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清代沈复著述的《浮生六记》，被书中芸做人的境界深深地打动着。使我对如何做人这一从古自今争论不休的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芸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一生，正应了苏东坡的诗句“事如春梦了无痕”。芸并非世间最美丽的女人，但她多才而生性洒脱，做人恬淡纯真，胸怀旷达，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她身上熠熠闪耀的光芒。若你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饭。或者当她与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之时，你打起了瞌睡，她可以放一条毛毯把你的脚腿盖上。她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着恬淡自适的生活，虽常受坎坷之愁，但仍不改其乐。由于她太爱美了，而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她见了一位风流蕴籍的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偏房，后来为强盗所夺，她竟因此大病一场。而这却触犯了封建礼法，促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痴情少妇，把她逐出家门，从此半生颠倒于贫穷之中。
　　 《浮生六记》是纪实性的自传体文学，所以芸确有其人，她就是作者沈复的妻子，姓陈名芸。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女人，做人和美娴静而超凡脱俗，淳朴恬适而旷达纯真，确是达到了十分难得的人生境界。在她面前，我们浮躁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而是对卑微者。
　　 或许在当今一些人的眼里，芸做人的境界太低调、太不入流。追名逐利、争强好胜、功成名就，这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的确，看看今日，许多人整天都怀着一颗躁动的心，或巧取、或豪夺、或欺诈、或贪污，为追名逐利不择手段，人们已经浮华得不能自持。不过也真造就出了一批批所谓的成功人士，但他们是否就达到了做人的佳境呢，我看未必。曾几何时，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士慨叹：做人难，做名人更难。还有个别所谓的女强人、女明星跟着起哄凑热闹，说出“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话来。看来做人要做到境界高远，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连那些众星捧月般的名流显贵都觉得做人很难，芸芸众生的普通老百姓就更无法做人了。
　　 中国人自古就有崇尚琴棋书画之风，琴棋书画的最高境界讲究能收能放，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陶渊明不愿与当时把持政权的仕族地主同流合污，弃官归隐，最终以“田园诗人”的美名流芳百世，达到了“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的人生最高境界。如果陶公当时执迷不悟，继续混迹于官场上，与那些黑暗势力为伍，他的人生境界恐怕是另外一番情景了。这就叫做能收能放，在收放之间方显出生命的真谛，做人的格调。可惜的是当今的人们往往在面对官位、名誉、金钱、身价等等诱惑时而殚精竭虑，甚至不惜丧失良知，那里知道做人还有另外的做法，更谈不上做人的境界了。
　　 距今2000多年前的老子，推崇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要保持自然天成的纯真，以真性情、真思想示人。可悲的是，现代社会人们已经被肆意横流的物欲诱惑得心浮气躁，往往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逢人不可露真情，话到嘴边留三分”，“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世故圆滑，成了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人们的本性完全丧失在世俗的山谷之中。这样活着，不仅太累，而且根本就谈不上真正做人的境界。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呢？古今中外圣贤们做人的高深造诣，往往让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们有高山仰至之感，并非人人可以效法。偶尔看到一幅漫画，一蒙面强盗在抢劫一沿街乞讨的老乞丐，将乞丐千辛万苦讨来的几枚硬币匆匆忙忙地向自己的腰包里装。这情景让人看着有点滑稽可笑。而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乞丐对强盗说的一句话：“你是我见到的最没格调的强盗了。”做强盗本来就已没有了做人的境界，何况去抢一个已经以乞讨为生的乞丐，其格调的确够低下的了。这使我想到，一个人是否做人做得有格调，有境界，不在乎其贵贱尊卑，年长年幼。不论是当官经商，还是做工务农，不孤芳自赏，不随波逐流，不恃强凌弱，不自恃成功；宠辱不惊，心胸旷达，淡泊宁静，知足常乐；当官要做到能收能放，经商要做到心安理得。总之，做人贵在适意而不在虚名利禄，贵在保持自身自然的真性情，这或许才是人生的最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