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郎
　　 挑一副担子，摇一柄拨浪鼓，口里吆喝着“头发换针换颜色”，宁静的村子就会一下子热闹起来。我总是比小脚的奶奶跑在前头，准确地从墙头缝里抠出奶奶平日梳头时日复一日积攒起来的一疙瘩头发，撒了欢地朝货郎跑去。每次货郎来村里，村里就像过节似的热闹，老婆子、大姑娘、年轻的媳妇、满脸肮脏的孩子，总是将货郎围得团团转。货郎的担子，一头挑的是换取或收购的头发、鸡蛋等杂物以及自己简单的生活用品，另一头挑的，往往是一个木箱子。揭开拱形的箱盖，先是一层玻璃盖，玻璃盖下面又是一个有许多小方格的盘子，在这些盘子的小方格里，分门别类地盛放着绣花的五彩针线，扎头的蝴蝶结，五颜六色的豌豆糖，花花绿绿的塑料手枪……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这些货郎，大多都是邻县的秦安人，这秦安人，薄薄的嘴唇，操着一口让人难以听懂的秦安话，能说会道，最会哄女人娃娃。秦安话跟秦安人一样，话里透着精明和能干，甚至几份狡猾，我们管秦安人叫“秦安鬼”。据说，这“秦安鬼”人多地少，地力又薄，遇上干旱的年份，就会闹饥荒，所以，年壮的人就不得不外出谋生。但在那个年代，农民还没有大量进城务工，换了我们县，一遇到饥荒，那就只有夹一根棍儿要饭的份儿了，但秦安人不，他们有智慧，有胆量，能吃苦，有先人手里传下来的货郎担，一副货郎担走四方，有的人凭着一副货郎担，几过家门而不入，北上内蒙，西进西藏，生意愈做愈大，资金愈积愈厚，最后在拉萨等地坐地经营，开铺买卖，直至腰缠万贯，衣锦还乡，在乡里盖起了青堂瓦舍，而我们还住在泥坯房里，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平淡生活。
　　
　　 二、换米花糖的
　　 换米花糖的，虽不是货郎，但也跟货郎差不多，来的时候，是挑一担轻松的米花糖，去的时候，是挑一担沉重的玉米棒。
　　 我们一听到换米花糖的吆喝声，心早就不在教室里了，等值日生兴奋地敲响院子中间那棵千年老柏树上的笨重铁片的时候，我们一齐冲出教室，冲出校门，将换米花糖的老头紧紧地围住，老头见到我们总是很高兴的样子，还能亲切地叫出同学们的外号来。老头也是秦安人，但他的口音已没有真正的秦安人那样纯正，这大概是常年在外行走的缘故吧。老头老鼠一样的小眼睛，经常笑眯眯的，很会跟孩子们打交道。而一旦做起买卖来，又很严肃，尤其是讨价还价的时候，简直是一本正经，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个世故而难缠的村民，而不是一个个的孩子。但也有很厉害的时候，他的老鼠样的小眼睛就会放凶光，但他的厉害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专门跟他捣乱和不老实的孩子的。老头很会做生意，他兜售和宣传的本领，简直就如一块磁铁，将我们这些小铁钉牢牢地吸引着。记得在一个秋风初起，黄叶满地的阴冷的下午，老头带来了一个非常神秘我们又都非常喜欢的仪器，这仪器就像一块机械表，镶在一个木制的方匣子上，方匣子里装有干电池，这仪器就是靠着干电池带动的。用这仪器，除了还是一根玉米棒换一根糖杆或一片糖饼的老行情以外，你还能亲手操纵仪器，仪器上有一到十二总共十二个数字，操作时，先是摁一下按钮，红色的指针就开始飞速转动，再按一下按钮，指针就会停止转动，指针停在某一个数字上，老头就会额外按照数字送你等份的零碎的米花糖，这简直就是今天的购物抽奖。
　　 那时候，粮食可是珍贵的东西，人们为了防止老鼠吃或贼偷，每年秋收结束，家家户户就将玉米高高地架在墙头上，或是屋脊上，或是树干上，到处黄澄澄、金灿灿的。即使这样，大多数的人家还是仅能吃饱肚子。而玉米是主要的粮食，小麦还是很稀罕的东西，不是逢年过节家里来亲戚，是很少能吃上一顿白面饭的，更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年年青黄不接，惜粮如命的家长怎会随便让娃娃们将玉米拿去换米花糖呢？那米花糖，一棒玉米才能换一根，那米花糖，看起来长长的一棒子，吃起来香甜可口，但吃在肚子里，是不能饱人的。但不懂事的娃娃，经不住换米花糖老头的诱惑，他才不管吃了上顿有没有下顿呢，缠着父母哭闹，有的因此而挨了父母的揍，直哭得昏天暗地；有的灵机一动，去偷别家的，而被别家的家长发现了，因此揪着耳朵打上门来。但孩子就是孩子，一旦得到玉米棒，就会马上破涕为笑，怀揣了玉米棒，马不停蹄地去找换米花糖的老头。
　　
　　 三、滑轮车
　　 滑轮车，是我们那个年代最了不起最昂贵的玩具。滑轮车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手推车，一种是自动车，这自动车是最令人羡慕的，但那是大孩子的专利，小孩子驾驭不了自动车。手推车又分为两种，一轮的和两轮的，就是在一个木架的一头装上滑轮，一头由人力推动，这样的车，是不论平地、上坡、下坡而皆宜的；自动车，则是在一个三角形木架的三个角上各安装一个滑轮，而依靠两只脚来掌握方向，这样的车，只能在下坡路派上用场，但这是我们每个人最梦想拥有的车，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车，因为要用到三个滑轮，而在那样一个物质严重缺乏而又偏僻封闭的小村庄里，上哪弄三个滑轮去？
　　 贵祥的爸爸在县城跑长途班车，贵祥家不仅有滑轮，而且还有碗口那样大的大滑轮，这样大的滑轮，做出来的车，不仅外观高大霸气，更重要的是底盘高，一般的坎坎坷坷不会阻挡它的前进。
　　 礼拜天，我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赛车。我们十几个有车族，扛着自己心爱的车子，一直爬到山顶上，一字摆开，不知谁喊一声出发，十几辆车子就沿着弯弯绕绕的大路，一齐向着山下的村庄冲去，一路上，尘土滚滚，叫喊连天，要么是你撞上了我，要么是我撞上了你，要么是谁的技术太臭而掉进了沟渠里，轻者伤经动骨，重者头破血流。贵祥的车子老是遥遥领先，风光无限，他不仅要自己驾驶，身后还要载一个帮他往山上驮车的，而且技术又好，他的车子总是早到终点了，我们才吃着他扬起的尘土姗姗来迟。他总是赢得大家的敬佩和羡慕，永远是我们当中的头儿，更重要的是贵祥慷慨大方，肯将自家的滑轮偷出来，资助那些做不起车子的孩子，从而不断壮大我们的车队。
　　 贵祥的车子不仅是用来玩耍的，还能帮家里干活。贵祥的爸爸常年在外，家里劳力单薄，全凭他妈妈一人操持。他家的玉米种在南山上，掰玉米的时候，他就驾着自己高大的车子往家里运玉米，一次一筐，比人肩挑背扛省事多了。贵祥又是我们的头，看着他忙乎，我们怎好袖手旁观呢？但只是添乱而已，往往是撒得玉米满路都是。但不管怎样，一天下来总会得到贵祥妈妈的奖赏，一人一颗糖奶油糖。
　　
　　 四、电影
　　 全乡十几个村只有一台电影，电影队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地放，一部片子绕全乡放一圈，最后回到乡上，再去县城换新片子。照这样算下来，一年每个村也能放二十多场的，但是不能的，不知为什么，一年下来，我们才能看七八场。
　　 轮到我们村放电影的一大早，队长总要站在全村的制高点上，放开破嗓子，点名到姓地安排人手去接电影。要在平时，队长的破嗓子不是点名批评人，就是通报谁家的公粮还没有上交，或是谁家的媳妇还没有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而只有这时候，队长的破嗓子才是最好听的，队长也总是喊得格外起劲，似乎是要告诉全村人这一消息似的，再没有比听到这样的派遣而令人高兴的事了，被点到的人也很光荣。嘴长的女人还没等队长分派完毕，就仰着脖子扯着嗓子问队长，今晚演啥片子，队长当然不知道了，就用很粗鲁的话骂女人，什么平时叫你们干个啥，一个个的耳朵都是骡子的球——摆设，一听到演电影，一个个的耳朵比驴的还长。这时候，就有几个女人，隔着墙头，不约而同地一起出来骂队长，队长招架不住，怕扫了自己的威风，就大屁不敢放一个地灰溜溜地溜走了。
　　 晚上放学，我们都不肯回家吃饭，一个个背着书包去大队院，又不敢进去，你推我，我推你，最怕支书张陈带，张陈带近来也学着乡上干部的样子，动不动将个蓝咔叽的外套披在身上，走起路来还背着手，平时讲话、训人，可威风了。果然，他一出来，就一声喝，将我们喝散。有电影的时候，村子的上空总是布满着欢乐的空气，大人们也早早地撇下地里的农活，回家来做饭，炒豌豆，炒葵花，喂猪喂鸡，给牲口槽填上满满的草料，只等着看电影了。
　　 那时候我们五六个在乡上的中心小学念五年级，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个不会笑的非常严厉年轻人，要求我们做的事必须不打折扣地完成，否则，轻则罚站挨板子，重则谈话叫家长。记得有一次临到放学的时候，他给我们布置了当天晚上的任务——背诵第十九课《金色的鱼钩》，而那天晚上，正是电影队到我们村的时候，何况，早有消息称，那天晚上演的正是我们最爱看的片子《侠女十三妹》，我们激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重任一扫而光。怎么办，书是一定要背的，但《侠女十三妹》也断断不可错过，一路上，我们纠结得无可奈何，最后，还是赵纪中提议，我们暂不要回家，找个安静的地方，一起背，背会了，我们再踏踏实实地看电影。说背就背，我们来到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坡上，时值中秋，茂盛的草叶已开始发黄，金色的余晖斜斜地照在草尖上，我们仿佛就置身于当年红军穿越的草地上，有的坐在山尖上，有的躺在草丛里，有的骑在树杈上，放开嗓子，各背各的。太阳落山了，天色暗下来了，我们异口同声，一边背着书，一边大踏步地回家去。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家家用的是煤油灯盏。电影队来了，村子里就会响起突突的发电机声，那发电机排放出来的柴油烟味儿，真是好闻。那是一台很老的发电机了，有时候，这发电机就像故意捣乱似的，老是发动不起来，真正急死人，两个放映员一老一少轮流着用绳子猛拉好半天也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一个个累得够呛。这时候，就得请大牛出山，大牛膀大腰圆，是我们村最有力气的壮汉。大牛一出手，这老机器就乖乖地工作开了，电影场里就会响起了尖利的口哨和欢呼声，这口哨和欢呼声随即也立马安静下来，因为，电影要开演了。
　　 我们男孩子总是提前抢占了最有利的位置——荧幕最前面的一排。我们不用凳子，每人抱一块大石头就是坐具。大家边看边议论，有在亲戚家看过这片子的，可就大有发言的权威了，我们总是悄悄地问，接下来会怎样。每当看到戴着红顶子、拿着刀和矛、胸前背后各一个大大的“兵”字的兵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嘲笑他们一个个是傻瓜，是白白送命的；看到坏人得了高深的武功，虽然知道最后胜利的终归是好人，但我们还是为好人而担着心，有时简直是提心吊胆；看到好人最后终于将最后一个坏人中武功最高强的打趴下了，才终于常常地吁一口气。然而，这时候，也是往往是影片即将剧终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武打片的片尾，都是只剩下一人一马，最后，在夕阳西照中，策马加鞭，消失在了千山万水中，一股莫名的忧伤总会袭上心头，久久不能释怀。
　　
　　 五、碾场
　　 我们的村子四周环山，躺在北山半坡的山坳里，只有一条灰白的大路通向山外。村前是一条干涸的小河，河滩上丑陋的石头东倒西歪，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会变成墨绿色，一个个风景如画，各有千秋。村子的上空永远是那么的蓝，蓝得逼你的眼，然而又永远是那样的静，静得只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
　　 在这样一个地方，拖拉机可不是运输工具，一无路，二也无物可运，而是专门用来碾场（打碾麦子）的。
　　 我们村山大地多，往往广种薄收，等到肩挑背扛牲口驮，终于将南北两山的麦子全部运回来，在麦场上摞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麦垛的时候，就专等着拖拉机来打碾了。
　　 但这个时候，前山后山，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都在打碾，除了本村自有拖拉机的，各村的人都要动用各种关系去联系拖拉机，而一个村子又不只有一个麦场，像我们村就有三四个麦场，一个麦场十几户甚至二十几户人家，总不能一个麦场打碾得热火朝天，而其它的麦场干等着吧？夏收可是虎口夺食，万万等不得的呀！
　　 但我们十几家的麦场是不愁没有拖拉机的，每年这时候，二十里外李庄的李家兄弟会不请自来。他们开一辆红色的手扶拖拉机，来的时候拖着斗，老三三多的技术最好，总是三多驾驶，老大本多，老二二多坐在车斗里。老大憨厚老实，是出力最多的，每当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就轮到他上场了；老二是个慢性子，不大说笑，说话办事都很谨慎，是拿事的；最是老三油腔滑舌，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兄弟仨每年都住在麦牛家。麦牛在县城一个砖厂里当包工头，这些年家里的情况越来越好，又是盖房又是置家具，庄稼也长得最好，是数一数二的高产户。麦牛的女人在村里就说得起话，连走路都变了姿势，一只脚总是一翘一翘的。
　　 拖拉机突突突地从河滩里开上来了，我们一群小孩子，跑到村口去迎接，三多招一招手，放慢了速度，我们就从后面的车斗上爬上去，三多也要耍一耍他的威风，开足了马达，拖拉机就冒着青烟，上下颠簸，风驰电掣，我们的瘾还没过足，就已停在了麦牛家门前香椿树下宽展的土场上。麦牛的女人也要尽显她做主人的大方热情，早在院子里准备了清水、香皂、白毛巾，早烙好了一尺多高的冒着热气的白面油饼子，早将阿公和婆婆搬到西房里，将上房腾出来，换上了新缝的被褥床单，专供三兄弟起居。其他的人，则在队长的组织下抓阄排次序。我们对这机器充满了好奇，争抢着坐在座位上体验驾驶的感觉，两手按在方向把上，口里突突地叫着，想象着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像三多那样开着拖拉机去方圆几十里外的村子里碾场去。抢不到驾座的，就在车斗上爬上爬下，但谁都是那样的兴奋与满足。
　　 碾场的时候，是村子里最忙也最热闹的时候，平日里，大家都是各种各的地，各干各的活，只有在碾场的时候，几十家的人才聚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我们也整天不回家，虽然大人们不叫我们在麦场里逗留、玩耍，因为拖拉机带着碌碡跑起来是很危险的，但我们就是不听话，几个人坐在麦垛后面用麦秆编蚂蚱笼子，或是听男人女人们谝闲传，或是帮着从家里提水倒茶，等拖拉机一旦停下来，我们就蜂拥而出，争抢着要坐在拖拉机上。三多总是很喜欢和我们玩，他怂恿我们去家里偷鸡蛋，将偷来的鸡蛋投进沸腾翻滚、冒着白气的水箱里，等下一次停车，大人们用木杈抖松麦秆的时候，就从水箱里捞出来，但只能他独自享受，我们只有眼巴巴看的份儿，即使这样，我们也知足了，因为大多和二多在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叫我们靠近拖拉机的。
　　 十几家人打碾麦子的顺序是用抓阄的方法提前排定好了的，快轮到我们家的时候，爷爷总是天天拿着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早晚抬头观察天气情况，口里念叨着什么“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有雨山戴帽，无雨山没腰”、“久晴大雾必阴，久雨大雾必晴”……我不知道爷爷念叨的什么意思，只觉得爷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说不会下雨那就一定不会下雨，邻居家碾场的时候，也来我们家问爷爷天气怎样，敢不敢摊麦子，爷爷总是很谦虚地说，天爷的事，谁能知道得清楚？真能知道天上的事的人，恐怕早就成了圣人了，但还是会告诉人家他的观察与看法。真正到了我家打碾的那一天，爷爷鸡一叫就起来了，背着手站在院子里看看明灿灿的星斗，摸摸花叶上露水，然后就生火喝茶，喝完茶，天也快亮了，胳膊下夹一柄扫帚，就去麦场了。
　　 丰收是令人喜悦的。黄昏时候，拖拉机熄了哒哒的马达声，麦场上终于安静下来了，麦场的中央，尖尖地堆起一堆山一样的黄澄澄麦堆，这麦堆的大与小，高与低，关系着主家的喜与愁，牵扯着主家的饱与饥，在农人的心里，多么希望这堆麦子堆积如山，撑破粮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