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就一直吃药，母亲生下我时，我又黑又瘦，手臂细得像根小木条，一捏就会断掉。母亲总以为我会死掉。在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母亲和乡下红照壁的一个人家说好，用我换这家的女儿。我已经有两个哥哥了，父母希望能有个女儿，那样会心疼人。但是，父亲、母亲到这家人家里去了，看到女孩的父母很老实，父母担心她们的女儿不聪明，最终并没有将我换掉。因此，我得以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成长。
　　 我曾经三次掉水里。一次掉潲缸里，被母亲一把捞起来。一次失足掉村前的塘堰里，被劳作的亲戚救起来。一次跌落沼气池的入口处，恰巧被过路的邻居拎起来。真是大难不死。父亲很疼爱我。父亲每年过年时带我进城，在成都的地下商场买一件新衣服。我记得是漂亮、时尚的夹克。小时候的我在乡下可是个帅气的少年，五岁的时候就有幸穿了皮鞋，家乡长辈都说我“像个城里人”，加之名字带个秀字，遂叫我做“秀才”。为了不辜负家乡人送的称号，我在小学的后半段读书还是认真的，最后还当上了班长。
　　 虽然我努力做个秀才的样子，自己依然有农村孩子的调皮。我有时和同学赖阿幺一起，在清晨去偷他家的柑桔、无花果、石榴，胆大的时候就去偷大队水库坝上的柑桔，又青又酸的那种小柑桔。我甚至偷邻居承包的塘堰里的鱼，最易偷到是大红鲤鱼。我们一起在清澈的河流上钓鱼，我们一起提着弹弓袭击飞鸟，我们一起用树枝撬开红苕地的泥土捉拿低唱的蟋蟀，我们一起用手帕突袭油菜花上采蜜的蜜蜂，我们一起到树上抓蝉，一起用泥巴沾金虫子，抑或将小手战战兢兢地伸进树洞抓捕推屎耙这样既丑陋，又异常凶恶的动物。我们也在夏天的深夜打着火把（将煤油灌进新鲜的竹筒里面，面上用棉花封上），在蛙的歌声中去逮秧田里乘凉的黄鳝，偶有遇到乌烧蛇时，我们则丢掉火把，惊声尖叫着四处逃命。乌烧蛇是我们家乡长辈警告过的最歹毒的生物，听说咬人必死。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奇异的经历了。
　　 乡下十四年的生活（1976—1989），我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我和二哥是听话的孩子。大哥和我们可不一样，他是个顽童，居然不听母亲的话，悄悄在大河里学会了洗身（客家人称游泳为洗身），还自以为神气，将我和二哥带到水库，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向我们展示他的神技，企图引诱我们犯错。我们可是听话的孩子，不为所动。当时乡下总有不听话的孩子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母亲担心着我们的安危，不许我们去游泳。我和二哥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总是不下水游泳的。因此至今我都还是只旱鸭子，看到有水的地方总是绕开走，避免失足落水时拼命挣扎的尴尬。
　　 即使这样，大哥逃学的坏毛病也不幸传染给了我。我在乡下所犯的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这件逃学的事情了。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和同学开玩笑过了头，引发的一场打架，战斗的输赢已经不记得了，斯文点说算是读书人的比划比划吧。这件事情波及到整个班的情绪，影响了老师的正常授课。班主任老师震怒了，严厉地训斥了我，并责令我请家长。父亲当时是建筑公司的工人，为生计常年在外奔波。父亲是个严厉的人，方正的人。父亲经常将外面好吃的麻花、包子、面包带回家给我们分享。这些美味在乡下是吃不到的。在炎热的夏天，父亲还时常用白色塑料桶给我们装汽水（类似现在的雪碧）回来。汽水可是我当时喝过的最神奇的液体了。如果逃学的事情被父亲知道了，定会取消我的一切美食。不仅如此，我亦会招来一顿暴打，虽然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母亲则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父亲不在家时都是母亲给我烧菜煮饭。母亲知道我逃学的事情一定会伤心落泪的。我决定将逃学的事情隐瞒到底。班主任说了，请不来家长就不许我到教室上课。为了不引起父母的疑心，我每天还是不动声色地背着书包上学。同学们都上学了，我则只能在学校附近游荡。无聊时我找来一块砖慢慢敲击教室的墙壁，久而久之，教室的墙壁居然被我弄出一个大洞来。我无疑又闯了大祸。学校周围是没有容身之地了。
　　 于是，我到学校附近的加工坊去玩。加工坊是将稻谷变成大米，麦子变成挂面的神奇的地方。时间长了，我的好朋友赖阿幺也逃学出来陪我玩，有时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八先子也会跑来。我们一起绊纸方块玩，一起绊纸豆腐干玩。
　　 纸包不住火。我逃学的事情终于败露了。也许是班主任去家里告诉我父母的吧，也许是村里的长辈带话给我的父母的吧，也许是哪个小叛徒出卖我的吧，我至今不得而知。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家里，等待着父母最严厉的制裁。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母亲很平静，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母亲央人找来得道的仙婆给我驱邪，得到的结论是我犯了野马心，需要用神水来化解。仙婆口中念念有词，咿咿呀呀地念了一通，给我化了一碗神水，要求我每天一勺神水，加开水冲服，以化解我的灾难。不知道是仙家的神通还是父母期待的眼神，或者是我逐渐懂事，慢慢的，我的野马心好了，也没有再逃学。
　　 记得那年期末考试，我数学考了八十多分，语文却只考了三十多分。我因此第一次降级。不过后来在这个班当上了班长，成绩也异常的好。小学六年级转学到龙泉的保安小学，居然小升初的时候考了龙泉的全区第三名。
　　 小学那些年，这便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严父、慈母，溺爱我近乎偏执。
　　 一九九三年初中毕业时，我已渐渐明白生存的难处。暑假时，我自告奋勇要求和父亲一起到工地帮忙。工作其实很简单。我首先将竹板按照下水管道的大小用刀掏个圆洞，后将竹板划开一边套在下水管道上，然后将缠有竹块的铁丝串过竹板，最后跑到上面的一层房子，将铁丝固定在竹块或者火砖上拉紧即可。接下来就是父亲的工作了。父亲将混凝土灌进竹板上面，等混凝土干了，我再用钳子剪断铁丝，取下竹板，就大功告成了。父亲承包了整栋大楼浇灌下水管道的活路。
　　 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我在工地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居然生病了。我起先就是拉肚子，后来眼睛也出现了问题，再后来脚疼得要命。父亲先是送我到龙泉区医院医治，结果病愈发沉重了。随即父亲带我到了华西医院治疗。经确诊，脚患的是急性风湿炎，华西的一位年老的女教授逐渐医好了脚病。不过有点后遗症吧，现在每逢吹风下雨时，脚还免不了疼痛。眼睛却是在三医院医好的，是大哥拖亲戚联系的很好的医生，也是一位年老的女教授。这两位教授是我的救命恩人。
　　 在为我治病的这半年多时间里，父亲带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赶车到成都，往返于各大医院。因为脚疼得不能走路，我独自上厕所是不能的。父亲将一个塑料盆给我，让我拉屎拉尿都拉在盆里，然后父亲拿去倒掉。这期间，大哥、二哥看着我瘸着腿走路，也是心疼得落泪。父亲并没有一句抱怨。母亲也常常流泪，默默地求菩萨保佑我早日康复。我因此第二次辍学。
　　 我们家三兄弟。实际上还有一个大姐。听母亲说2岁多就死掉了，因为疾病的原因。年幼时，家里还不富裕的时候，大哥穿过的衣服二哥穿，二哥穿了，又传给我穿。我们三兄弟同睡一床，一张木头大床。
　　 大哥因为读书读得很艰难，读初中时经常逃学，父亲在下班之余还常常去田坎间寻正在赌博的大哥，找着后将他押回学校。大哥说如果继续读书，简直会要了他的命。最后，父亲妥协了。大哥最后到父亲的工地上打工去了，当时年仅十四岁。经过多年的打拼，大哥现在俨然是西河场的土豪了。
　　 二哥成绩很好，学校里有“白面书生”的雅号，高考时却发挥失常，高考落榜了。因为家境的缘故，父亲不许二哥复读，二哥伤心不已。随后，二哥也在十六、十七岁开始了打工的生涯。二哥换过许多工作，最后经过努力干上了监理。多年前，万科在龙泉洪河的一个七十万平方米的楼盘，二哥已经是那个楼盘的总监理了。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母亲最是溺爱我。高考后，我则如愿读了警校，投资少，见效快。在工作后十一年时间里，我经过自学，现在已经是四川大学法律专业的自考本科生了。
　　 不仅如此，我们三兄弟的烹饪技艺在整个家族都是相当有名的。
　　 大哥最叛逆，二哥最冷静，我则傻傻的。我一直在父母身边，因此和父母的感情最深。我们三兄弟今天的一点小成就，均来源于父亲、母亲的影响。父亲、母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我今年三十八岁了，母亲也失明了三十八年。我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平生没有什么佩服的人，可是我的父母啊，却是我的良师，是我最崇敬的人。
　　 一九七五年，母亲怀着我时，眼睛得病了。起先只是轻微的角膜炎，先是爷爷开点中药治疗，病却始终没有好转。病情渐渐地重了。后来，父亲带着母亲到华西医院看病。结果到了医院，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父亲好不容易寻着一名工作人员，却被告之因为搞阶级斗争，教授们都被拉去批斗了，拉去游街了，哪里还有人医治啊。当时十年浩劫还没有结束。爷爷虽是龙泉小有名气的中医，却也未能挽回母亲的光明。最后，母亲失明了。母亲本想跟随爷爷学医救人，却遇上文化大革命，遇上这场大病。这是人世间怎样的凄凉、怎样的无助！
　　 生活再苦，依然还是要继续。母亲眼盲，为了生存，依然在乡下喂猪。当时街坊四邻都觉得我们这家人算是完了。俗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乡下人的狭隘、自私是这样的直白。
　　 我当时年幼，还不懂看人眼色。现在想想，世上最可恶的莫过于别人瞧不起人的脸色了。母亲用菜刀宰红苕藤来煮猪食，因为眼盲的缘故，菜刀无数次地宰在自己的手指上，鲜血淋漓。我也不知道当时母亲是否包扎，或者是怎样包扎的伤口，流了多少鲜血，有多么地疼痛。即使这样，当时我们家一年可要卖好几回肥猪。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的手指上都还留有多道很深的伤痕。现在，母亲的牙齿已经没有几颗了，也是因为眼盲，母亲摸着走路时，许多牙齿被门，被墙壁撞掉、撞松了。父亲在外面挣钱，我们三兄弟也是必须由母亲照顾的，间或外婆或者母亲的几个姐妹也抽空来照看我们。家里的饭菜也是母亲做的。母亲还负责洗衣服，扫地。现在已经快七十了，母亲依然还坚持切菜，炒菜，洗碗，磨刀，扫地。母亲总是闲不住。
　　 父亲是名建筑工人，乡下人俗称泥水匠。父亲下午六七点才下班回家。不管上班多么劳累，父亲还是坚持到八里外的西河场挑潲水。街上馆子的潲水的油水可以将猪养得肥肥的。父亲的工地在几十路外的川棉厂。当时我们那里还没有通公交车，甚至还没有柏油路。父亲为此买了辆骑自行车。每次上班遇到下雨，父亲总是需要将自行车扛上十多里路，一直走路到龙潭寺街上有了柏油路的地方才能骑车进城。当时自行车是笨重的加重自行车，可不是现在二十多斤的轻便赛车。父亲就这样在工地上一干就是几十年。
　　 我记得我两、三岁时都还在西河场镇上居住。后来爷爷奶奶的依次亡故，家里不够吃了，我们随母亲到了龙潭寺乡下。我因此在乡下呆了十多年。乡下的日子虽然艰辛，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岁月。
　　 当时我们都分了地，是地道的农民。后来，因为母亲的眼盲，当时政府给了政策，在母亲的努力下，我们由农村户口华丽转身变成了城市户口，我们成了领粮票的城市人。当时，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在村小读书的城市户口的人。户口的变更改变了我们三兄弟的命运。我们三兄弟也因此有了现在各自的小成就。如果不是母亲的眼盲，我极有可能至今还在乡下砖厂上班呢。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母亲不幸失去了光明，却换得我们三兄弟的好前程。这是怎样的世事变幻，是悲哀，亦或者是其他呢？真是造物弄人。
　　 父亲是个不畏惧权势的人。因为二哥的工作的事情，在区委大院里，父亲骂了当时的区委书记。父亲也是个吃货。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周末总能闻到烧鸭子（客家话，卤鸭子）的香味。当时的烧鸭子只有八、九两重，是土鸭子卤出来的，香味和肉质都是一流的。这是我至今吃过的最好吃的三样美食之一。
　　 父母无疑是恩爱的。听母亲说，他们结婚时，父亲喝了三斤多白酒。父亲喝得伶仃大醉，在家里睡了足足三天。我的父亲母亲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每次吵完架，总是父亲首先打破僵局，招呼母亲。母亲也总是会给父亲台阶下。现在我们三兄弟每次吃饭，父亲总是扶着母亲走路去馆子，不坐车。看着父母相互搀扶着走路，许多路人总会驻足停留，感慨不已。
　　 五十余年来，父亲对母亲总是不离不弃。父亲、母亲一直走到现在也许已经不是爱情，也许只是亲情，也许只是老人的相互依靠，但是对于我却是人世间最感动的。父亲的方正，父亲一个人养活我们一家五口人的的努力，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人生的指路灯。父亲的性格总是不好。那些年，父亲手下的四五十个工人中有许多是亲戚、许多是朋友。父亲老是要发脾气，但是他们对于父亲的评价却是翘大拇指的。母亲的辛劳，母亲的贤惠，母亲的遭遇总是感动着我，激励着我珍惜生活，珍惜家人。
　　 现在不能每天陪伴在父母身旁，简直是做儿子最大的罪孽。我因为忙碌，尽然不能常回家看看。“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亲母亲现在的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年事已高，我已经渐渐地开始担心起来。我过得怎样已经是无所谓了，我希望父母过得好。我这个做儿子的总是做得不够。
　　 我的笨笔总是不能写出父母艰辛的万分之一二。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已经是奔四的人了。在这数十年间，在人海茫茫中，每当我迷茫，偏激，狭隘时，脑海中总能浮现父亲、母亲大人的教诲，是父亲、母亲让我变得坚强、方正、有血性。如果我有一丝一豪的公正，如果我有一点点真诚，如果我还能算是好人，那都得感谢我的父亲、母亲。
　　 （原创非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