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辈人说，我家西边的朱家宅，从前曾有一座小庙，人称朱家庙。然而这座小庙建于哪年，毁于何时，大伙儿却又语焉不详。
　　 很可能，这座小庙规模给人感觉太小，庙内供的佛像制作粗糙，不为乡人所看重。故而每逢佛事如正月初一的弥勒佛圣诞、六月十九观音菩萨成道、四月初八释迦摩尼佛圣诞、七月三十地藏菩萨圣诞、冬月十七阿弥陀佛圣诞等佛教盛大节日，据说朱家庙的管事人就在公路上拦截貌似烧香拜佛的乡民，打躬作揖，苦苦恳求道：各位阿婆，婶娘，爷叔，老表，虽说天下庙宇千万家，但供的都是佛菩萨呀。无论庙大庙小，见佛烧香，这是信佛人必做的功德。请到小庙点一支香磕个头吧，我家的佛菩萨蛮灵的唻，有求必应呢。
　　 东去一里地，就是号称崇明四大重镇之一的庙镇。镇上商铺鳞次栉比，更有三座香火旺盛的大庙。大部分抱着赶集、凑热闹心情的香客，当然更乐意往东多走几步。到大庙里进香，仿佛自家身份也能拔高不少。拜过佛菩萨后还能在镇上逛一圈，女人采购些日常生活用品，男人可以在茶馆店里歇歇脚，听一会说书。大部分香客冷眼瞥了一下竹林旁寒酸、破败的朱家庙，挣脱开朱家庙管事人的纠缠，拂袖而去。长此以往，朱家庙只能草草收场，日渐败落，终于倾颓，悄悄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不留一丝痕迹。
　　
　　 在上世纪文革之前，崇明岛上的旧传统还是很盛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办丧事。中国传统文化里素有“礼莫重于丧”之说，一场盛大圆满的丧事，既超度了死者，也给儿女挣来莫大的面子。如何将丧事办得周全、体面、热闹，这是丧家的最大愿望，更是从事丧事礼乐者们的一张名片。
　　 我小时候，崇明岛上那些从事丧礼的人们被乡民称作“烧脚箍郎”。
　　 朱家庙是消失了，然而，当年为了朱家庙做佛事、道场而建立的烧脚箍郎小团体——朱家班却延续了下来。
　　 说是朱家班，但他们并不全姓朱，基本由朱、蔡、姚、潘四姓男子组成。比如丧礼上主事的烧纸先生蔡贵初，小时候曾读过私塾，毛笔字写得好生了得。于是，写死者牌位的重任非他莫属，将所有参与丧礼的亲属造入花名册也是他的事。
　　 每当夏夜，村人们到我家院子里说古谈今时，黑脸长眉，身材瘦高，读过书的蔡贵初，举手投足之间颇有些斯文气息。而且他博闻强记，能完整复述在茶馆店里听来的说书内容如包公审乌盆、桃园三结义、薛润贵征东等故事。这与同样读过几年私塾的我父亲有不少共同语言，以致成为至交。我家的每次夜聊都少不了他。
　　 做道场时，蔡贵初头戴黑色屋脊状的纯阳巾，身披一件日渐破旧的彩绣道袍，稳稳地站在摆放着死者牌位的供桌前，布满老茧的右手配合着经文做着各种不同的曼妙手势，左手轻摇小铜铃，在供桌两旁的笙箫唢呐、钟磬木鱼的细乐配合下，他时而面带戚容，一唱三叹地诵经念佛；时而轻踏罡步，满脸虔诚地礼请三清。于是，乡民们相信，在他的诚邀下，各路神仙能保护死者的灵魂免受六道轮回之苦，早日进入极乐世界。
　　
　　 尽管丧事现场时而诵经悠扬，丝竹悦耳，时而鼓乐喧天，铙钹撼地。但幼年的我，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吹海螺的朱重千身上。
　　 据说，烧脚箍郎因常年与死人打交道，身上阴气重。相信鬼神的乡人如果与烧脚箍郎狭路相逢，怕染上阴气，无不侧身相让。于是，小时候的我，每当看见面容黢黑、眼泡臃肿、下唇耷拉、身躯微驼、一肩高低、歪脖的朱重千，蹒跚着走进我家院子，我立即逃进草屋深处。直到他摇晃着迟钝的身子，跟父亲道别后我才敢出来。
　　 崇明土话里“歪”发音为qia。朱重千的脑袋一直那么歪着，于是乡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掐头”。
　　 掐头手里的海螺，比我脑袋还大。灰白色的螺壳上长着七高八低的疙瘩，如癞蛤蟆般使人望而生畏。而且它只能交替着发出两个简单的音，“嗯”和“哆。”不懂音乐的村民经常讥笑掐头，说他在丧事过程中活像一头大笨熊，抱着海螺当地瓜啃。只会吹嗯哆，还一味瞎吹，简直是混饭吃。
　　 掐头歪着脑袋，斜眼看着挑衅者，鼻腔里哼了一下，粗声粗气地回击道；你懂个屁！看人挑担不吃力，你有能耐你来试试？
　　 那个年轻的挑衅者果然不服，操起大海螺，塞到嘴里，憋足了劲，如杀猪的屠夫，将腮帮子鼓成两个大球，憋的脸红脖子粗。吹了半天，就是吹不出音来，惹得围观者一阵哄笑。等乡民笑够了，掐头从一脸尴尬的挑衅者手里接过海螺，用袖管擦了擦吹嘴，凑上嘴，瞬间，一股穿透力极强的“嗯哆——嗯哆嗯哆——”声破空而来。随即，沉重悠长、凄苦悲凉的气氛笼罩住丧礼现场，把我的心震得直颤悠。
　　 曾记得月黑风高之夜，当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正要似睡非睡，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一声又一声凄凉悠扬的海螺声，“嗯哆——嗯哆嗯哆——”如死者不甘离开人世而发出的哀鸣。我那幼小而又脆弱的心脏受不了这份恐怖冲击，浑身不由自主地直哆嗦。小脑瓜里急剧地思索着：唉，又有人死了！这次是哪个可怜虫呢？那个被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们横拖竖曳的倒霉鬼，会不会从我家的屋顶上方飘过？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会不会顺手牵羊带走我？于是，我悄悄地挪动着蜷缩的身子，钻进被窝，大气都不敢喘。
　　
　　 朱家班除了善于制造催泪的气氛，还有一绝活能娱乐大众，那就是蔡高郎和姚祥郎耍铙钹。
　　 听老辈人说，在丧礼过程中，为了满足旁观者的期待，耍铙钹的两人隔开两丈，面对着面，双腿微蹲成马步形，稳稳站好，双手各持一对锅盖大的黄铜铙钹，先是举在空中激烈碰撞，使其发出震耳欲聋的的金属声。接着，双方一使眼色，各自将右手里重达数斤的单片铙钹，以垂直的车轮状，呈弧线形抛向对方的空中。在旁观者一片惊呼声里，两人急速腾出左手，瞅准机会，接住对方的铙钹。接着双手持铙钹，举到空中又一通撞击，再将左手的铙钹抛向对方。在乡人的欢呼声中，四只大手忽起忽落，铙钹越抛越高。于是反射着金色阳光的四片铙钹，如神灵附体的金鹰，此起彼落，周而复始，在蓝天里上下翻飞，互相争逐，煞是好看。因而引得围观者连连叫好。
　　 耍铙钹，必须臂力过人，才能将数斤重的铙钹抛向天空。更难的是如何瞅准时机，疾速抓住下坠铙钹的布条并控制住铙钹。稍有不慎，薄薄的铙钹边在重力加速度下犹如锋利的刀片，能割裂皮肉，甚至切断骨头。他们是如何练就这一手的？直到今天，还是个迷。
　　 据说旧时以庙镇为中心的崇明西部，烧脚箍郎班子不少，但朱家班的高抛杂耍铙钹，独占鳌头，无人能比。
　　
　　 1961年夏，我才九岁，七十九岁的爷爷走了。那时，叔叔是大队书记，于是朱家班在丧事上特别卖力。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丧事可能是村里最隆重，最热闹，也是最后一场高规格的丧礼了。三年后，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题之一是抵制各种迷信活动；五年后，文革兴起，到处破四旧，大力批判旧传统旧文化。于是，白事不敢大办，朱家班失去了用武之地，只能自动解散。自从我离乡进城工作后，我很少回家。到上世纪末，朱家班的那批老人也先后作了古。
　　 父亲曾说过，朱家班里吹箫最好的要数蔡民九，他吹的那箫声，宛转悠扬，如诉如泣，好像一双婴儿的手在抚摸、揉搓着他的心，听了直想淌眼泪。
　　 蔡民九死后，他那又老又聋，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经常低头坐在茅屋前的矮凳上打瞌睡。每当有人走过她家院子，她就抬起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头，努力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盯住过路人，嘶哑地自言自语：这位官人，你可认得我家的老头子？昨天夜里，我听见村里有人吹了一夜箫。唉，这个吹箫的，除了我家的老头子，还能是谁呢？麻烦你告诉他，老头子，半夜三更的，别吹啦，早点回家吧，我在等他。
　　
　　 退休后，想起父亲对箫的痴迷，我买了管箫，学着吹。可那箫很长，要摁住所有的箫孔颇非易事，常常顾此失彼，吹不成调。苦练了一星期，双手酸得吃饭时捏不成筷子托不住饭碗。眼见毫无进步，只能放弃。由此可见，一个没文化的旧时代农民要学会吹箫，不知被师傅用竹片、戒尺打了多少回，更不知道他花了多少精力，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才将这管箫吹得出神入化，成为一方高手。
　　 再想想掐头，一个毫无乐感，大字不识的粗陋农夫，竟然在冗长的诵经声和曼妙的丝竹合奏的间隙中找准节奏，适时吹响海螺，成为必不可少的点缀，他是怎么掌握这技巧的呢？
　　 曾有乡人议论掐头的头为啥歪，结论是很可能在学艺时被落手不知轻重的师傅打歪的。理由是在旧时的师徒传授时，师傅死抱着不打不成才的金规玉律，动辄对徒弟打骂。于是掐头当年为了躲避师傅的暴打，习惯性地歪脖躲闪落到脸上的巴掌。久而久之，歪脖形成常态，竟改不过来了。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生活日益丰富，口袋里的钱也多了，于是崇明岛上一下子冒出数十支从事丧礼的铜管乐队。他们在丧事中大吹大擂，震得人脑袋直嗡嗡，说话都费劲。
　　 乡民们听不惯那吵吵闹闹的铜管乐，闲聊时感叹，可惜了那些烧脚箍郎们的手艺，竟然全部失传了。否则，刨去迷信成分，将那些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当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存，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