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家史
　　 ——王银龙（亡父）
　　
　　 我叫王银龙，生于1929年1月，原籍在榆社县箕城镇银郊村，现迁居西马乡东马村。
　　 我的家历史特殊，是一部苦难与泪血凝聚成的家庭史。祖父叫王步祥，共生育有七男三女。我的父亲叫王师堯（尧），二伯叫王师禹（后人为金龙、豹龙），大姑是前祖母所生，三伯叫王师文（后人达山），四伯叫王师周（后人五子，现居四川成都），五伯叫王师俭（后人为成龙、福龙、念龙），六伯叫王师威（无子嗣），七伯叫王师仲（无子嗣），二姑三姑是后继祖母所生。
　　 因家境贫穷所困，家庭不和斥责所逼，父亲被迫于1930年阴历3月16日携全家七口人，有父母、大哥大嫂、大姐二姐、婴儿中的我，背井离乡，流往异地。父亲后更名王伍世。离家时，全部家当不足一担子担。无奈投靠外祖父所在地，在西马村借住窑洞安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给人帮工代地艰难维持生计。大哥八岁就给人放牛。我在八岁时也放过牛，十四岁就帮人种地，过着少吃无穿、吃糠咽菜、饥寒交迫、苦度日月的生活。
　　 三弟、四弟是母亲在西马村所生。待两个姐姐出嫁，才用嫁妆剩余钱买下七亩地，成为全家人生计的保命田。随后转到东马村居住，又折搬到西马一段时间，就这村倒村，家搬家转倒七八次，才于1940年安落于东马村至今。
　　 1949年，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从此，我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渐渐摆脱贫穷，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现在统计，全家共有六十多口人，主要分布在榆次、榆社县城、家乡，有的甚至走出山西，奔向天津等大城市。在王氏家族群，有从事干部、法官、工人、教师、技术人员，有种地农民、上学的大学生，五花八门，人才济济。都干有奋进，干有成效，是王氏的骄傲与自豪。为启教引导后代，继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勤劳致富、遵纪守法、努力工作外，还应承相起接续王氏家族香火的责任。
　　 愿王氏后代事业家庭双赢两成，一代比一代幸福，一代比一代强盛。
　　
　　 恩情永不忘
　　 ——王跃进（大哥）
　　
　　 我十分思念母亲，用一二三来概述，其用意特别。一是追思母亲一件不值提又不得不提的平凡小事，二是忋想两次为母外出求医治病大事，三是点提对母亲印象深刻的三件往事。
　　 这是追思母亲一件不值提又不得不提的平凡小事，事虽小却牢记于心。母亲真称得为贤妻良母，一辈子把心都操在家务上，把服待父亲，呵护儿女，做好家里饭食，让父亲和儿女们吃得更舒心当成人生要事来做。一年四季，粗粮细做，精心自制，合理调剂成为母亲持家之本，也是老人家的一大特长技艺。大鱼大肉她做不了，家常饭菜做得很可口美味。特别是烧制的火烧馅饼，具有馅香味道好，面薄皮均匀，软硬色正宗，风味独美，称得上烧制一绝，常常回味。我也想学到母亲的烧制独技，母亲也曾教过和面、提馅、烧制这技巧。可自己做起来总是不过关。每逢烧馅饼，总是想起母亲。母亲还有个特性，总是把饭菜做得多一些，顿顿有余长。平常即使不提前告她来吃饭，或饭时遇上亲戚们来，一般都能让来者及时吃上现成饭。
　　 二是回忆两次为母亲外出求医治病这大事情。母亲一生为家为父为儿女辛苦付出，到八十岁后，身体每况愈下，疾病显现，看病吃药成常事，吃饭先吃药成规律。单说去医院治病，内外科、神经科、骨科等都住院过，检查、化验、输液不计其数。记忆多次住院中，还数一九零九年和二零一五年那两次外出求医治疗印象最深。因为这两次母亲病情特重，采取的治疗手段特殊，治疗效果特好。两次与以往不同的是，都涉及生与死的较量，保母亲性命。
　　 一九零九年腊月二十四，母亲说感觉手麻，抬不起胳膊，说话舌头硬，见症后我们速带母到医院，医生诊断为中风脑梗，输了三天液也不见效。腊月二十七，我们把母亲速转晋中一院，几天治疗下来，效果仍然不明显，病情又加重，遂转重症监护。母亲病危，生死未卜，心急如焚。也许是上天保佑，母亲在重症监护室特治一周后，病情渐渐好转，经一个月的后续药物、康复治疗，虽留下些后遗症状，但与同类患者相比，母亲大脑思维、说话语言功能都恢复还好。为给母亲治病，妹弟们天天吃不好也不觉饿，睡不好也不觉困。而且，还流落榆次，过了个不平常的新年。母亲由危转安，妹弟们的心情，也由急转稳。这次，把母亲从生死线上救回来，让生命得以续延，挺有成就感。两年后，母亲因脑梗复发，又转晋中一院治疗了一个月，病情大致相同。
　　 二零一五年刚过正月十五，母亲已经有两天大便不下来了。且肚子胀，不想吃饭。我立即推着母亲去医院就诊，透视发现母亲肚子里有一枚硬币，询问后才知，母亲是在吃“抓钱馍馍”时，馍上插有两枚硬币，她只拿下一个，另一个没看清就吃肚里了。知道原因后，采取洗肠，強助排便，足有一星期也没排出，不得不再次外出求医。临走的那天，正是外甥伟伟的女儿生日，中午过生日，下午就拉母转专医院，即去即诊。主治大夫叫牛辉，态度极好，诊断、化验、检查住院两天，就给出结论，人老病重，不宜续治。怎办？我立马带上片子到太原三院找同村人王瑞智大夫。瑞智看片且听我讲说后，他说可以观察治疗，但没床位入不了院，还得等。我在返回路途中，接弟电话，专院已经下了病危书，催办出院。我又立刻打电话急求瑞智，他建议先到太原大医院挂急诊。我返到专院，联系好救护车，牛大夫也陪护送母。在去往大医院的路途中，母亲肚胀，疼痛难忍，尖叫声不断，牛大夫见情况紧急，从母亲肚上抽了两管气液，才稍缓解。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大医院急诊科，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检查诊断、汇诊。大夫们才说，可以手术治疗，但术后必带粪袋，治疗费用也高。给母治病，早已不顾花费多少，能治即治。可过了一阵子，大夫变挂了，要下病危书，告之老母病情很重，不宜续治。我接过病危书，手腿发软，心乱如麻。回家？还是继续求治？思来想去，总是不甘心。当晚三点多，妹弟们守护着母亲，我直奔三院，到了三院却寻找不到欲寻之人，真是心急如焚。一直等到早上七点，才联系上了瑞智。八点见到他时，他又犹豫又为难。我赶紧说，找你为母治病，已是唯一之法，全拜托了。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放弃。跟随瑞智的郭大夫透露，有一患者将出院。我便主动与郭大夫勾通，相随到病房，给那位能出院的患者说明急情，求得同情，让人家先把床位让出来，才得以开出入院证。说实话，床位特紧张，办理住院等床位的有几十人，可母生命垂危，等不得。我速告弟，雇救护车送母到三院。十点多，救护车驶来，我们抬着母亲，住入了十楼普外病房。瑞智看了，立马用药，输液。母亲年已八十五，人老病多，血拴、脑梗、贫血、高血压、肺炎，多病缠身，已有一个星期不能进食。入院检查后，只得输营养液，调理体能。单输人造蛋白、血浆近万元。输血十四袋，我献血十三次，三弟献一次，母亲可等量用血，特记。治母亲病，必得做手术，其经历十分艰难，曾两次排定做手术时，都未能如愿。笫一次，是在四月中旬，瑞智告手术一切准备就绪，可到下午却变了。主任不同意，是因为母亲年龄大，病种多，体质差，风险大。瑞智让我找主任说说。我找主任谈论母病情，主任推辞说按程序规则办就可，说也是走走程序。还得靠瑞智，让他说服主任。事过三天，主任同意了，并确定做手术。可又遇麻烦，医务科卡住了。我又找医务科求情，医务科把家属话、鉴写保证书、我的承诺，纵然母亲下不了手术床，不怨医院，不怪医生。只要同意手术，做啥都行，签啥字都可。医务科关过了，可汇诊手术方案时，又增加了先得到省人民医院，给母做血拴放网手术（三院不能做血拴手术），然后再返三院做截肠手术。这可难度大了。再难也得攻。我打车到省人民医院血液科，联系到了王大夫。开始说妥，是请他带设备到三院做，但因条件受限，必到省人民医院做不可。经周旋，不在三院办出院，直接让母亲到省院门诊做手术。门诊费不报销也不考虑，只要能做手求就行。五月九日，我们拉着母亲，到省人民医院做了血拴手术。术后，在二十层的病区楼道内，观察输液二十四小时后，返回三院，最终于五月十一日由瑞智主刀为母亲做了截肠手术。当瑞智叫我们看取出的硬币时，说硬币在肠道缠死，肠道早已病变，据经验判断，母病是结肠癌，病检报告定性亦是结肠癌。
　　 术后十天，母亲可出院了，但还没恢复好，大小便还得靠搀扶。一听能出院，母亲特高兴的，可自立行走。从入院到出院，在三院共住了五十八天，母亲有近五十天没进过食，全靠输营养液体维持。母亲治疗费等，共花二十多万元，但又一次从生死线上，挽救回了性命。说起来，母亲从手术到离世，与父又相伴了六年。这六年，母亲从行动不便，转向不能自理，恶化到吃、穿、睡全靠搀扶，真是艰辛，难焘，心累，受罪，没生活质量地活了六年。忆想起来，倍感含泪痛心。母亲术后的六年，得到父亲不离不弃地陪伴、守候、照顾，得到儿女们不计得失，全心尽力精心护理，使母亲身心得以安慰。其实，母亲截肠取币手术之诱因，现象上看，是因吃进硬币引发的肠堵，实情是因母肠道早巳发生病变，只是一直没查出真实病因，总认为是老年常见的肠干普通病症。三院做完手术，病检报告定性，佐证了母亲的结肠部位，早就发病了。只是吃硬币后，肠道彻底堵死，才引起重视、治疗。若不发生这事，那肠病变化、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愿母亲在天堂，不再受病魔的困忧和折磨。愿母亲心灵安宁平静。
　　 三是点提对母亲印象深刻的三件往事。一九五八年正月初六，母亲随父在安微怀宁军营生下了我，取名皖中，后改名跃进。一九五八年九月，父亲将母亲和我护送回老家。那时，我只有八个月大。这是父亲临终的当天中午，亲口对我说的。之前，从没听父母说过送我回家时有多大。一九六零年，父转调至上海，母亲呵护着我，在村还参加集体劳动。在大跃进时代，全村男女老少，都统一"吃食堂大锅饭"，吃饭靠分配，份饭不够吃，生活特困难，母亲总是让我先吃饱，剩下的，她才吃，她常是饿着肚子参加劳动。我还是在村里，听老人们回忆讲述那段事时，才知道的。怨自幼小无智，亏了母亲。
　　 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我就常和近邻永建、建锋拾柴，玩耍。人家父母都是医生，又吃"细粮"，生活优越。而我家，是农村"粗粮户"，单靠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差别特大。我家当时生活艰苦，全家穿、吃就凭母亲精打细算，精调自制，粗粮细做过日子。日月如此，母亲总是艰辛踏实，默默无闻，做在前吃在后，把好穿的、好吃的都让给儿女，生怕儿女吃不饱，穿不暖，担忧家人受饿、受寒，这是母亲的真实写照。伟大的母亲，当之无愧。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回村劳动了两年，我还曾当过大队会计。在村所见，与母亲相关事时常显现。印象深的，是每年的会计核算。每年年底，村里都要公布一年的会计核算成果，并分红兑现。村民参加，信用社参与，对每户一年的劳动工分，口粮分配精况，都要清算公布。有劳动力的，将一年的工分换算，扣除口粮钱后兑现。信用社，总是鼓励长钱户与短钱户相互拨兑。我家是当然的短钱户，除去母亲和我的劳动工价，还得交数百元口粮钱。每逢遇年底，好多长钱户就主动找母亲拨兑，母亲因满足不了所有求兑者，还得罪过人。可有的短钱户就不是这样了，队里出面协调多次而不成，短钱户、长钱户都不愿拨兑。
　　 事后，我慢慢才悟出其道理，事出有因，其因是母亲为人做事诚实可信，人们总是愿与母亲相处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