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爱过的人，大都知道，爱情应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欺瞒得不到爱情，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即使能得到没有爱情的婚姻，那也无法长久，终将是自食其果，吞下一肚子的苦水，落得个苦渡一生。欺瞒的后果如此严重，还有人在恋爱中特意去做，而且三番五次，五次三番，乐此不彼，欲罢不能，这个人就是我，一个自诩聪明的傻瓜。
　　 我是个幸运儿。这句话，绝对没骗如何一个人，我可以拿自己的身份证做保证，甚至可以抵押在那儿，任人查个底掉。
　　 我出生在八百里伏牛山皱褶一样的流西河边一个叫核桃坪的小村子的一个山民家里，七岁开始离开家，到五里外的邻村上小学，十二岁到二十里外的镇子里读初中，初中毕业那年，国家刚好取消了上学推荐制度，否则我连高中都没得上，高中毕业又顺利考入师范，成为恢复高考后全乡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佼佼者，师范毕业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老天眷顾，又顺利地被分配在县城里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也成了一个令流西河大人小孩都羡慕的城里人，其实只是一个半拉子城里人。
　　 我这么说也没骗任何人。分配到县城工作之初，我也认为自己不仅拿到了国家干部和市民才有的购粮本，还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城里人。但很快我便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半拉子城里人：一没房子，住的是学校分给的一间房，寝办合一，贴墙支一张单人床，靠窗放一张办公桌，白天办公，夜里睡觉，若不是去教室上课，可以整天足不出室；二没亲戚，深山区有一个特点，亲戚不是住在一个庄，就是喝着一道沟里的水，我家最远的亲戚是外婆家，虽不是一个乡，却只隔了一道山梁，用不了半晌功夫就可以走到；三没朋友，山里娃的朋友是牛羊、山石和树木，本应有些同学的，又都窝在大山里。这么说吧，在硕大的一个县城里，我这个山里娃，可谓举目无亲，促膝无朋。
　　 做一个半拉子城里人也很好，但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星期天没处可去。回家呀！是啊，回家过星期天呀。那时候，星期天只休息一天，坐车回流西河，一个来回就需要一整天，且不说，误了一天一趟的班车，两天才能赶回县城，我只能在县城过星期天。
　　 人是群居性动物，总不能一直在自己的斗室里窝着吧，一到星期天，我便去街上瞎溜达，一个小石子，可以从街这边踢到那边，从那头踢到这头，反正那时候也没几个逛街的人。那个星期天，我百无聊赖地溜达到县城的一条窄逼的老街里，看到一个挂着双牌子的大门，一边是俱乐部，一边是图书馆，见没有门卫看守，便大摇大摆地走进去。里面是一个硕大的院子，一堆老头在看下象棋，吵吵闹闹，好像是有人给下棋人支了一招糗棋，正在被围观者口诛笔伐。君子观棋不语，可小县城里都是些小市民，谁会不语，常常是吵得不可开交，大打出手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村子里的人不下象棋，大家喜欢玩的是“狼背猪”或“牛顶架”，几根柴草梗和几个小石子就是棋子，在地上划拉几下就是棋盘，随时随地都可以玩，还有一种最适合娃娃们玩的项目，叫“挤茅缸”，茅缸就是厕所的粪池子，“挤茅缸”就是把对方挤掉到“茅缸”里。这种玩法很简单，一人持两根柴草梗，一人持两个小石子，在地上划拉一个“冈”字，各占一方，谁被对方挤到“冈”字下面无路可走为输。我小时候只玩过这个，不懂象棋，上师范时，寝室里的同学们要教我下，因没兴趣，也没学会。不懂象棋，也不喜欢吵闹，我便朝院子北边图书馆走去。
　　 图书馆是一栋两层青砖小楼，一层五间房，西头拐角部分是楼梯和卫生间。馆门开在五间房的中间，双开门半敞半开，门口两边各支一张办公桌，桌后各坐一个管理员，东边是五十来岁中年妇女，一边织着毛衣，一边看着门外和着泥糊的孙子，西边是一个年轻姑娘，浓眉大眼，脸蛋白皙红润，我只怯怯地瞄一眼，心就扑腾腾乱跳起来，慌忙钻了进去。
　　 五间房是相通的，西头竖着几排书柜和书架，摆满了图书和杂志，花花绿绿，五颜六色；东头摆着几排桌椅，两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年人正专心致志地看着发黄的旧书。很显然，西头是图书室，东头是阅览室。我慌忙拐向西头，从书架上胡乱拿起一本杂志，过来坐到阅览室的东北角里。我选择坐到那里，看似是不经意，或者说是图安静，其实是别有用心，从那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那个漂亮的姑娘漂亮的脸蛋。
　　 此刻，我像个会偷懒的中学生，看似极其认真地沁着头在看书，其实眼在杂志上，心早溜到了门口，其实连眼也没有老实地留在杂志上。我不知所云地看一会儿，忍不住偷偷瞄一眼那漂亮姑娘，看一会儿，瞄一眼，又看一会儿，又瞄一眼，越瞄心越跳，越跳越想瞄，整整一个上午，看了一些啥，一点也不记得，事后想想，连那天看的是什么杂志都想不起来了，心里眼里全是漂亮姑娘那一张漂亮的脸蛋。
　　 如果说世上真有不吃腥的猫，那一定是它还没有吃过味道鲜美的鱼，一旦吃过，就会不顾一切地想去偷腥了。自那天之后，我经常光顾图书馆，星期天自不必说，平日里，只要没课，都会借故溜出学校，去泡图书馆，其实是想泡妞，想泡到那个漂亮的图书馆管理员。山沟里蹦出来的一只癞蛤蟆，想吃一口城里的天鹅肉。
　　 然而，许多时候，我去了，那漂亮姑娘却不在，图书馆单位不大，职工不少，大家都得有事可干，领导就想到一个办法，轮流值班。一看不是那漂亮姑娘在值班，我想扭头就走，又怕被人窥破自己的小心思，只好坐下来装模作样地看书。时间久了，觉得看一些文学类书籍也很好，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把枯燥的物理课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爱听，学习成绩提升就快，渐渐地，去图书馆看书，就形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那是春天的一个下午，阳光灿烂得有些耀眼，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上完一节物理课，我将自己刻意装扮一番，其实只是换了一件干净的上衣，将皮鞋打了一遍金鸡鞋油，用布条认认真真地打磨了几遍，然后用蘸水的木梳将头发精心地梳了梳，对着镜子扭着身子照了照，这才匆匆赶到图书馆。因来得多，进门时，那漂亮姑娘向我微微颌首一笑。这一笑，倾城倾国，令人不能自已，我强迫自己坐在那儿看书。这时候，哪还有心思看书，可得看呀，装也要装得跟真的一样。一直心不在焉地看到下班，阅览室已是人去室空，管理员也只剩下那漂亮姑娘一个人，我还是头也不抬装作看得十分投入的样子赖着不走。那漂亮姑娘果然上了当，轻轻地走到书案对面，柔柔地说：“下班时间过了，你若喜欢这本书，可以借回去慢慢看。”
　　 我抬起头，故作惊讶地说：“抱歉，耽搁你下班了！”
　　 漂亮姑娘说：“下次来，我给你办个借阅证，你随时都可以借阅。”
　　 “办借阅证需要啥手续吗？”我明知故问，办借阅证的条件和流程都贴在墙上，我已经看过好多遍，一直没有申办，就是为了创造一次与漂亮姑娘接触交谈的机会。
　　 “交一张半吋照，二十元押金，填一张申请表就可以了，没啥特别手续。”漂亮姑娘一边说，一边帮我整理看过的书籍杂志。
　　 “你明天还值班吗？”我依然明知故问。那时候，我已摸清了图书馆的值班规律，值班的职工一共八个，两人一班值半天，两天一轮，也就是说，那漂亮姑娘后天才当班。
　　 漂亮姑娘说：“谁值班都可以办，一样的，都是这个条件。”
　　 我可没那么傻，又不是急着办，自然不会找别人。熬药一样苦熬了一天，第三天上午刚好没有课，吃过早饭，我便揣着一张半吋照和几十块钱去了图书馆。远远地就看见那个与漂亮姑娘一起当班的中年妇女在织毛衣，我确实想不明白，她为啥会总是不停地在织毛衣。看到这个情景，我莫名地一阵心悸。冬天到了，春天还远吗？看到那中年妇女了，漂亮姑娘会不到眼前吗？我作出步子稳健的样子，脚下却加快了速度。看见了，那姑娘背对门口站着，像在跟里面的谁说着话，我丢掉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斯文，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图书馆门口，快跳出喉咙的心，一下子跌了下去，可能跌超过了胃下垂的最低点，站着的不是那个漂亮姑娘。
　　 这个姑娘是替班的。替班是单位同事之间常有的事情，我就经常替班，甚至替人上课。我想知道的不是替班，而是为啥要替班。她怎么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她病了。严重吗？是感冒还是什么不好的病？但愿只是感冒，春天是流感的季节，患一次感冒是很正常的事情。后来才知道，那天，她是被母亲逼着去相亲了。蚂蚱爷！这比感冒严重一百倍，比他娘的眼下流行的新型冠状肺炎还严重，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当然，那时候我想的是比食道癌还严重。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月明星稀，乌雀南飞。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明月，数着稀疏的星星，却不见一只南飞的乌雀，连一只蝙蝠也没有，夜寂寥又落寞，漫长而难熬。我没有像许多文章里写的那样，天快亮的时候才进入梦乡，结果睡过了头，耽搁要办的事情。我渴望入睡，望着夜空数星星，窗洞只是那么一方夜空，星星又是那么稀疏，却怎么也无法数清。于是，竭力去数，结果数着数着就睡着了，可能也不是睡着，因为我清晰记得我去看望了那姑娘。她躺在一张床上，一个人可怜兮兮，没有一个人照护。她那漂亮可爱的小脸蛋红扑扑的，比平日红了许多，可能是发烧所致。我慌忙拿额头试了试她的额头，火炭一样热，刚一挨到，就被炙了一下，定睛看时，竟是那个顶班的姑娘，吓得我一蹦跳开，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自己寝办合一的屋子，继续对着那一方夜空数星星，直到学校的晨钟敲响，才起床带学生们去操场跑早操。
　　 也许是老天冥冥之中在帮助一个半拉子城里人，也许是学校不够重视物理课，也许是长期形成的定势，物理课程一般都排在下午，个别排在上午的课程，都在三四节，这无形中为我提供了方便。我担心着那漂亮姑娘，吃过早饭，放下碗便去了图书馆。
　　 我很自然地吃了一个闭门羹。没关系，我可以等，耐心等，山里娃有大山一样的沉稳与坚定，可我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么说太俗气了，应该说像那年父亲捉到的那只狐狸被圈在木笼子的情形，来回地转，一刻也停不下。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漂亮姑娘终于在八点差一点点的时候，从外面走进了大院，见我候在图书馆门口，紧跑几步冲过来，一边掏钥匙一边不好意思地说：“抱歉，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也是刚到。”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埋怨：“差点没把人急死，一句抱歉就完了，来点实在的不行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实在的，一个飞吻？我那时就是爱瞎想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那漂亮姑娘打开门，回眸轻轻一笑，问：“照片带了吗？”
　　 “带了。”我赶忙掏出早就用二十块钱包裹着的那张半吋照片，恭恭敬敬地双手递过去。其实没必要那么恭敬，我双手递去完全是为了可以腾出一只手触碰一下那漂亮姑娘羊脂玉一样洁白纤细的小手。这就是我当时卑琐的聪明。
　　 那漂亮姑娘好像并没有觉察，因为一点温怒也没有，接过照片还冲着我轻轻微笑了一下。
　　 办借阅证需要填写一张申请表。此类表格天下一个样，个人基本信息填写得一览无余，那漂亮姑娘很自然地知道了我的名字。借阅证是印制的，只需要贴上照片压一个钢印，再就是签上经办人的姓名。于是，我也知道那漂亮姑娘的名字。她叫慧，这是我给她的昵称。这种昵称跟现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昵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微信昵称专属一个人，却是天下人皆可叫之，而慧这个昵称，非我莫属，非我不能，谁敢这样叫，我跟谁急，跟谁拼命，若法律允许，保不准就会动刀子，当然，这取决于我能否冲动一下或有没有刀子。
　　 办借阅证是为创造一个认识和接触慧的机会，不想却将去图书馆的理由大大削减了。你想哦，没有借阅证，我随时都有理由去，现在办了借阅证，你得借阅吧，借了书，不读完，咋去图书馆？你能说我想再借一本，我有一只眼看一本书的本领？当然不能！借了书，只能抓紧看，看完了赶紧再去借，目的不是看书，是看慧。书也是可以不读的，但害怕慧识破了借书的幌子，一旦她问及书的内容，或者想与你探讨一番，岂不露馅了，抓瞎了。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读，认真地读，做好与慧探讨的准备，我相信“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句名言。
　　 那阵子学校组织期中考试，又是监考，又是改卷，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星期没去一趟图书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个星期，那岂不是二十多年？心里那叫一个痒，又没得抓挠，星期天吃过早饭，我早早地过去等候在图书馆门口。
　　 八点，可能是差一分才到八点，也可能是八点已过了一分钟或几秒钟，当时我没来得及看腕上的那块海鸥手表，只能这么说，因为八点是图书馆的开门时间。慧刚从里面打开门，我便迫不及待地往里冲，并以看似着急的样子，故意轻轻撞了一下慧。上次故意碰手之后，我就一直想以此再试探她会有什么反应。慧愣了一下，拦住了我。坏了！我那颗正欢跳的心咯噔一下，正不知如何是好，慧从桌斗里抽出一本杂志，浅浅一笑说：“你发表的散文挺感人，我读了好几遍。”啥？我的散文？我一个中学物理老师，从不写那东西，咋会有我的散文发表在杂志上？幸亏我有一个灵活\'的脑瓜子，这一点得感谢我老实巴交的父母。我快速地转动一下脑瓜子，那种转速是物理学中的电动机转子没法比的，这一点，我敢以一个物理老师的资格来证明，而且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欺瞒的谎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一定是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作者在上面发表了文章，被慧误作是我了。于是乎，我借坡下驴，将错就错，大言不惭地说：“随便写写，不值一提！”慧把我的瞎应付当作是一个文学青年的谦虚美德，大加一番赞扬，并把那本杂志赠送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