特别困难人的生存困境，上面所说的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科学，广大农民在自主生产的情况下，得到了科学种田的技术，生产产量奇迹般地上升，解决了长期以来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紧张的局面。粮食由“任务派购”，到了长期充斥市场，还曾经出现过“卖粮难”的情况；农产品由票证分配，到了寻求推销，唯恐卖不掉的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农村中出现了传统农民“大转型”的形势：广袤的农田，实行了“流转”制度，集中在大户手里，现代化的农业蓬勃发展。农民已经不再是完全“凭力气”劳动，而是用智能方式生产。大型机械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使种田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许多农民进城务工，在城里买了房子，成了真正的城里人；新一代的农村人，大部分有了现代文化与知识，不再务农，与城里人一样，做起了“蓝领”“白领”。
　　
　　 近百年中国的农村巨大变化，令人欢欣鼓舞，因此，我写了一本《三农今昔》的书，将这些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叙述。
　　
　　 2、传统的人们日常生活情况，与现代比较，区别是很大的。
　　
　　 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两个范畴，即道德行为和吃饭穿衣。
　　
　　 历来人们在传统的“仁义道德”哲学影响下，都有“顾面子”的特点，因此有“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的说法。明面上，哪怕是做强盗土匪或叉鸡收晒的，也都是满口“仁义道德”。普通人，更是努力争取做“正人君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不要脸的事”。这样的情况，维护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使当时的人有着大面场上注重人情与和睦相处的愿望。
　　
　　 而在日常生活里，就得根据个人家庭的状况了。
　　
　　 家境好的，可以“吃穿不愁”。但这种不愁，实际上是很菲薄的，一般能有粗茶淡饭就心满意足了。即使是初步向上的人家，在吃、穿上也都是十分节省，因此，当时有“咽喉如海深，吃得斗量金”的说法，十分注重平常的节俭，而且有着过于苛刻的倾向。
　　
　　 吃食方面，一天能有三餐饭吃，就算很好了。菜多是家庭蔬菜，还多是以咸菜为主。虽然有家禽和禽蛋，平常舍不得食用，只有来了贵客，才可能使用一点。平时连孩子们想吃个蒸蛋，都很难得。吃饭时，家长们总是招呼孩子少吃点菜，说：“吃饭吃饭，不是吃菜，吃菜是为了能把饭吃下去；吃许多菜，就成‘菜包驴’了。”壕沟村的老柏被派去做伕子，带了一块豆腐乳、一只咸鸭蛋，做了七天回来，腐乳只吃了一只角，咸鸭蛋才吃了个小洞。
　　
　　 比较困难的家庭，一天只能吃一顿或者两顿干饭，其他多是以粥，或者杂粮搭配生活。关于喝酒，认为是奢侈，没有大事，是不会有酒喝的。有些财主，虽然有良田若干，钱财许多，生活也很节俭，曾经有传说，有个大财主喝酒，一粒黄豆要做两口吃。
　　
　　 当时吸烟的人不少，但都是吸的黄烟，很便宜。
　　
　　 在穿衣方面，更是节俭到了不能再节俭的地步。衣料多是土造的粗布，后来多是最便宜的“洋布”。孩子们的衣服是“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连连归老三。”每一件衣服都是破了补，补了再补，直到破得“稀散无连”，抓不上手了，才会被拆破布；而破布又是补衣服与做鞋底的原料。因此，当时穿破衣的很普遍。某人要是有件把好一点的衣服，那是为了做客特别制作的，平时舍不得穿。
　　
　　 总之，当时人们的生活，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总体上大部分人是很节俭的。
　　
　　 如今，人们生活有了巨大变化。吃食方面，常常是营养过剩，胖子多了；穿衣方面，花样新颖，旧衣成堆，甚至有“不好”处理的现象，社会上基本看不到穿破衣的人了。，
　　
　　 3、人们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传统农民，在健康方面，基本上是“听天由命”；共和国建立后，十分注重人民健康，大力发展现代医学，人们普遍实现了“健康长寿”。
　　
　　 传统的人们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普遍对传染病不理解，更不知道防治方法，于是，许多常见的传染病，常常成为群体病。
　　
　　 传统农村中的麻子、癞痢、老粗腿很普遍，“痨病”，“黄胖病”折腾得人们十分痛苦，得了脑膜炎、盲肠炎等常见病，只能丢掉性命。寿命能活到花甲（六十岁），就很幸运了。
　　
　　 麻子是天花的后遗症。得了天花的孩子，在病程自然过去后，能侥幸康复起来的，很多人天花疹子瘢痕留在了脸上，成为了麻子。而且，天花是猖獗的传染病，长期没有办法防治。因此，社会上麻子众多。这些人本来俏丽的面孔变得丑陋了，终生只能“忍辱生活”。
　　
　　 癞痢是孩子头上生“黄水疮”的后遗症。当时只要村上有孩子头上生了“黄水疮”，不要几天时间，就会有许多孩子陆续生起黄水疮来。黄水疮生在头上奇痒无比，必须抓挠，常常弄得鲜血直流。人们用了许多方法，也无法治得好，只能让其自然结痂。于是，“癞痢头”总是在某个村庄产生众多的“和尚头”。这样的人，本来满头秀发，竟成了终生“秃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