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书柜前，我随手翻阅着一本泛黄的日记本，瞧见一篇随笔，忍不住细读起来。随笔虽然短短几页，文字平淡无奇，透着稚嫩，可字里行间，毕业求职时的场景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于眼前，令我难以忘怀。
　　 二十几年前，青涩年少的我就读于南昌水专（现更名为南昌工程学院）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1997年底，岁暮天寒之际，水利工程建设大鳄，中水三、四、十四工程局联袂来学校招聘人才，招聘会场面火爆，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九八届之后，大中专院校将不再包分配，毕业前没有找到接收单位就得打道回府。同学们的压力不小，大多来不及细想，纷纷与这些来招聘的单位签订协议，恨不得把自己贱卖出去，早点有个归宿。同寝室有几位同学工作单位有了着落，我架不住现场氛围的诱惑，揣着骑驴找马的想法，稀里糊涂与中水三局签了协议。
　　 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工程局主要任务是修建大坝和水电站，驻地大多在偏远的山区，荒无人烟的地方。想想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又要去往山沟里，我的心凉了半截，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暗自思量，等找到合适的接收单位，立即违约。寒假回家，同父母商量之后，更坚定了我与中水三局解除协议的想法。
　　 大三下学期，我一直为联系接收单位的事发愁。班里有位上饶老乡，在温州应聘未果，辗转到了上饶，最后与上饶市水利科学研究所签订了聘用协议。他告诉我，上饶水科所所长是校友，八几届毕业的，所长念及校友之情，把他留下了。听了之后，我蠢蠢欲动，经过几番挣扎，决定叫他带我去碰碰运气。我们兴致勃勃赶往上饶市水科所，去得不巧，所长出差了，去水科所工作的愿望成为泡影。
　　 曾经，定南县水电局到学校招聘，我嫌定南是个偏远山区小县，远离家乡，主动放弃了面试的机会。几天后，听说有两位同学与定南签了协议，我的心开始痒痒的，心想有同学做伴，相互照应，去那工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正当我后悔莫及，一位姓凌的大姐浮现于我的脑海中。我与凌大姐相识在函授班，关系不错，何不找她帮忙问问？她任职于定南县政府部门，听我有意去定南工作，很乐意帮忙。大姐很尽心，未过多久，她告诉我，单位已经联系好了，过去签协议就成。听到这个消息，我喜不自禁。
　　 第二天，我迎着晨曦，独自踏上南下的列车，经赣州换乘定南的汽车。山区道路蜿蜒曲折，汽车颠簸得厉害，我昏昏沉沉，又饥肠辘辘，傍晚时分才抵达定南县城。在大姐家，听着她的嘘寒问暧，闻着香气扑鼻的菜肴，我暂时忘记了路途的疲惫。饭后，在大姐的带领下，我见到了劳动人事局的领导。“小伙子，凌主任为你的事，特意找了县领导打招呼，来了之后一定要好好工作，不然对不住凌主任这份情。”听了这话，我频频点头。身在异乡，我为大姐的热心肠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一句感谢的话也说不出来。
　　 临近毕业，我隔三差五打电话到中水三局要求改派，跟学工处也交涉了多次，可他们仗着一纸协议，死活不放人。胳膊拧不过大腿，交涉无望，我束手无策，没有派遣证，中水三局、定南县两处都不能成行。
　　 毕业离校那天，我送别了最后一批同学，怀着不甘和失落的心情，踏上了去往深圳的列车。在火车上与三班的两位同学不期而遇。一出火车站，来不及兴奋，接站的司机直接将我们拉到监理公司驻地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第一次来深圳，本以为可以在大都市闯荡一番，可没想到，连深圳什么模样都未看清，就被带到了小镇，我怅然若失。
　　 监理公司在淡水租了两栋民房做监理部，一栋办公，一栋住宿。监理人员大部分是从设计院退下来的老同志，还有两位年轻的工程师，自动放弃了原单位的工作，停薪留职，再有就是我们三个没有一点工作经验的毕业生。监理部除了监理人员，还招聘了打字员、司机和厨师，共有十四五个人。大家一起工作、生活，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我们监理的工程叫惠深引水工程，就是将惠州东江的水源引入深圳，监理部主要负责箱涵、渡槽、隧道的施工监理。我们三人初来乍到，被分在工程师身边跟班实习。带我的工程师姓江，五十岁不到，原是九江市某设计院的设计师。他个子不高，头有点秃，声音洪亮，工作起来非常认真。江工和我负责一段箱涵施工的监理，工地离监理部有三四公里路程，我们两人经常骑车往返工地，尽管头顶酷暑，但一路上我俩有说有笑。江工不时把一些工作经验传授给我，他告诉我：“检查钢筋间距一般用卷尺拉一米长算总根数，不用每个间距去量，发现问题不要直接同施工方争吵，要学会讲道理”。这些是我刚到工地时不好的做法，江工都会一一纠正，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月后，监理部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姓林，是武汉某高校的老师。林老师接替了江工的工作，江工改去负责隧道监理，这样我又跟着林老师往返工地。林老师比我大十多岁，像大哥一样将我带在身边，工地晚上浇筑混凝土是常有的事，监理旁站时，我俩经常呆到十一二点。有时收工太晚，林老师总会带我到镇上吃宵夜。闲暇时，他还会邀我们同学三个一起到镇上看电院，打台球。
　　 打工期间，我一直牵挂着工作分配的事，时不时打电话询问。两个月后，当得知可以回去改派时，我有点犯难，一边是有国家编制的稳定工作，一边是打工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不低的薪水。与领导、同事朝夕相处，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令我感动，不忍离开。可我始终不忍放弃国家编制，最终决定向公司提交辞呈。临行时，林老师亲自把我送上火车，他的一句“不行再回来”让我无比踏实和温暖。
　　 回到南昌，我向学工处打听清楚，要改派必须中水三局先签字放人。我来不及回老家，毅然踏上北去的列车，直奔中水三局总部陕西安康。
　　 改派的事情并不顺利，好不容易找到人事处，与我签协议的两位处长都在。由于我的单方违约，他们有意惩罚和为难我，一付爱答不理的样子：“要走人可以，先交贰仟块钱。”当时贰仟块钱是不小的数目，经我好说歹说，最后谈成壹仟伍佰块钱。
　　 事情办妥，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买好当晚回南昌的车票。正值南下打工潮，站台上人头攒动，我跟着人流连挤带爬上了火车。找不到座位，过道、厕所都站满了人，座位下也躺着人，车厢里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我站在过道上挨挨挤挤，坚持了整整一天一夜，连水都不敢喝一口，饿了就啃点面包。好几次想中途下车，到武汉时，实在坚持不住，正想下车，伸手去掏口袋，发现钱包不翼而飞，火车票也丢了。站在过道上，我近乎绝望。到达南昌时，我不敢从检票口出站，也没钱打的，只好沿着铁轨，借着点点星光，走回学校。
　　 在省教委办好派遣证，国庆一过，我就去了定南。时隔几个月，不曾想开通了南昌直达定南的火车，比头一次来轻松多了。我找到劳动人事局，经办人告诉我，为时已晚，定南县分配冻结。捧着好不容易办好的派遣证，我百感交集，不好再去麻烦凌大姐，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局长，找县领导。我在定南整整呆了四天，也哀求了四天，仍然无济于事。百般无奈，我失望而归，静静地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的景色一片模糊，我第一次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98年夏秋多雨，洪水肆虐，鄱阳湖滨湖地区水毁严重，江西省监狱管理局拟对三大滨湖农场所辖的圩堤除险加固，急需专业人才，到我们学校招人时已是下半年。我参加了面试，并没抱很大希望，也许是机缘巧合，终遂人愿。
　　 1998年底，我到珠湖农场报到，被分在农机厂，厂里没有办公室，我东逛逛，西坐坐，经常抱本书看看。冬修水利，排灌站设备检修，厂长见我无所事事，也有意锻炼我，叫我跟着工人们一起干活。工人师傅忙着吊闸板，修水泵，全是力气活，他们瞧我文弱书生的样子，只叫我拿拿工具，打打下手，不让我干重活。虽然被大家照顾，但我仍然累得筋疲力尽，骨头像散了架，躺在床上一点也不想动，真正体会了劳动的艰辛。
　　 单位打算新建办公楼，工业科长提出由我来设计，我诚惶诚恐，担心不能胜任。科长鼓励我：“万事开头难，你只管设计，不懂的可以向别人请教，我也会提供一切帮助。”我经常跑到工业科设计室，边设计边向老工程师取经。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建筑设计作品一一农机厂办公楼。办公楼开工时，我激动万分，就像十月怀胎的孕妇，等待着即将出生的孩子一样。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山不转水转，虽然到监狱系统工作不完全是我的选择，但有了如今的成绩，我还是十分欣慰。回想涉世之初，遭遇的艰难曲折，似乎都不值一提。只是对那些在人生关键时刻，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依然心存感激。是你们的关爱，促使我成长、成熟；是世事的磨砺，锻炼了我的意志和品格，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此生拥有的最可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