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考入了，当时全县唯一的高中汲县一中。故乡卫慢网，若茗在《此生无悔入一中》的文章里写道，“那个时候，我发誓要考上汲县一中，心心念念是一中，1982年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而我跨进这所当时在家乡，屈指可数的宏伟大门，门额上雕塑着“河南省汲县中学”显赫大字的学校，并无后来校友若茗那样，迈出人生重要一步的欣喜和激动。
　　 我是由汲县二中考入的，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升学率的考核，学生也没有除了上高中，别无二选的压力，响彻校园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和“听党的话，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不仅喊在嘴里，也奉为圭臬。汲县二中的同学大都是城市户口，上不了高中，可以应征入伍，可以招工进厂，为什么非要上高中、上大学呢？那时候，解放军战士和工人阶级，比大学生光荣，大学苦读毕业，月薪45元。“转业兵，三级工”当时是许多姑娘追求的对象，退役到工厂的战士就是三级工，月薪45.8元。考入一中只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一条，国家需要志愿中的一个，因而，除了对未来新鲜的高中环境、学习生活的新奇之外，我的心情平静而淡然。
　　 不过，农村户口的学生考入一中，却是改变命运的华山一条道。那时城乡户口壁垒森严，唯有大学毕业才可以“农转非”。学校中的几个农村同学，发奋跳龙门，“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至今回想起来，他们的那样拼命我还不寒而栗。只是后来的文革，击碎了他们的大学梦、城市梦。但是，金子总会闪光，改革开放后，我相信他们通过各自的奋斗，都实现了人生的辉煌。
　　 高中每届四个班，高一年级教室是校园西南处的那栋罗马式两层教学楼，两个班学英语，两个班学俄语，我们班是俄语，初中没有外语课，刚接触外国话，既新鲜又可笑，课堂上下、同学之间，“奥沁哈拉少（很好）”“石吧西吧（谢谢）”“达斯维达尼亚（再见）”……到处是汲县腔，说得半生不熟的外国话，令人忍俊不禁。据说，一中还有一个教俄语的俄籍女老师，可惜没见过，出于对外国人好奇，曾四处打问，皆噤若寒蝉，后才知道，中苏交恶，她被迫在学校图书馆前的黑槐树上自缢身死了，死的好惨，在此，祈祷这位女老师的在天之灵，接受我迟到的悼意。
　　 校园后面一个大下坡，是宽阔的操场，操场西是逶迤坍塌的城墙，墙外护城河，水光潋滟，对岸是一片片葳蕤的芦苇，远处是纱厂厂房；我们面东做广播操，记忆尤深的事情是，便做操便眺望汲县最高的建筑望京楼。大操场仅有一个篮球场，课外活动，打篮球的人多，常被高年级学生霸占，没有我们新生的份。东南角有一个破烂的木质篮球架，我爱好篮球，只能在那里凑乎着玩。
　　 校园中间，带有廊道的老师教研室，和一排砖混平房围成的院落里，有一个平整的篮球场，供老师和校队活动，校队队长是高三学生，姓邹，短胖，但全校篮球打得最好，双手肩上投篮，三步上篮最拿手，“啪啪啪”三步，一气呵成。他是学校唯一县队的队员，不过和纱厂的大腕队员，贵子、老弥、根喜等主力比，他只能坐板凳。那时候，汲县一中是新乡地区的重点高中，新乡地区哪个县的学生都有，邹队长操一口武陟话，在比赛中，不断呼唤：“传咧，传咧”，因此，我们打球同学，有人学着他的武陟腔“传咧”的呼叫，逗得前仰后合，一时忘记了抢球。师生比赛，用的是橡胶篮球，几十年前早已淘汰，手感根本无法和现在的牛革篮球比，那时候物资确实匮乏。
　　 大门里的乌柏树上，挂着一口寺庙里才有的大钟，拉动钟绳，钟声悠扬，回荡半个县城。“当！当！当！”急促的声响是上课，“当当——当当……”两声间隔的是下课，而“当……当……”一声一声悠闲的是起床。寒冬清晨，寝室窗外尚漆黑一片，悠闲但恐怖的钟声敲响，热被窝里的我们就会齐声诅咒地喊：“死老王！死老王！”烧开水兼敲钟的校工师傅姓王。
　　 王师傅大脸、短胖，腿罗圈，同学们的印象里，勤勤恳恳似乎总匆匆于锅炉房和钟绳之间的小道上，清闲的时候是课外活动，他扫学校里的道路，伴着一扫把一扫把铿锵的节奏，哼唱豫剧黑头的唱段，悠然而自得。但我想象，清晨，他一定是比白天急促的步幅走到钟绳的。
　　 1964年底，全国宣传贯彻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郑州厂校联办了一所亦工亦读的技术学校，到汲县一中，一年级学生里招收城市户口新生，十几名激情燃烧的同学，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报名，结果选中7名，我是其中之一，一中学校副校长的女儿（张福玲）也在内。
　　 回家我告诉父亲，讲了毛主席的号召，父亲说，这么大的事，你为啥不与家里商量一下呢？我知道父亲很生气，但他没有反对，在那个唯党的号召之命是从的年代，父亲是党员，即使父于子面前，也不敢公然违抗。后来，母亲说，你爹一心一意供你上高中，盼你上豫北医专(校址汲县），出来当医生，你去几百里外的郑州，上什么技校呀，咳……母亲一声长叹，抹起了眼泪。
　　 4年后，1968年我们毕业，顺理成章地分配进参与办学的大工厂，成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队伍的一员，而当年我们汲县一中同学，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里，秉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成为再教育对象。以后，我在郑州工作、生活、成家，安居乐业，可以说，我在汲县一中的那次选择，奠定了我人生轨迹的基调和方向。有时候，我不免感叹，作家柳青《创业史》里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汲县一中我的一步，又一次证明了作家的话，千真万确。
　　 这些年，我从故乡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了解到，汲县一中曾经是许多优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人才的母校，可惜，我在这所百年名校，只有稍纵即逝，浮光掠影的短暂学历，根本没有自豪骄傲的资格。
　　 那么，为什么一中过去，没有积极宣传这些名人专家呢？我认为，原因在于，一是那个年代对科学文化知识缺乏尊重，人才沦为“臭老九”的政治氛围，学校并不以此为骄傲，今天，把颠倒的又颠倒过来了；二是市场经济时代，地方和学校为了扩大知名度进行的广告宣传。但无论怎样，汲县一中现更名的卫辉一中是豫北，乃至河南省的高级中学的佼佼者之一，“两脚踏进一中门，一脚跨进大学门”，民谚无欺，因而，成为新一代莘莘学子的孜孜以求，就在情理之中。
　　 我热爱文学，《铁道游击队》的作者知侠，是我崇敬的著名作家之一，未曾想到我是知侠故乡人，汲县一中是先生母校，欣闻先生铜像，矗立在学校青松翠柏鲜花点缀的游园里，下次回故乡，一定去瞻仰，向汲县一中，向老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