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日子，一个南宁的网友，转发了一篇六十年代初上海工业支边的资料。其中说到，一共有二十八家工厂从上海迁到广西，数千工人、技管人员及家属，也随厂来了广西。进入梧州的工厂有两家。（具体是哪两家没有明示）广西的落后工业上了一个台階云云。
　　 看完，我想起了自己认识的两位上海支边人，下决心写一写。
　　 70年3月，我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进入了五一塑料厂当临时工。一起进入的有二十多个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和姑娘。那时候，五一塑料厂就在桂林路，刚好在我住的巷子口。如果就在这上班，我是咫尺之遥。
　　 但不。报到第一天，厂长给我们讲话，说的是不算地道的普通话。接近四十岁，后来知道，他姓李，工人给他的外号叫“捞菘李”，上海人。（注：粤语中把说普通话的人叫“捞菘”。）
　　 他说：你们的临时期是三个月，如果表现好，转正了，这三个月算工龄。如果表现不好，就回家去，工龄就不能算了。现在我们厂准备搬迁到钱鉴，那里正在开土方搞基建，你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开土方。
　　 不就是挑泥担么？我之前扛过码头，挑泥担不是事儿。因此很卖力，做苦力不能偷懒，这道理我是懂的。
　　 一个月后，我被调回了车间，就是说回桂林路的老厂上班。工作是与另一个比我早来一个月的小伙子搭档看一台手动注塑机。生产的是变压器的线圈骨架。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落后，两分多钟注一只，一班下来只能生产一二百只。因此要三班倒。
　　 同车间的大多是中年妇女和姑娘，少数男的不是电工就是机修工。作为生产工人，就只有我们两个小青年，因此常被作为打趣的对像。那时我内向，不善言谈，故而交往不深。有几个后来在街上碰面会打下招呼，慢慢地也忘记了。
　　 又一个月，我的拍档被叫上办公室。他回来后跟我说，他转正了，被派去模具厂学习做塑料模具。以后就是你一个人开机了。这小伙姓邱，后来还来往了几年，渐渐失去了联系。
　　 一个人开机是辛苦些，但我也能坚持。曾经一个“扛狗佬”给我说过：李子，想得钱，就要卖力，偷不得懒的。也许扛码头的因子还在吧，从没有过偷懒之想。
　　 再过去了七八天左右，一件事，让我离开了五一塑料厂。
　　 原来在进入五一厂的前半年，我去电唱机厂联系过。厂长叫阿兴，与我家有过交集。阿兴问我是不是下乡对象？我把学校出的证明给他看，说明我是不用下乡的。阿兴说好啊，等我们厂有了招工指标，一定要你。并让我留下住址，他记在日历牌上。
　　 但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如果五一厂给我转正，我大抵是会认了的。
　　 一天晚上，居委会杨主任来对我说，阿兴叫你去报到，他有招工指标了。但你现在已经在五一厂上班了，你怎么办？我说，明天我就辞工，电唱机厂我是一定要去的。
　　 第二天早上，我直接去找“捞菘李”提出辞工。他鄂然了，怎么好端端的说辞工？一开始我期期艾艾不肯说想去电唱机厂，“捞菘李”急了，说是不是嫌工种不好？我马上让你跟最好的电工关师傅。是不是嫌转正慢了？我现在就给你提前转正。你别走了，好不好？你倒是说说，你因什么突然就辞工啊。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捞菘李”像个孩子了似的。
　　 最终我说了与电唱机厂的阿兴有个约定，他只要有招工指标，他的厂就收我，我就去。现在阿兴没有失信于我，我也不能失信于阿兴。“捞菘李”长叹一声，说看来是留不住你了。真后悔没让你提前转正，转正了，我不放你，你就没办法离开的。不过，既然是去阿兴处也好，批准你了。原来他也知道阿兴。
　　 就这样，我离开五一厂，去了电唱机厂。但我和“捞菘李{”的缘分并没有终结。
　　
　　 二
　　 电唱机厂的前身叫电安厂，属街道工业，专门做电线安装的。例如街灯啊，室内电线布置啊等等。还有一项业务，就是修理收音机、扩音机、电风扇、电吹风、马达之类的家用和工业电器。
　　 后来电线安装的业务少了，怎么办呢？阿兴有个很大胆的想法，做产品，而且做电唱机。那时候电唱机是十分稀罕的事物了，全国只有上海电唱机厂一家，产品供不应求。
　　 我到厂的时候，亮眼的牌子是挂出去了，但只是试制阶段。试想，一部电唱机有多少零件，几个电工要从头学做机械活，起步十分艰难的。
　　 阿兴带我看遍了全厂。一座三层楼的砖木房子，大概四米宽，十二米进深，有个地下室，一台皮带车床。临街的铺面是向外承接修理活的，后面是两张钳工台。二楼的一半是办公室，一半是车间。三楼一半是做收音机整机的，另一半试制电唱机的小马达。看完了，阿兴说，你想做什么工种，随你挑，我都答应你。
　　 一个新进厂的青年工人随意挑工种，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我是怎么想的呢？虽然说无线电技术在当时是最尖端的，但我已经自学会了呀。但机械活，特别是机床活，在家是没有条件自学的。因而我果断地说，当车工。阿兴十分高兴，说正中下怀。但又说，你没有师傅的哦，这里的人都是自学的。
　　 我与“捞菘李”再次交集，是半年后。因为有三套塑料模具，（其中我做了一套），要试模，那就得借注塑机了。五一厂是最大的塑料厂，当然是去那儿了。
　　 我和另一个青年工人带着三套模具，直接去我“捞菘李”。那时五一厂已搬入钱鉴新厂了。
　　 “捞菘李”见到我，又惊奇又欢喜。寒喧一会儿，我说明来意。他问我什么时候去了模具厂学习？我说没有，都是自学的，还多得在五一厂干过活呢。“捞菘李”笑了，拍拍我肩膀，说小邱（我在五一厂时的拍档）还未回来呢，你却做出模具了。  
　　 他亲自带我们下车间，叫车间主任腾一部注塑机给我们。又叫当时最好的模具钳工过来（这钳工我也认得的），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给我们提提建议。一个多星期，我像回到五一厂上班一样。而“捞菘李”每天都会过来瞧瞧，不但关心着试模的进程，工具、设备任我们使用，也吩咐总务解决我们去食堂的开饭问题。
　　 这样，经过反复改进和试验，过关了。试模结束后，我去向“捞菘李”表示感谢和辞行。“捞菘李”开玩笑说：你算回趟娘家吧，别客气。不过，你们投产时，可别忘了我“捞菘李”啊。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他笑了，你这模具得回我五一厂生产啊，傻小子。我明白了，也笑了，说那是当然啦。
　　 但后来电唱机厂和广播器材厂合并，规模扩大了十倍，电唱机成为主要产品。到五一厂联系外协的就不是我了。自此与“捞菘李”一别三十年没见过。
　　 但，我和“捞菘李”的缘分还是没有结束。
　　
　　 三
　　 三十年眨眼过去了，人生多少沉沉浮浮，都如过眼云烟。我也五十出头了，搬到了大塘菜市场旁边住。我的生计，变成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并无固定收入。
　　 我读曹操的诗《短歌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它的意思是，我（曹操）纵横八方，有做得对的地方，也有做错了的地方。人生的对错，是并存着的。一代英雄尚且如此，我又何不释然呢？
　　 一天，我出门办事，急急脚，却忽然被一个人故意地挡在了前面。我抬眼，是一张布满笑容的脸。我不禁叫了起来：“捞菘李”。他哈哈大笑，伸手与我相握。四目相对，都是一脸老相。我都五十出头了，他应该过七了吧。他比划了一下，七十一。
　　 我忘记了要去办事，与他聊了很久。我忽然问他：为什么会那么记得我，我只是个普通的临时工呀。
　　 他说，不但记得你，你们同一批的青年我都记得。而你是最特殊的一个。本来最看好你，但你却在快转正的时候决然离开了。这也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奇了怪了，又问，为什么看好我？他说看过所有人填的表，你初中毕业，算是最高学历的。我大笑，天呀，初中毕业算什么学历呢。他说当时已经算不简单了，你想想，文革误了多少人读书，你是老初中呀。像你这样的人，大多都上山下乡啦。我才明白，当年我要辞工，他为什么会这样着急。
　　 接着聊起当年的人，谁谁做到什么了，谁谁英年早逝了。还有谁谁现在是技师了，更有谁当厂长了，都是与我同一批的。现在体制改革，他成资本家了呀，哈哈。如果你不走，没准成资本家的，就是你了呀。我只有苦笑，但心却是暖的。
　　 他问起我近况，混得怎么样？我说混到下岗啦，不过是主动下岗，我也无悔的。他说：记着呀，天无绝人之路，不要丧气。像我这样，快快乐乐地过日子。活得开心，就是胜利。
　　 我在大塘菜市旁住了十年。出出入入，隔三差五的都会碰到“捞菘李”。原来他在大塘菜市另一侧住。每回碰到，都会聊聊家常。我过了六十，他已过八十了。还一如往常的乐观，开朗。
　　 记得五年前我搬离大塘，还见过他一次。依然是笑容满面，一直鼓励我要乐观地活着。不要埋怨所谓的不公。他说：你看，五一厂是我创建和发展的，但最后改制，成了资本家的却不是我。我领的是企业退休工资，我不会埋怨什么。心里不藏怨与恨，你就能乐观，就能平和。我奔九了，没准还能奔百呢。
　　 如今我过七了，如果没有意外，“捞菘李”已过九了。疫情之后，我极少出门，更别说去大塘一带了。但愿他还是好好的，奔百。
　　 本文的开头我说认识两个上海支边人。另一个是我在工厂路住的时候的邻居。他姓黄，七级技工。他太太无业，我女儿出世后半年，到去幼儿园之前，她做我女儿的保姆。这对夫妇，我们称之为“上海伯”和“上海姆”。他们与“捞菘李”一样，热情、开朗，细致、乐助。在此一笔带过，就不详细写了。
　　 从当时国家经济层面的大局上来说，应该感谢当年上海支边的人，带动了落后的广西工业。而他们，却是背井离乡，扎根边远地区的。他们应该是一个时代默默无闻的功臣。从我个人因素上说，由于际遇上的原因，有一丝不会忘却的感情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