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蒸包子剩点菜馅儿。我正不知怎么处理，朋友圈同事晒出自己做的馄饨，想起有好久没吃了，决定晚上包馄饨。
　　 等拉开架势才发现，面粉吃光了，刚好爱人到了下班的点，便叫他顺路捎回来。
　　 和好面饧上，收拾出“战场”，馅是现成的，说包也快。没想到很不顺利。馄饨皮特别没有韧性，一捏就破，包出来的馄饨个个张着嘴。本来就没多少馅，还都张着嘴，下到锅里不成一锅粥了，怎么煮？我一边擀皮一边抱怨。
　　 粥就粥呗，本来馄饨就是连汤带水的，说不定馄饨粥更好喝。爱人把手里“开了花”的馄饨放到盖垫上，笑嘻嘻地接着说，早知这面这样，真不该省那几块钱，直接买饺子粉，韧性大，筋道，肯定不会破。
　　 我恍然，原来是面粉的缘故。现在的面粉五花八门，从品类到名目，只看得你眼花缭乱，一时真搞不清高筋和低筋，普通和特级的区别。不像以前，没这么多精细的划分，想吃面，背上自家麦子送到磨坊就行，至多跟人家说一声，你要黑面还是白面。若是“吃公粮的”，拿了粮本到粮所买就行。
　　 没分田到户时，村里甚至村民自己家都有简易磨坊，用人推或牲畜拉，磨的面粉自然很粗糙，至多是磨好之后，再用筛子筛出麦麸。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里和村民家的简易磨坊逐渐没有了，都改成了机磨，有人专门经营，再要磨面，得赶着车去，来回需要大半天。去一趟不容易，想磨什么都装上，玉米啦、小麦啦、黄豆啦，磨一次至少吃几个月，或者是几家搭伙。有了自行车后，才稍微方便些。
　　 磨面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把麦子洗净沥干，仔细翻捡里面的碎木屑、砂石粒等杂物，再晾晒好。麦子收拾不干净，磨出的面会牙碜，不好吃。
　　 父亲天不亮离家，赶巧了吃早饭时能回来，赶不巧，就会排很长时间的队，得过了晌才能回来。家里平常很少吃面食，除非过节或者有客人，但这天例外，母亲会做父亲最爱吃的手擀面。我们总是翘首期盼着父亲的身影，只要在胡同口遥遥地望见，必会有人飞奔着迎向父亲，有人飞奔着回家告诉母亲。屋子里，顿时奏响欢快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父亲把面扛进屋，倒进面缸，再把麦麸拎进来，放到母亲指定的位置，方便她拌猪食时取用——麦麸是上好的猪饲料。忙完的父亲已是白眉白面，衣服上也是一片一片的白，母亲打水让他洗脸洗手，再去换衣服，忙个不停。我们却早已馋虫爬满肚，急得什么似的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用来改善生活的，平日里都是饼子、地瓜、萝卜条子。我和大弟先后离家上学，于是，我们回家的日子也变成了节日，蒸包子，包饺子，烙油饼，炸油香，还有平时基本见不到的荤菜。
　　 小弟还小，想不明白其中缘由，跟母亲吵架，说怎么我在家啥都捞不着吃，他俩一回来就做好吃的？你偏心。偏又有好事的婶子大娘凑热闹，她们逗弄小弟，你看你穿的衣服，都是你哥姐不穿了的，他们穿新的，却给你穿旧的，知道为啥吗，因为你不是亲生的，不信回家问你娘。小弟果真跑回家，气呼呼地质问母亲，母亲正忙着，哪顾得上他呀，被问急了，就没好气地说，你是我捡来的，去找你亲爹娘去吧。小弟闻言，哇的一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脱衣服，扔到地上大喊，我不穿你的破衣服，我这就走。当时正是冬天，小弟被冻得直打哆嗦，即便如此，他也不肯再穿上。母亲气坏了，撂下手里的活，奔过来抓住小弟一顿好打。
　　 每每聊起这些陈年旧事，母亲就叹气再三，小弟则挠挠头皮，不好意思地说，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还叨叨。我其实是觉得对不起小弟的，虽然我住校生活更加不堪，可总觉得还是连累了他。
　　 要说最难忘的，还是过年蒸馒头。
　　 馒头是所有关于面的吃法里，最平常的一种，可我们这里的恩城签子馒头硬是做成了山东名吃。长长的，两头尖尖的，甜丝丝的，对折而不断，还特有嚼头，这些都是恩城签子馒头的独有标签，但我要说的还不是它，那时候，尚不知有山东名吃这回事。我是吃着自家的“小馍馍”过年的。小馍馍跟恩城签子馒头很像，也是插在竹签上，但不完全一样，它没有那么长，而且底部是平的。是只有过年才会做的馒头。
　　 过了小年，蒸小馍馍用的箅子就开始忙起来了，你家用了他家用，都提前打好招呼，有时在一个胡同里找不到，得跑隔壁胡同借。这种箅子跟平时用的不同，上面有一排排细细的竹签，小馍馍就是插在这上面的。
　　 腊月二十五扫房子，扫过房子之后，就准备蒸小馍馍了。头天晚上，母亲先把老面——我们这里叫“接头儿”——泡上，第二天，老面泡开了，母亲和好面让它饧着，再去忙别的——准备点枣啊红糖啊什么的，做点儿年糕或者糖包。
　　 面饧好基本是下午了。吃过中饭，母亲开始张罗着喊人来帮忙——年下的小馍馍蒸得多，一个两个人忙不过来。从胡同这头走到那头，有空的婶子大娘都会来。一屋子妇女，一边干活，一边家长里短。
　　 那时的农家，大多是外屋兼做厨房，靠里屋的这面墙垒灶台，灶台连着里屋的炕，这样，冬天就可以烧炕取暖了。蒸馍馍，也借用这面大炕——将被褥收起来，在炕席上铺一层干净的纸或布，小馍馍揉好就直接摆在上面，再覆一层纸或布，然后再用干净薄被盖上，饧发。
　　 蒸小馍馍的面也很有讲究，不能和软了，太软的话，小馍馍插到签子上立不住，容易弯曲，像一个人佝偻着身子，卖相不好看，更关键的是不筋道没有嚼头。
　　 有一年家里有事，馒头蒸晚了，母亲问遍胡同，各家各户都在忙年，腾不出人手，只把春姐叫了来。春姐是我的堂姐，跟我同岁，只不过她在岁头，我在年尾，我还在上学，而她早已是农家院里的一把好手。
　　 春姐生性爽快，干活麻利，进门没有丝毫客套，洗了手，弯腰就揉起面来。母亲和春姐分立面板两端，手下娴熟地揉搓翻飞，一个个小馍馍飞快成型，“嗖嗖”被她们甩出去，落到炕里，我再一行行排列好。刚开始，我跃跃欲试，抓过面揉了几下，却怎么也揉不拢，揉不光滑，不是这里有褶，就是那里有缝，勉强揉拢了，又揉不出馍馍的形状。春姐手里不停变着“魔术”，还不忘取笑我念书念成了书呆子，我有些不服地辩解，还是乖乖地败下阵来。
　　 小馍馍摆了满满一炕，一行行，一列列，仿佛等待检阅的士兵。最先揉好的小馍馍已经饧好了，按下去能立刻回弹，外观莹润滑腻。水也正好烧开了。母亲端过箅子，将它们一个个插在签子上，放进氤氲着蒸汽的锅里。
　　 我是我们家的“火头军”，专门负责烧火，连婚后都未能幸免——婆婆家也有柴火灶。灶膛里，火舌欢快地舔着锅底，你推我挤，好不热闹；灶上，锅沿四周腾起白乎乎的热气，越来越浓稠，浓稠的热气中裹挟着淡淡的甜香。滚滚热气在半空中聚集、酝酿，终于从门框上方夺门而出，上演胜利大逃亡，去到更广阔的村庄上空，跟左邻右舍的“逃亡者”们一起，营造独属这一方的烟火气。
　　 小馍馍出锅了。
　　 揭开锅盖，待蒸腾的热气散尽，无比俊俏的小馍馍终于展露真颜。灯光下，小馍馍闪着莹润的光泽，通体透亮饱满，细腻光滑，香甜的气味直往鼻孔里钻，实在诱人。我忍不住伸手去抓，母亲“啪”一下拍上来：太烫，先洗手去。
　　 小馍馍被一个个从签子上“请”了下来，横七竖八扔到面板上、簸箩里，相互之间尽量不黏连，表皮粘破就不好看了，年下走亲戚还靠它撑门面呢。
　　 我是等不及的，拿起一个，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嘴里嘶嘶哈哈吹着，一口先把馍馍尖咬下来。大人们总说，“吃了馍馍尖，等着做大官”，虽然不知道多大的官才算大官，但觉得做官总是好事，好事怎能让别人抢去？
　　 一个小馍馍不知不觉下了肚，似乎没品到真滋味，再来一个。那一股浓郁的甜香在舌尖缠绕，越嚼越有味。母亲早已把第二箅子插好，放进了锅里，灶膛的火也烧到了灶门边，要掉到柴堆里了。我一手举着馒头，一手往里推了推，再续上些柴，火又旺起来了。春姐在揉完最后一个馍馍后，说要回去，母亲的高声挽留她连回都没回。
　　 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把一炕的小馍馍蒸完。菜肯定是没空做了，也似乎用不着，拿棵葱、掰瓣蒜是最好的下饭菜。而且还特别能吃，四五个小馍馍很快下了肚，仍然还想吃。
　　 晾好的小馍馍，被母亲仔细收起来，除了年下吃的，还要留足走亲戚的，年糕和糖包之类也要留足了。母亲也在一年又一年蒸小馍馍和馒头的烟火中熏白了头发。
　　 说着念着又过年了。我问母亲要不要给准备点馒头，她说可不用，早买下了。也是，大街上的馒头铺一家挨着一家，铺里一屉一屉的签子馒头，又细又长，卖相极好，随便拎一兜回来，也就够了，方便得很。面粉也是啊，单位发了过节福利，一袋水饺粉足够了。
　　 突然觉得，这日子真是太富足了，想吃什么，随便买。虽然还有一些不如意，比如因为疫情，一家人不能团聚，但与捉襟见肘的旧日比起来，实在幸福太多。母亲笑着说，愿每一个日子，像我们做的“小馍馍”，越嚼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