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虎子哥结婚那年，我还没上学。
　　
　　 新嫂子是北沟人，叫仙草。俗话说“山沟出俊样”，还真是，新嫂子是虎子哥用自行车驮着娶回家的。新人一下车子，围观的人无不啧啧称赞。称赞的不仅是她特有的大眼睛悬胆鼻、和那白皙的鹅蛋脸。更是新嫂子不同于村里女孩的两条长辫子。新嫂子的头发是时下流行的“柯湘头”。柯湘是电影《杜鹃山》的主人公。记得《杜鹃山》在大队部放映时，银幕两面的空地坐满了人。柯湘刚一出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哎呦呦，太好看了！
　　
　　 村里会看“麻衣相”的德正叔说：长悬胆鼻的女人，性情温厚贤良淑德，会持家，能旺夫。谁娶了这样的媳妇一生都会幸福的。
　　
　　 婚礼仪式在大伯家院子举行，一对新人首先要对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请示鞠躬。虎子哥当过兵，复原后又是大队民兵连长，做这些事自然大大方方。新嫂子一直红着脸低垂着头不说话，不敢正视周围人。围观者叫喊着，她只好机械性地做着动作。最后一个仪式是夫妻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新嫂子依然红着脸低垂着头不开口，整首歌由虎子哥一人饱含深情慷慨激昂地唱完。
　　
　　 我那时很瘦小，从一层层围观的大人双腿间钻到最前面，跟着一起瞎起哄：新嫂子，把脸转过来呀。新嫂子稍一扭头，斜睨了我一眼，又转过头。虎子哥喊了一声我的小名，训斥我：“僻！你碎怂也跟着瞎起哄。”我吓得再也不敢吱声了。
　　
　　 新嫂子穿了一件大红绸缎面做的薄棉袄，下身是藏蓝色裤子，一条红蓝相间的头巾在脖子上缠了一圈，在胸前打了个结随意垂着。
　　 初春的阳光下，大红色棉袄把本来就羞红的脸庞映衬的分外诱人。这两年，村里娶了四个媳妇。其他三个结婚装扮都是清一色的、时下流行的绿色军服，显得干练精神有朝气，但穿在新娘子身上似乎有些说不出的别扭。
　　
　　 新嫂子别具一格的装扮，似乎有些不合时尚，却给人呈现出另一种美。这种美更适合女孩子的特质，符合大家心中的审美观。
　　
　　 不知道是那根神经出了巧，那天晚上我的脑子全都是新嫂子的影子。第二天刚起来，听到隔壁大伯家传来“唰——唰——”的扫地声，好奇心驱使着我走了过去。
　　
　　 大伯家大门敞开着，我看到新嫂子双手挥着扫把，两腿微微岔开，走一步扫把在地上挥一下。地上撒了水，并没有扬起尘土。新嫂子还是昨天那身装扮，只是腰上多了一条围裙。昨天围在脖子的头巾把“柯湘头”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
　　
　　 我站在大门口，痴痴地看着新嫂子。她好像也看到我，径直扫到大门口，停了下来，面带微笑，轻声问我：
　　 “你是阳阳？”
　　 我盯着她，点点头。
　　 她又问：
　　 “你没上学？”
　　 我摇摇头。
　　 “那你这么早起来揍啥呢？”
　　 我迟疑了一下，说：
　　 “看——看新嫂子扫地。”
　　 她微微一笑，说：
　　 “阳阳真逗，扫地有啥好看的。”
　　 我吸溜了一下鼻涕：
　　 “新嫂子真好看。”
　　 听我这么一说，新嫂子的脸一下子红了，发出“咯咯咯”的笑声。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说：“看看，鼻涕快把嘴锁住了，来，给你收拾收拾。”
　　
　　 新嫂子撂下扫把，半蹲着呢身子，从裤子口袋掏出手绢，一手扶着我的头，一手隔着手绢，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我的鼻子，说了句“擤！”，轻轻一捏，把手绢重新折截，把我的鼻子嘴巴擦了又擦。
　　
　　 新嫂子真好，一点不嫌弃我。平日里姐姐帮我擦鼻涕时，都会一边擦一边说“吝死了！吝死了！”。帮我擦完，新嫂子对我说：“回去把脸好好洗洗。”我点点头，正要转身离开，新嫂子叫住我说：“以后别叫我新嫂子，叫仙草姐。”我“哎”一声，叫了一声“仙草姐”，她“哎——”地应了一声，伸出双手，在我两边脸上轻柔地抚摸了一把。新嫂子的手肉乎乎软绵绵热腾腾，像绸缎般绵柔。我兴奋地跑回家，激动地把这一切对母亲说了。
　　
　　 几天后，父亲给了我五毛钱学费，从此我成了村小学的一名新生（春季生）了。
　　
　　 一起入学的还有东邻家杨叔的女儿倩倩。我不喜欢倩倩。她厉害任性，比我小半岁，个头比我小半个头。平日里对我还可以，不叫“哥”不说话，但厉害起来时，才不管哥不哥的。一次为了一件小事，她喊着我父母的名字骂人，当我以同样办法回敬她时，她竟然用她特有的长指甲，非常迅猛地把我脸上抓了几道血口子。从此，我更加讨厌她，可她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第二天，照样叫我“哥”，要和我一起上学。
　　
　　 倩倩为她的厉害任性挨过其他同学的打，挨了打她竟然骂我不给她帮忙。说心里话，我是真不愿给她帮忙，甚至还以为，多挨几次别人的打，她的锋芒或许能够收敛一些。而两家大人却不这样认为，只要倩倩在我面前挨了他人打，就一定会谴责我的不作为。当我反驳说，倩倩挨打都是因为太厉害，母亲却有她自己的见解：
　　 “女孩子厉害点好，将来嫁了人不吃亏。”
　　 “这么厉害谁要？”我反驳。
　　 母亲哈哈大笑，说：
　　 “没人要嫁到咱家，给你做媳妇。”
　　 “我才不要她！”
　　 “你懂个屁，你看你，老实巴交，再娶个老实媳妇，那还不被人欺负死了。”母亲进一步解释。
　　 “你要你要，反正我不要。我要找就找个对我好的，像仙草姐那样的。”
　　 母亲先是一愣，接着笑了：
　　 “我的儿，你碎怂呀，眼光还不低呐。”
　　
　　 这事传到仙草姐耳朵，一次，她笑着问我：
　　 “听人说，长大了倩倩给你当媳妇你还不要？”
　　 “她那么厉害，谁要？”
　　 “那你看村里哪个女娃好，长大了，姐给你说去。”
　　 “不要，谁都不要。我长大了自己找，找个和仙草姐一样的。”
　　 “瓜兄弟，仙草姐这样有啥好，家里成分高，你虎子哥跟我结婚可费了老大劲了。”
　　
　　 这件事，我隐隐听人说过，虎子哥和仙草姐当年上初中时在同一学校的同年级，但不同班。彼此知道对方，没有交往过。虎子哥推荐上了高中，仙草姐因为家庭成分回农村劳动。虎子哥高中毕业当了兵，三年后复原回家。提亲的人不少，可不知怎么的，见了几个都没成，后来有人介绍北沟村的仙草姐，虎子哥就迫不及待：仙草我认得，只要人家愿意，我没问题。
　　
　　 仙草姐的情况也一样，几年来，提亲的人不少，她看上的，人家纠结她的家庭成分，不嫌弃她的，她又看不上人家。这样一年年过去，年龄闪大了，仙草姐也心灰意冷了。后来有人介绍虎子哥，仙草姐照样心如止水不抱希望。虎子哥见了仙草姐第一面，就直截了当地说：咱老同学，了解。选个日子，先把证扯了。大队书记多次找虎子哥谈话，但他不管，宁愿不当民兵连长也要娶仙草姐。最终，书记还是妥协了。
　　
　　 其实，除了家庭成分，物质方面两家不分伯仲，大伯在县城工作，仙草姐父亲是中学老师。
　　
　　 《二》
　　
　　 从我记事起，我的头发都是母亲用剃头刀子剃的。每次剃头，因为疼，我十分抗拒，用父亲的话说，每次剃头就像“杀猪似的”很不配合。一天傍晚，忽然看到仙草姐在院子给虎子哥理发，我走了进去。仙草姐手里拿的就是理发推子，理发推子理发不需要热水把头发浸软，直接理。虎子哥坐在一只方凳上，脖子以下，被一大块塑料布罩着，他微微闭眼，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有些不解，问虎子哥疼不疼？虎子哥睁开眼，骂我：瓜怂，这是理发推子，不是剃头刀子。
　　 “那……仙草姐，你也用这个给我理，好吧？”我抬起头祈求着仙草姐。
　　 “没麻达。待会儿姐就给你理，给我阳阳兄弟理个和你虎子哥一样的洋楼。”仙草姐爽快地答应我。
　　
　　 “洋楼”是农村人对城里男孩发型的一种称谓。理发时，把颈项和头周围的毛发理干净，再根据需要在头顶留下合适自己头型的头发，使得整个头部看似浑然一体，却又层次分明。无论你的头型长的是前崩漏还是后脑勺，都可以用头发掩饰起来。但在农村，从我记事起，每次剃头都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头顶留一小撮毛，周围剃干净。这撮毛说是为了保护还未长硬实的头盖骨。我曾经无数次用手敲过那撮头发根部，它和周围一样地硬实，敲起来咚咚作响。多次求母亲把那撮头发剃掉，母亲说，剃了就成光葫芦更难看。我告诉母亲，说班上的社教同学留的就是“洋楼”。母亲说，剃头刀剃不了那样的头。
　　
　　 我的头发不算长，离上次母亲给我剃头还不到半个月，但听到仙草姐说给我“也理个洋楼”，非常高兴，一直站在旁边看着她给虎子哥理发，仙草姐很用心，边理发边观察边修饰。虎子哥都着急了，不停地说好了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享受理发推子理发，真的一点也不疼。而且，仙草姐用她那软绵绵肉嘟嘟热呼呼的手按着我的头，我感觉很舒服，我学着虎子哥的样子，闭着眼睛很享受的。理完发，仙草姐又给我修了修，最后拿出镜子让我照。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兴奋极了，头上那撮留了多年的头发没有了。整个头顶留下一层薄薄的头发，周围一圈干干净净露出白白的头皮。整个发型层次清晰棱角分明。
　　
　　 终于留上“洋楼”头了，我洋洋得意。倩倩妹子说我：不就留个洋楼头，看把你涨的。
　　
　　 农村人最难熬的是青黄不接的农历二三月份。几乎每天都是包谷糁稀饭。一开始还有红苕搭配。早上学拿一块冷红苕边走边吃。尽管经常反胃吐酸水，但能顶饥。后来红苕没有了，就很不情愿地饿着肚子上学，母亲找理由安慰我：“上学前吃东西把心眼堵住了，书就念不进去了。”
　　 我眼泪巴巴地说：“肚子饿哪有力气念书？”
　　 母亲安慰我：“就忍一个多小时，今天妈把包谷糁多放些，熬的稠稠的。放学了快点回家，多吃点。”
　　
　　 我和母亲的话可能被隔壁扫院子的仙草姐听到了。当我路过大伯家门前时，仙草姐叫了我一声，放下扫把，走到我跟前。看了看周围，迅速从衣服口袋掏出一个黑面馍塞到我书包，说：路上吃。转身走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盯着仙草姐的背影愣愣地看了半天。仙草姐没有看我，拿着扫把继续扫院子。
　　
　　 我把仙草姐给我馍的事给母亲说了。母亲“哦”了一声，吩咐我：千万不要给人说，大妈知道就嘛达了。
　　
　　 从那天起，每天上学，我都能得到仙草姐的一个馍。偶尔换成一块红苕，仙草姐就有些歉意地说：馍没了，就剩红苕了。
　　
　　 夏天了，仙草姐有喜了。秋天到了，仙草姐的肚子微微隆起。但她依旧每天早晨屋里屋外清扫一遍。一天不拉地和社员一起上工。每月也不忘给我理一次发。一次仙草姐给我理发时问我：
　　 “阳阳兄弟，你猜猜姐肚子里是男娃还是女娃？”
　　 我不假思索地说：“肯定是妹妹。”
　　 听了我的回答，仙草姐大笑不止，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莫名其妙：“真的，不会猜错的。”
　　 仙草姐停住笑，顺了顺气，对我说：
　　 “我的瓜兄弟呀，姐肚子里的娃不管男娃还是女娃，将来都是你的侄，得叫你叔。”
　　 我“哦”一声，心想，我才多大呀，这以后就有人叫我“叔”了。
　　
　　 整个冬天，社员们都在忙，不是兴修水利设施，就是拉土积肥。仙草姐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走路摇摇摆摆，自己的裤子穿不上，只有穿着虎子哥肥大的军裤。恰在这时，村里记工员要去外地当兵的丈夫处探亲，队长就让仙草姐顶了上去。社员们第一次看到仙草姐的写的字，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不停。队长对虎子哥直夸：都不知道，你媳妇歪字写的恁嘹。虎子哥说：你还没见我丈母伯的字，那才叫一个嘹！
　　
　　 《三》
　　
　　 仙草姐挺着大肚子，每天去田间地头给社员们记工分。每月给我理发是雷打不动的事。但大妈似乎有些不耐烦，有一次对我说：
　　 “你个哈怂，你仙草姐都笨成那样了，你还讲究个怂，去，叫你妈给你剃去。”大妈的话令我很是尴尬。
　　 仙草姐没有理会大妈的话，拿出理发推子，用脚勾过来一只方凳，对我说：“坐下，阳阳兄弟长大了，马上就要当叔了。当叔了就要有个叔的样子。要过年了，今儿个姐给你好好理，理个漂亮的洋楼。”
　　
　　 那时候，社员们白天地里干活晚上开会学习中央文件。这一年，上级提倡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只休息了一天。初二去舅舅家拜年，只有我、弟弟和两个姐姐。而往年，母亲是一定要去的。正月十五这天，母亲把过年时剩下的吃货全拿了出来，炒了三个菜：一盘醋溜土豆丝，一盘白菜粉条，一盘凉拌莲菜。全家六口人美美地过了一个元宵节，算是和过去一年彻底告了别。
　　
　　 下午刚放学，听说仙草姐快要生了。大妈很重视，特地把仙草姐安排在她平时睡的火炕上。接生婆早早接到家，烧好水净了手，等待着。屋子里除了接生婆和大妈，谁也不让进。天快黑了，圆圆的月亮挂在大伯家院子上空，照得整个院子清亮亮的。我在院子听上初中的堂姐背课文。屋子里不时传出仙草姐一阵阵的呻吟声，把背课文的堂姐一次次打断。虎子哥在堂屋转来转去，既紧张又兴奋。
　　
　　 孩子的啼哭声终于从里屋传出，虎子哥兴奋得快跳起来。一会儿看到大妈从里屋出来，双手端了一盆红红的血水，虎子哥迎了上去，刚想开口，大妈淡淡地说出两个字：女娃。
　　
　　 血水泼在大门旁的猪圈，大妈又从锅里舀了一盆泛着热气的温水端进里屋。
　　
　　 听大妈说“女娃”，我有些激动，几个月前我就说是“妹妹”。这不，被我猜中了吧。
　　
　　 母亲说月婆子和刚出生的娃很娇气，容易得病。一再叮嘱我，这段时间，不要去大妈家，要看娃等满月了再看。其实，看不看娃真的无所谓，几天没见仙草姐了，还真的有些想，这个“想”我没有对人说，等见了仙草姐，我一定悄悄地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