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刚刚上初一。现在，同学刘国术依然还记得我对他说的那句话，“刘国术，我妈死了。”每一次同学聚会，他都会提起此事，“当时我想哭。”
　　 作为一个懵懂的少年，我不知道怎么去避讳，或者说把死亡说得好听一点，没有用去世、逝世、离开等词汇来让母亲的死亡，有点光彩和温度。在那个年龄里，死亡就是死亡，就是冰冷的现实，无论多么委婉，都不可能改变现实。
　　 从老屋基中学到红沙溪，有五十多里山路，在没有客运车也坐不起客运车的年代，我跟着“放信”的人一起，步行回去。回到家里，已经擦黑，母亲简陋的灵柩停放在堂屋里，由于我的祖父祖母健在，置放着母亲躯体的棺木，不能放在堂屋的正中间，需要偏一点。这和母亲的活着是一样，一直未能处在正中的位置，刚吃上饱饭，就得了绝症。死的时候，还不满三十六岁。由于母亲不识文化，娴熟温良，她在和我至亲的家族里，除了父亲之外，几乎没有人给予她尊重和温暖。
　　 在回到家里的那一刻，我除了嚎啕大哭，竟然不知道去做点别的。我哭累了，坐在为了让母亲在病难期间舒服点、从二舅那里拿来的藤椅上睡着了。母亲的灵柩在堂屋，我在侧房，我和母亲之间，只隔了一道门，门外面不是天堂，门里面却是地狱。
　　 我是被父亲叫醒的，——母亲娘家人前来“坐夜”，我要去“搭礼”，一招一式怎么做，都是我干爹的父亲教的。母亲的侄男侄女——我的表哥表妹，跪了一大排，我与姐姐分别会在母亲的棺木两边，作揖，磕头。在母亲一生里，这应该是她唯一被人叩拜，不过，她已经无从感知这种庄严的仪式感。
　　 母亲的丧事极其简单，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家里已经几乎穷得埋不起”了。母亲的墓地，也是我父亲自己选的，就在老屋旁边的一块责任田里。父亲其实不懂风水，他是希望将母亲像种子一样种进泥土中，然后如同庄稼一样发芽结果。二十六年了，地里的庄稼一年一个轮回，可是父亲在责任田里，始终未见到轮回的母亲。
　　 父亲经常和我说起母亲的两件事。一件事一九八八年夏天，他带着母亲去人民医院治疗，在得知自己很有可能是绝症后，母亲拒绝治疗，“本来就没有钱，我的病也治不好。债欠多了，你和两个细娃怎么办？”后来，母亲在别人的劝说，一点儿也不情愿地接受了治疗。出院后，父亲去他一个做医生的表弟那里借钱来还账，很是兴奋，“兄弟，我那个人治好了。”在仔细听了父亲的讲述之后，父亲的表弟断言，“最多活五年”。
　　 医生终归是医生，他们遵从的病人的病理。确实，五年后，母亲的癌症复发，她这次拒绝了治疗，但是她并不愿意“死”，父亲遵照她的意愿，——同时也是父亲的幻想，去许多地方拿过神水神药。
　　 父亲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母亲病入膏肓，七窍流出黑水，即将告终时，她神智清醒，说是“想吃饼干”，且必须要我姐姐去买。在我姐姐走后十分钟左右，母亲就死了。父亲到现在还是认为，母亲是故意不要我姐姐“送终”，母亲是由父亲抱着死的，她死在了父亲的怀里。母亲死后，唯一的遗像，还是用第一代身份证翻拍的，镜框的玻璃在父亲的一次搬动中打碎了相框里面的照片，也开始泛黄，但是他不让我拿去重做，一直放在父亲房间里的衣柜顶上，只要父亲一推开房门，或者是躺在床上，一睁眼就能看见。
　　 母亲死的那一天，我十三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一个星期。她是头一天死，第二天下葬的，下葬后的第二天，是中秋节。
　　 后记——
　　 我相信，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对母亲有着特殊的情感，那可是从生命里流淌出了的最美的眷恋。
　　 因此，在这里祝福天下的母亲，健康快乐，平安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