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食物现在大抵也有，但是味道和感觉像两样东西。到从前的地方去找，样子倒还像，细品，却总不对。所以，只好写下来。以飨过往。
　　
　　 ■豆浆
　　 早上星天起来，冬天要穿得很圆身。身上痒了，抓都抓不到，只好靠转转身体。一年级时，这样子担一只小长方的素色木凳上学去。要出风围，过大巷，向老市街走去，过了黄尚书公馆，夹道有很多旱厕，过一个没有写字和门的门墙，右边有一间小房子。
　　 临窗一排小炭炉，上面有长把的铝锅子，乳白的豆浆在红红的炭火上滚着大小的泡泡。豆浆味弥漫了整整一个朝南教室前的沙土埕和天空。要加快小跑，过一口四方井，进入教室去。
　　 卖豆浆的是高墘村坤生叔的父亲。坤生叔是中学老师，不知道为什么连着学校的小屋子是他们家的。卖豆浆的爷爷与我们是一个村。我现在不记得他孙子的名字，因为他家近小溪尾，我们没有一起玩过。我也叫不出这爷爷的名字，但记得他高瘦清矍的样子。他略弯个腰身，皮肤不比乡里种田的人皮实而乌黑，说话、行动和性子也缓一些。
　　 可能也正因为这样，他做出来的豆浆比长方市亭里卖的要浓而香。总有一些老师和学生，会过去买了喝。他这低矮亲切的小铺子做起生意来也没有一般生意人的呼呼喝喝。倒好像是在家里冲着茶，来买豆浆的就成了来家里坐的人，随便喝点豆浆。
　　 这爷爷这般闲情禅意地做豆浆，一个人做，一个人住，做的豆浆，并不多卖，却早早卖完。卖完也不再做，换一付茶钟冲罐来冲茶，老师下课时不时有人过去喝，学生自然不敢的。
　　 想来奇怪，我们家，曾祖父母就是做豆付、饼、老花、挂面，酿酒起家。曾祖父幼时父母过了身，靠祖母抚养成人，后来发展到我们一家上百口人，年轻时还时常来往新加坡这些地方，直到我大伯公成年了，还带着大伯公出入南洋。后来，世事唏嘘，差点评上高成分。我少时，我曾祖父从福建置来的麻石磨还放在院子里。做饼用的铺号四方大木印就放在西屋。但我小时很少喝过豆浆。
　　 小时候，我妈妈说早上吃豆浆冲鸡蛋对读书最是好，就自己用刀头锤了一小把花生，煮了，加些米浆，打上鸡蛋。我爸爸和我们三兄弟一人一小碗。我妈妈从不喝的，说是坐月子吃怕了鸡，后来连鸡蛋也不想吃。
　　 唉，我小时候，为什么对此深信不疑？！
　　
　　 ■面
　　 我爸爸说，长他岁数的润兄见过族谱。我听同一宗祠的培雄说过我们这一宗的辈序诗：义忠和，孝友睦，渊任恤，礼承乐，御书尚。颖川世家，上溯，就是河南祖上。所以，吃面是肯定的。
　　 大埕人说吃面，不多说，定是指吃汤面，还特指市亭南这间大店铺的。我算起来，后来又吃过兰州拉面、云吞银丝面、竹昇面、刀削面、阳春面、炸酱面。到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镇街头，坐在素面方桌长凳上吃现打的面条，我也记得。但都不如大埕大店铺的好。
　　 怎个好呢？
　　 单说样子就好。清，汤是汤，面是面。蛋皮包肉卷，切了片，黄是黄，肉是肉。外加几朵油翠的元荽，新鲜挺拔。就是几滴香油、鱼露，也在没有一点杂色的汤面上，清清楚楚，分得明明白白。
　　 闻起来是一种香，喝起汤水来是另一种香。香而鲜甜。可以感觉到食物的新鲜和本色味道，而且一样一样的，分得开。层次分明，各有各的好。面结实，团团卷卷，松松，顺着一个势头置在碗里，工整认真的样子。放嘴里，先有肉和鱼露、汤水的鲜，一咬，也有肉的韧。最好是，一口口，都有面的香气。闻起来有，吃起来也有。不似现在街上的面馆，从进店开始，闻起来到吃起来，不是一层层地加上去，而是减下来。吃完，都是调味品的苦涩和腻。
　　 从前，早上，一家人用过早饭，奶奶会在庭院里洒扫。我们会一直跟在奶奶后面，哼哼着。奶奶就会撂起衣襟，从身上的布兜里取出几个硬币来，给我们三兄弟。有时是总的交给我。爷爷如果在家里，我们却不敢。但爷爷却会自己出来，叫住在院子里玩的我们，也给几个硬币。奶奶给的次数多，有时一分有时两分，我们买了东西，奶奶有时也会问，跟我们一起吃上一颗糖、一小把爆米花。爷爷一般给两分，我们却从来没有与他相分吃。爷爷给钱时，我总是想干点不一样的。最时常的做法，就是把给两个弟弟的也集中起来，一起到了大店铺，用八分钱向柜台的人买上一碗面。说来也奇怪，平时一般是一毛钱一碗的，也没有人教我，我是怎么想到的，柜台的人为什么也给我；以前吃面好像是要粮票的，为什么我没有印象；一向内向无胆的我又为什么敢到高高的柜台那时买面。因为，那时，吃面的几乎都是大人，而且是我一点钱的或是外乡来做生意、办事的。小孩子如果不是大人带，很少的。
　　 我爸爸星期六从教书的所城回来，星期天早上，起得晚，有时会去大店铺吃面。他一动身，我奶奶就过来叫我：你爸要去食面了，快跟去。我就跟着爸爸去吃了面。
　　 其实，那面馆门口，东头有一个用白帆布围起的饺子摊。西头有一个人，用铝锅子热滚滚地炖着狗肉，总引来过往的人，买了蹲在地上大口地吃。
　　 我们没有吃过狗肉。
　　 我吃过一次饺子。是我在市卖菜的外公给的钱。
　　 饺子不比面，不是公家开的，要给足钱，比面贵，量又少。
　　 只是饺子的香，委实也比得上面的。
　　
　　 ■凉粿
　　 我到现在不知道凉粿是什么做的。为什么还这么凉。也不知道凉粿上面的粉如果是糖做的，为什么味道玉洁冰清，与平时吃的糖不一样。
　　 大埕老市亭想来应该也有人卖凉粿，不然，从田园归来必经的小桥头也有。但我没有什么在大埕吃凉粿的印象。只记得在大埕所城十字街头上吃凉粿的情景。
　　 那时，我八九岁，我们与两位叔叔刚分了家。我们家向西的屋子住不下五口人，就借了我细叔在风围外的楼房住。他那时还没有结婚，正跟显佳老师的弟弟六叔公在广州做工。我爸爸妈妈要供我们兄弟三人读书，又着急要在庙公塘菜园地里填土建房。别无他法，只好日夜养猪。
　　 我父母养猪另有新法。就是一年开春就进几头半大的猪仔来。加餐加量地饲养。我妈妈为了增加菜地，还在院前田边的池角填土开了荒。开初几个月，猪正处在生成期，几乎一个星期一个样。这样半年下来，就长成一百二三十年的七八成大猪。要按乡里人的饲法，要一直养到年底，长成更大的大猪。但我爸爸却联系来高墘村的汉林兄来出猪。很快，我们又进行了第二季的快速饲养。
　　 每次出猪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我去给外嬷（婆）送些猪肝猪肚猪肉什么的。我外嬷见到我，根本不看我拿了什么，而是一把抓住我的手，一面大声地叫我：囝啊！噢，又长高了。哈哈大笑。不由我说什么，就快快地沿着这座明代为抗倭而建的古城的东西干道，大步向作为市场的十字街头去。一边走一边看我，大笑：高过天公灯了啊！好了，好了。这样就好了。哈哈哈。迎面有人向外嬷打招呼，见她这隆重架势，就好奇地回望。她就笑笑向人说：这个是大埕，梅娟的大仔，你看多高。别人就说：真欢喜，真欢喜！
　　 我在家，我爷爷是真疼我，我却多少有点怕他，因为爷爷对于礼貌、习惯什么的要求很严。我小时奶奶总背我，我可以将耳朵贴着她的后背，半梦半醒时都可以听见她说话的声音从后背传来，嗡嗡地。我爸爸妈妈也从来不像乡里的大部分父母那样打骂我们，而是严爱有度，心里疼爱却总不说。所以，我外嬷这样热烈的疼爱，我心里欢喜，却有些不自在。但我心里还是亲近她，也不像别家人叫外婆作外嬷，而是叫她：嬷。
　　 外嬷的这种表达，对爸爸妈妈也一个样。她快九十岁时，自己到大埕拜老爷，顺路到市场买新鲜的大埕鱼，都要反过来主动问卖东西的人：我女婿在中学做校长，你可认得。我爸爸每次要她不要这样。她都只哈哈笑，不置可否。却每次重又这样。我爸爸妈妈终于没有办法。外嬷并不能通过这样得到什么好处。市场的人大多知道我们的家风低调，外嬷这样，也只是因为她心里真的为我们高兴。我妈妈有时不得不静地里将她白发灰灰、耳朵听力大不如前的老母亲拉到一个角落，再加吩咐。我外婆也不知听得清听不清，一味更加大声地哈哈笑。我妈妈给她搞得没办法了，就也笑外嬷：姨，你看起来真是半疯半定的！
　　 我少时话少、有些内向，见合心意的人才说个不停。我外嬷的这种对我，带着我游行一样展示在这座古城池的最重要的道路上，路上的气象又与大埕全全不同。比如，会见到经常在大埕市补鼎的人、与我外公一起在大埕摆菜摊卖菜的总在耳朵上夹一粒烟丸的老人、吹着竹笛穿街过巷为人阉鸡的人。夹道而开的天际线，为我开了别样的天，让我自信、开朗起来，觉得血液里委实也有外嬷的开朗、出脱、出众、不计细节。
　　 就这样，一下到了古城围最热闹的十字街头。外嬷依旧先声夺人：这是我外甥。她自豪地让我坐下，自己动手将一个摊子盖在竹箕上的纱布全全打开，像个大卖主，要全全看了货，买下：凉粿，这，这。她放大手势大面积地比划着。卖凉粿的人也笑哈哈地半躬个身子热情地用把竹刀子利落地切割起来，放在一个盘里。
　　 那凉粿也叫粉粿。蒸好了是一个大大、厚薄合宜的圆圆样子。摊开来，置在竹面上，就会成为大夏天里最冰凉的食物。我至今想不明白，那时，又不是有冰箱，又不是有风扇吹，还盖了一层薄纱，怎会这么冰凉、晶莹、又韧。
　　 加多点糖。我外嬷甚至自己操起勺子来，舀了白粉粉的糖往凉粉上加。卖粉的可能是认识的乡亲、细辈，又见是大主顾，也只笑笑。要知道，那时的糖是好物件，重要和好味道仅仅次于妈妈煎得两面赤的半肥瘦猪肉。
　　 那研成粉的白雪雪的糖也好些不一样。撒在一条条手指宽的凉粿上，融化一点，不融化一点，看起来粉白珠细，入得嘴来，却砂砂地有质感，让我觉出吃好东西该有的样子。况且，那甜，真配那粉、那古老石阶上磨得溜光的麻石的清、凉、滑，玉一样的感觉。
　　 我外嬷一直站着，护着我，不时抚着我的头，见我快吃好了。就重要那人再打一碗豆花来，也要人加多些辣辣辛辛甜甜的姜糖水。
　　 这一凉一辣的，又有不一样的甜，量又大，我算是吃饭一样吃饱了肚子。
　　 这话今日说来，大家没有我当时的感觉。要知道，当年岁月，一种本来是零食的东西，你居然不是因为吃了粥饭蕃薯，而是吃了众多孩子厚积了零花钱才偶而偷偷享受上一次两次的好物件，你自用这奇缺而巧的东西，吃饱了。用今天的话，几乎实现了吃凉粿的自由。
　　 我外嬷不仅这样，还转身在街上买了鱼、肉、菜，回家做给我吃。所城古城的井水要到城外很远处挑，水浅黄，煮了饭、粥有一种与桅子样的特别味道。那味道与外嬷一直哈哈大笑的样子，我写的时候都真切在前。
　　 我外嬷在我吃饱要回大埕时，一下又塞给我一张十元的钱。
　　 这十元。要我今天怎么说呢？这样说明一下罢。那时，读一年小学的学费也是几块钱；到书店买一本像样的书、不是小人书，就几毛钱；一斤猪肉一块多；一斤鲜海鱼几毛钱；我们家与行叔公买来建房的一间厝地450元。
　　 就这样，我外嬷拉起我的手，不由分说，向东走：囝啊，我们将来要做官的，要走东门。
　　 别过外嬷，我回头看高高的这座建于明代的完好石城墙，圆顶、车犁打横自由出入的高阔且有丈余厚的东城门，上书：朝阳门。
　　 护城河深阔而碧绿。城门顶正正一棵古榕，巨大的根系盘緾结实，令人安心。
　　 我外嬷幼年时，她的父母就过番去了南洋，她与她的祖母一起度过民国初期的种种时代，况她又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临过身前一两年，睡梦中总哭喊着要她奶奶抱。但醒来时，重又哈哈笑：我是一棵大树，福荫了内内外外上百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