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今天还有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但已然没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壮观景象。
　　 在我的心里，会时常清晰地浮现出这样一幅图画来。
　　 腊月一个晴好的逢集日，乡政府新建的市场里挤满了从四邻八乡赶来赶集的人们。一块大约七八亩见方的市场，周围一律是简易的土木结构的泥坯瓦房，只有靠老街的一排，是二层的土木楼，上层朝东做老街铺子，下层朝西做新市场的铺子。新市场的铺子，几乎大多都是裁缝铺、理发店、照相馆。在新市场的一角，一群烫着卷发，穿着牛仔服的青年，将一个卖磁带的地摊围得水泄不通，港台的流行音乐正在他们头顶的上空柔情地飞扬。
　　 在市场的中央，是用钢筋支起的齐整的四排简易摊位，这些摊位，除了卖鞋袜的，几乎全都是扯布的。赶集的人就在这些摊位的空间里来回熙攘走动，这里瞧瞧，那里瞅瞅，摸一摸布的质地，看一看布的花色，瞅准了，就谈价，谈妥了，就用剪子一铰，两手并用，嘭嘭几声，麻利地扯开了，拎着布就去找裁缝。
　　 这些新市场的铺子，无论生意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与老街的完全不同。单就陈设而言，新市场的铺子，高大的双卡录音机里音乐震天，墙壁上往往歪歪斜斜地贴着明星们的影视照。而老街的铺子，除供销社是新建不久的，大多的铺子据说还是刚解放时建造的，或者更早，民国的、晚清的也未可知——烟熏火燎的厚重的双扇门，用毛笔标着号的一人多高的窗户挡板，可容四五人并坐的长条凳，高大而粗糙的木柜台，柜台上随时供应着一把水烟壶，还有油灯、纸捻子，那是招徕顾客的——而且都是以百货为主。
　　 那些年，人们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可临近年关，大人即使可以不做新衣服，不给孩子做一两件，总是说不过去的，即使是粜了很稀罕的粮食。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总是盼着过年，与穿新衣服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布虽扯好了，却并不能就当做衣服穿，等待裁缝做出新衣服的那种急切的心情，就跟一个饿得两眼迸金星的人挤到锅边跟前等待着厨师将饭菜盛到碗里一样。明明裁缝讲定了取衣裳的期限，却逢集就往裁缝铺跑。明知是空跑，却还要跑，硬要跑，愿意跑。似乎每跑一次，新衣服就会早一些做出来，可真正做出来了却又舍不得穿。每跑一次，似乎就会有有更多的人知道我做新衣服了。
　　 裁缝也就不分昼夜地忙起来，因为谁的衣服都得赶在腊月三十之前做出来。那时候的人穿新衣服，不就为过个年么？不就为平时走个亲戚串个朋友么？于是，一个师傅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徒弟。徒弟也要分个三五九等，资格较深学艺较精的，可直接帮助师傅剪剪缝缝，或干脆将一些生顾客的活直接交给她们去做；学艺浅的，只好站在一边看，或供师傅指使，拿尺递刀；而刚入门的，干脆就先替师傅做饭带孩子。
　　 由此，裁缝成为了一种非常令人羡慕、追捧的行业。谁家的姑娘或谁家的媳妇跟着某某师傅学习裁缝，那可真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是在最外层做饭带孩子的。一个做裁缝的或学裁缝的姑娘，是不会随随便便就嫁给一个随便什么人家的，首选是吃公粮干公事的，其次至少得是一个家境数一数二的，人品又不差的。
　　 有一个叫刘玉环的姑娘，泪汪汪的眼睛，红扑扑的脸蛋，十六七岁，就已独开门面，带徒弟了。她是订了娃娃亲的，男人就是比我高两级的李耀荣，李耀荣个子很高，两条腿撇得很开，背微驼，不苟言笑。他不大爱念书，成天出现在新市场的台球桌上，台球打得很不错。我们都说他打台球是假，看守女人是真。据说，刘玉环很不满意这桩亲事，只是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加上李耀荣家是远近闻名的苹果种植大户，近几年颇发了家的，李耀荣的父亲又是方圆说一不二的强人，才勉强维持着。
　　 那几年渐渐流行起了西装。之前，乡下的男人们除了青色的、藏蓝的中山装，不记得还有什么其他颜色或款式的衣服。男孩子也是中山装，最好看的，要数“军装”了，其实也就是在绿布中山装的两条胳膊上各加上两条黄道道。我就有那么一件，那是我穿过的所有衣服里最漂亮的一件，更是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而所谓的西装，就是只有一颗纽扣而领又很宽大的那种款式，这种款式如果做不合身的话，整个胸脯和肚子都会露在外面，走起路来哗啦啦飘不着身。那几年，做衣服也开始时兴起了“挂里子”。但是，一件衣服，如果“挂”上里子的话，无论扯布的钱还是裁缝的手工费，一件衣服的成本都要比不“挂”里子的高出许多，所以，只有穿衣讲究而手头又稍微宽展的人，才会“挂”上里子的，手头紧的人，就只有不“挂”里子而将就着也赶赶时髦罢了。
　　 而当时做西装的手艺最好的，要数一个浙江人了。浙江人精瘦而能干，是本地一个姑娘在上海的服装厂里打工时谈的对象。结了婚，就在镇上开了裁缝铺子，扎了下来，生意越做越好。
　　 浙江人不仅能做笔挺的西装，而且还要在左袖筒上贴上一面好看的为整件西装提神的品牌西装的标识——这种标识只有他能弄到手，其他裁缝似乎没有那个门路——这现象，现在看起来很老土，甚至很滑稽，但在那时候，却是时尚，是区分买来的成品洋货还是手工缝制的土货的重要标识。因为成品昂贵，而手工缝制的便宜。浙江人的手艺不仅好，而且会贴标识，他的生意在全镇自然就要数最好了。所以，很多做新衣服的人几乎都做西装，做西装的人几乎也都请他做，即使比其他裁缝那里掏更多的钱，排更长的队。
　　 浙江人的生意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他妻子的漂亮是属于那种男人见了男人喜欢，女人见了也不会吃醋而很亲切的那种。还有，就是人们爱听他们夫妇的对话，尤其是浙江人那种吴侬软语，尽管乡民们听不懂，感觉却很美。
　　 我觉着那几年是中国变化最大、最快、最有活力的几年，许多的新事物、新观念铺天盖地般地涌来，直教人目不暇接，一个词：新鲜。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的感触颇深。那时候的政府，大概很是重视乡镇经济的发展，学习了南方的经验，回来就大办起了乡镇企业的，什么草编厂，地毯厂，食品加工厂等等。也很重视对农民技能的培训，培训一般放在农闲时节，甚至有专门的培训基地。但不知怎的，这些乡镇企业只如昙花一现，就一个个倒闭关门了，昔日的那个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场面，再也一去不返了。只是裁缝业却发展了、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怀念那个简单而不单调，新鲜而不死板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