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呼唤
　　 老家的村口有一块碾盘，据说，站在这块平整的碾盘上呼唤，声音就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有年轻外出谋生而至夜未归者，家里的老人都会站在这块碾盘上，隔着重重的山峦和沉沉的暮霭，放开了声悠悠地呼唤：回——来——了——么——没（mo）——
　　 我家院子的后崖上，有一棵千年老槐树，槐树硕大而繁密的枝叶倾斜地压下来，足足盖住了大半个院落。鸟们便在上面筑了大大小小的巢。场院里，屋瓦上，总是铺着一层厚厚的总扫也扫不完的鸟粪。一场秋雨一场寒，树叶簌簌而落，那些黑乎乎的鸟巢便日渐裸露。入夜，猫头鹰便发出低沉而阴郁的叫声，有如一位病重的老者垂危的呻吟，一夜不休。据说，有猫头鹰叫，是不祥的征兆，村里将会有人托体黄泉。
　　 那时候，父亲远在青海，母亲一个人终日脚手不停地种地、操持家务。冬日的天气总是很短,日头才一跌窝，便已是夜幕沉沉了。母亲便早早地锁上了大门，我和弟弟围着一盏煤油灯，趴在一张笨拙的炕桌上写字，母亲就在一旁纳鞋底。猫头鹰的每一次呻吟，都令我们母子毛骨悚然。
　　 无论是月光晴好，亦或是伸手不见五指，夜里，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唤未归的亲人。这一声呼唤，悠长悠长，回音经久不绝，如哭，如诉，有愁音；这一声呼唤，穿山峦，越夜幕，呼者盼，闻者安；这一声呼唤，一如有了划破漫漫寒夜的力量，足以让一切在黑夜里漫游的精灵们震慑、怯懦，猫头鹰的呻吟也会戛然而止。
　　 那时候我常常想，如果爷爷还活着，他一定也会每夜都站在村口的碾盘上呼唤他未归的儿子，我的父亲的，这呼唤一定能够穿过千山万水，划破重重夜幕而远涉青海，传进他的儿子，我的父亲的梦里的。
　　 多少年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样的呼唤总在我的耳边响起。在梦里总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手牵一稚嫩的孩子，站在夜幕里村口的碾盘上，放开了声悠悠地呼唤：回——来——了——么——没（mo）——
　　
　　 二、女人的名字
　　 在我们这里的农村，女人的名字基本没有用。
　　 刚出生，爹妈还没有给取下正式的名字，就统统呼作“女孩”、“女女”、“女子”等等。稍大，虽然有了自己的名字，什么“花”呀“梅”的，但基本没人叫，又统统叫做“谁谁的女孩”（注：这个“谁谁”是指她们的老子）。硬说有用的地方，就是上了几年学校的，老师会叫——老师气急了，也是大叫“谁谁的女孩”——同学正式场合会叫，非正式场合，就又是“谁谁的女孩”——我们这里的人，不论大小，骂人时总喜欢添上人家老子的名字，似乎只有这样，方能解气，方能过瘾——跟他们爹妈一个样，爹妈真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所以，我认为，要改良一代人的习性，就得从他们的爹妈改起。
　　 出嫁了，年轻的时候，就是“谁谁的女人”，年纪慢慢大了，就是“谁谁妈”，再老了，就是“谁谁婆”（注：这个“谁谁”又一定是某个男性的名字）。过世了，出讣告时，就又是“某门某氏”，第一个“某”，是丈夫的姓，第二个“某”，才是自己的姓。
　　 你看，女人的名字，终其一生，都派不上用场吧？就连姓也是从属于他姓之后，可有可无。而她们其实都是有名有姓的，虽都叫做什么“花”呀“梅”的。
　　 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被父亲、丈夫、儿子三个男性代替了！
　　 人人都说计划生育难搞，于此可见一斑。
　　
　　 三、日行千里，夜走八百
　　 村里识字的人不多，能提起毛笔写对联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整个村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要数张怀仁，可张怀仁是乡上的文化专干，名气大，架子也大，不轻易出手。其次要数六秀才，六秀才字一般，可为人随和，乐于效力，每年村里百十户人家的对联大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腊八一过，就有人拿了叠好的红纸和香烟陆陆续续地去六秀才家写春联，小年过后，去六秀才家写春联的人就排起了长蛇阵。每到这几天，六秀才就铆足精神，撸起袖子，没白没黑地写，他家的廊檐下、窗台上、土院里、甚至劈柴堆上，都晾晒着红彤彤的对联。每写好一副，就用铅笔在春联的背后标明哪副是哪门上的，哪联是上联要左贴，哪联是下联要右贴，横批也不能乱。又往往是说了一遍记不住，再说一遍，只见那人还是抓耳挠腮，一脸无辜相，就又得想其他更形象的办法再标示，直到完全弄明白了，记住了，才肯罢休。
　　 那时候的人做事很认真，讲究也多得很，甚至近乎于虔诚，或者说迷信，做任何事，其结果之成败好坏似乎都被冥冥之中无时无处不在的神所掌握着，写春联也不例外，不光每个正门上要写，炕墙炕角上也要写，老年人的就写“老者怀之”，年轻人的就写“少者安之”。就连面柜面翁也要写上“五谷丰登”“米面成仓”。写了正门的，牲口圈、鸡圈、羊圈也不能落下，什么“牛羊成群”“槽头兴旺”“厩内平安”，就连鞍架上也要写，写什么？“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呀！总之，凡是能写的地方一律写，写得越周到越好，越能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万事如意。
　　 那时候，我家养了一头灰驴，颜色本来就不显眼，加上瘦骨嶙峋，一到冬天，吃不上青草，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它——人还吃不饱呢——胯部的毛就一片一片地掉，直到掉光了，露出僵硬的黑驴皮来。这驴就没精神，一天到晚只是卧不够，大有垂垂暮者过不了冬的样子，又不拣地儿，不管屎尿泥巴就往上卧，久了，肚子底下的毛就结成了泥块，老远就是一股臊臭味。有时候卧下了就起不来，任你鞭下如雨，只见它四蹄乱蹬，直翻白眼，可就是起不来，直看得人心里凄惶，就抓住它的尾巴帮它起来。可就是这样连站也站不稳的一头驴，一旦披上鞍架，鞍架上仍然是朱红的“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好在那时的人大都不识字，也没闲人刻意去琢磨，否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我不知道六秀才除了千篇一律会写“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文词，也许有，但写得太多了，六秀才就将就了，或许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不同的文词贴在谁家的牲口的鞍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