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诸葛亮，在辅佐刘备统一天下、治理蜀国期间，于成都有几处居所，其中一处最有名的，是位于今天的双流区东升街道的“葛陌”。诸葛亮《自表后主书》中，自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之处即为此地。
　　 白驹过隙，已是千年沧桑。而今“葛陌”大名有幸犹存，只可惜早已名存实亡。别说当时的桑陌家园不见踪影，就是那一片平畴绿野的乡村风光也已淹没于面目日新的城市楼林中。
　　 20年前，本人怀着对诸葛武侯的敬仰和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的热情，按图索骥，去双流寻找葛陌故地，没费多少周折倒是找到那个叫葛陌村的地方。向当地村民询问葛陌的历史，可大都一脸盲然，个别老者也只知葛陌村历来都是这名，未听说过它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有什么关系。据说该村已列入双流商业区规划建设中，周边已零零星星建起了各种用途的楼房，农田所剩无几。我当时还不死心，按照经熟人介绍的一港商的投资意向，抓紧搞了一个恢复葛陌故居的文化旅游园区建设方案，可方案雏形出来了，那所谓的港商却没了音讯。对此，我带着深深的遗憾，一直希望“葛陌”故地能以某种形式复活呈现于世，让它作为成都建设三国文化高地的醒目篇章，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近年来，我又读到一些关于葛陌的历史资讯，对葛陌的历史意义和价质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在民国时期重刊《双流县志》的序言中，着重写到葛陌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双流为商瞿故里、蒋琬旧治、蚕丛故宫，尚可得其遗址，其文明肈启也久矣。然而更有足为双流重者，曰葛陌。葛陌者，蜀丞相诸葛武侯旧迹仅存于今者也……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谓之葛陌，孔明表云‘薄田十五顷，桑八百株’，即此地也……无论妇孺，皆识其处焉。成都城南武侯词，因杜工部丞相祠堂之咏而著，讵若此，八百株桑，十五顷田足以重武侯哉！”
　　 很显然，民国重刊《双流县志》序的整篇内容，都是通过与双流其他古迹和有关诸葛亮的其他古迹的比较，来阐明葛陌这处历史胜迹足为双流之重，足为武侯之重。
　　 在序的结尾，作者还特别表明其写这篇序的原因和目的：“……诸君子征志于余，余不文，勉书此以眙之，非以矜独得，聊以志余景慕双流；匪惟蚕丛开国有宫于此，而商瞿之里，蒋琬之治，亦为世所称，今更得葛陌，倘诸君子而谋所以表彰之，使游蜀者咸争访武侯故居，则双流将不让成都城南丞相祠堂而专美矣。”短短数语，足以看出序作者的良苦用心——将名胜古迹作为文化地标、区域名片，并宣传、营造成为像城南武侯祠那样的文化旅游胜地——几乎与当今的文旅项目策划如出一辙了！
　　 然而，葛陌的意义还不止于它的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它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诸葛亮的人生价值，探讨诸葛亮治国用兵大计和经济发展功绩，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
　　 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躬耕于南阳，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实，他已凭超人的智慧，博览群书，纵观天下。不仅“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且已谋天下计。一切都在为“达则兼济天下”实现安邦定国的政治抱负作准备。当他遇到明君刘备时，一番隆中对话就将天下形势分析得清楚明了，并据此提出夺取天下恢复汉室的战略构想。其中特别提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足见他早已看中了益州这块立国图天下的宝地。后来他辅佐刘备夺取益州并在其中心城市成都建都称帝，形成华夏三国鼎立之势，完全证明了他的战略眼光。联系到他后来的治蜀用兵方略，就不难理解，他选择成都外南双流境内的一片田庄为自己及家眷的居所，也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心所欲而决定的。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一方面加强后方治理，发展经济，富国安民；一方面强兵备战，以实现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目标。他首先利用蜀地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优良条件大力发展农业，以筑牢安民、富国、强兵的基础，同时他通过战时铸币、盐铁官营、发展丝绸等举措充盈国库，准备打仗。特别在发展丝绸方面，他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蜀地资源，开创了中国丝绸发展的辉煌业绩。
　　 一是承袭蚕丛大业，劝民种桑养蚕。蚕丛是远古蜀地的第一位蜀王，相传是教民桑蚕的始祖，发祥之地就在成都平原双流、郫县一带。自蚕丛之后，成都地区的桑蚕、丝绸业迅速发展并传播天下。据此，当今有学者将古蜀之地说成是世界丝绸文明的摇篮，得到广泛认同。1965年，成都百花潭区域曾出土一件战国时所造的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铜壶上镌有精美的采桑图：在茂密的桑园，一群婀娜多姿、身着长裙、梳着长辫的少女和挽着高髻的妇女，忙着采摘桑叶。细观这幅热烈优美的采桑场景，便可见战国时期成都地区栽桑养蚕之兴盛。
　　 三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桑蚕生产展现新的盛况，这当然与诸葛亮的努力分不开，诸葛亮为支持桑蚕生产，以身作则，在自己家园内种桑八百株，这在历史上已成佳话。这其中部分动因是为了维持家人的生计，但也不难看出诸葛亮为实现他劝民桑蚕的国策而甘为农夫的民本思想和实干精神。更为可贵的是，诸葛亮不仅以自身的表率作用鼓励成都平原的农民大力发展桑蚕生产，还按“南抚夷越”的既定方针，伴随南征、南治，将蜀汉的先进技术推广到了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无蚕桑、少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教他们栽桑、养蚕、织锦，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充实了南方丝绸之路的货源。
　　 二是加强丝绸织造，扩大蜀锦贸易。由于桑蚕业的发展为丝绸业提供了不竭的资源，蜀地的丝绸生产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成都周边地区的郡县，蚕丛故里，都发展成有名的丝绸之乡。诸葛亮为了满足国计民生和军事的需要，将蜀锦业作为战时经济的支撑，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他对重要的织锦场地增派官员进行管理。特别在成都锦江边的大型织锦工场设置了官方管理机构，“锦官城”之大名由此传播天下。
　　 同时他还推行蜀锦贸易开放政策。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色彩绚烂，纹样意蕴神奇，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的出土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北方丝绸之路的丝绸绝大多数是由成都经蜀道(古代由蜀地通往长安的道路)到达长安后再流通至西域各地的，同时也证明三国蜀汉时期蜀锦对外贸易已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当时魏、蜀、吴三国虽然兵戎相见，拼死拼活，但在经济贸易上却互有往来。刘备联吴抗魏，多次以蜀锦作为礼品赠送吴国。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一次就送给孙权蜀锦千端(1丈8尺为一端)。后主刘禅也曾赠送吴使张端以蜀锦，表示两国友好。魏、蜀之间虽然势不两立，曹操却多次派人入蜀购锦。公元238年，魏明帝送了许多礼物给日本女王，内中就有绛地交龙锦5匹、绀地句文锦3匹。这些珍贵的“国礼”都是蜀锦。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蜀锦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正因为诸葛亮的重视，锦官城织锦业向鼎盛时期，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蜀汉时织锦业之繁盛可见一斑。
　　 三是发展交通，疏通延展丝绸之路。诸葛亮重视交通发展，不仅是为了短期用兵作战，更是为了长久经济文化交流。短短一二十多年治蜀期间，他所到之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通修复的陆路水路、兴建的桥梁不计其数，一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以诸葛武侯命名的路名桥名。
　　 诸葛亮发展交通最大的成绩，就是疏通、修复和延伸南方丝绸之路。相对于西北丝绸之路，史学家称从成都出发南下经云南、贵州、两广往东南亚、南海、印度、西亚、欧洲的国际商道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是在古代中国的三大丝绸之路中，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的交通大动脉。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丝绸就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这显然也是指的南方丝绸之路。诸葛亮疏通、延伸南方丝绸之路的壮举，一是疏通修复过去因人为的、自然的原因而毁损堵塞的路段，二是开辟新的路段路线，此举多与蜀汉政权的疆域扩张紧密相连。建兴三年(225年)，为平定南中叛乱，诸葛亮率蜀汉大军南征，自己亲率西路大军主力直指最早反叛的越嶲(今西昌)夷王高定。有学者认为，连接丝绸之路东线的沐源川道就在这时开通的。后来，联系西南少数民族的茶马大道，不少都起于诸葛亮的道路建设。可以说诸葛亮为建设联系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下了很大功夫，居功甚伟。当今茶马古道等交通网络被史家归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网络体系，自然也就认同了诸葛亮为南方丝绸之路所作的贡献。可以说三国蜀汉时期也是南方丝绸之路最畅通的时期，也是蜀锦对外贸易最繁荣的时期。
　　 往事越千年，“诸葛大名垂宇宙”；历史翻新篇，“宗臣遗像肃清高”。追忆过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再回过头来观瞻这位忠臣良相的故居葛陌宝地，尽管它的原迹真貌早无踪影，凭我对历史有限认知和热情憶想，一幅或真或幻的葛陌原图便浮现在我的眼前——大约在1900年前，在成都城（蜀汉都城，市属蜀郡）40里外的广都县（今双流区）境内，在离成都城南通外大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大道、川藏路起点段）近旁，一片平畴绿园中，坐落一座不太起眼的庄园。庄园里耕种着十多顷农田，栽种有几百株桑树，当然也少不了数间房舍（按当地农村的习尚多半是草房），屋内少不了用于农耕生活的家当，里面还养着蚕以及不可或缺的家禽家畜，屋旁有一口水井，四周植有树竹林盘……庄园的主人就是名震四海的蜀汉丞相诸葛亮。
　　 在蜀汉政权中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能辅佐刘备夺取江山称帝一方定国安民的“万古云霄一羽毛”的诸葛亮，同他的一家大小，住着与一介农夫相差无几的普通庄园，这要是提到别人肯定没多少人相信，但说是诸葛亮，无不信然。
　　 于是，又由此联想到他平常住这里的活动轨迹——诸葛亮在成都皇城（大约今天的后子门）圣殿上朝和受理朝政后，或坐车或骑马经南门万里桥回家，过万里桥往西边走一段，便到了锦江南岸的锦官城，他把这个成都地区最大的织锦工场看成蜀汉治国用兵的重要的财源，必然倍加关心爱护，隔三差五有事无事也要来一趟，听听唧唧复唧唧的悦耳机杼声，看看波浪滚滚的濯锦清江流水。接着再往南行，首先经过是后来埋葬刘备的惠陵、也是后人为他建武侯祠的地方——这里也许是他早看好的宝地。然后他就沿着城南通外大道（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段）依次经过红牌楼、簇锦镇、金花镇回到葛陌家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几处街镇并非今天的名称，但均已在诸葛亮的丝绸战略推动下，成为桑蚕之乡和丝绸重镇，这让诸葛亮每每经过，一路心情大好。
　　 红牌楼于明代为迎接西藏政权和佛教首领来成都朝贡四川藩王而建，成为藏汉民族和睦交融的标志建筑，这也与继承诸葛亮的民族和睦政策有一定联系。簇锦镇之名字的组成，就代表着桑蚕和丝绸，其丝绸织造贸易更是远近闻名。金花镇当时叫牛饮市，取名于牛饮水（牛饮河），即今天的江安河金花桥一带，牛饮水可是大有来头。李膺《益州记》云：“牛饮水，昔郑程家此，每群牛饮，江为之竭，故名。”郑程是谁？他是卓文君父亲的世交，也是卓文君的前夫郑皋之父，程氏靠经营农业发家，家中耕牛聚集能饮干河水，足见家业之大，富甲一方，与卓家算是门当户对。可郑皋与卓文君新婚不久就因病去世，也才有后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佳话。再说牛饮水旁的桥自然叫牛饮桥，即后来的金花桥（非今天的公路金花大桥），这座桥因为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段的第一座大桥而驰名，诸葛亮跨过这座桥就能望见自己的家园了。
　　 当然，诸葛亮从皇城回家也不唯有这条路，还有一条从青羊宫经清水河（后来的浣花溪）岸，再经机投镇跨牛饮河上游的一座桥回家。因为机投镇古时也是丝绸重镇，这里织出的“九璧锦”为蜀锦中的佼佼者，并成为皇家贡品，这也是吸引诸葛亮的地方。
　　 就这样，诸葛亮一路游赏回家与夫人见礼后，歇息片刻，便少不了去田园看看，去桑林转转，偶尔也帮干点农活。闲时读读书，弹弹琴，或教子诫子，或含饴弄孙，然后一家人晚餐，其乐融融。一天为军国大事的操劳，辛苦疲惫，由此得到放松消解。
　　 这样看来，诸葛武侯选择广都（双流）之野为自己的家园，真是大智慧，好抉策，他是真诚热爱葛陌这个淡薄温馨的家园，爱这个为蜀汉君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