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在“文化革命”中臭是被批臭的“读书作官论”，多少人错误的以为语出孔子。其实是语出孔子高徒子夏。《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子夏积一生文化之总结，是他哲学思想的特色，也是孔儒思想的轴心。
　　 对于“学而优则仕” ，多少年解释为“优” 是学业好，“仕” 是作官。如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正基于此，在现代文化运动中“学而优则仕” ，与“读书作官论” 划了等号，成了孔子儒学的一大罪状，“文革”遭遇全民共讨之的困境。
　　 历史步伐跨入开放年代，百家争鸣，打破了加在儒学头上的许多罪过。只要在前人的圈子里敢走出半步，就会对“学而优则仕”有别开生面的注释：实际事情做的很多了，则要重新学习；学的知识很多了，就要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这样解释前后连贯，意明语确。
　　 子夏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他所说的这段话必然与孔子思想有着师承关系，应当看做是孔子门师生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从而给予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一， 子夏原文是“仕而优则学”在前，“学而优则仕” 在后
　　 这样的顺序强化的是“社会上经历的事多了急待需要学习”的哲学思想。以往人们多注重的是“优则仕”，而忽视了子夏是把“仕而优则学”放在首位的。之所以把“仕而优”放在首位，体现的正是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出真知的现代意义
　　 二，正确认识“仕” 是什么？“优” 是什么？是诠释子夏学说的关键。
　　 “仕”有几种涵意；“仕”学也；“仕”入官也，“仕”事也等。通常以为“仕即官”，而现代研究者考察在孔子年代，“仕即事”，比较贴近子夏原义。《诗经》中的“仕”大多是“事”意。《诗•大雅》“武王岂不仕？”《毛传》：“仕即事” 。这个“事”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指做实际工作。入官的涵义系晚出，且应包括在“事”的涵义之中。
　　 考先秦古籍：“优”的涵义有种种：“优”饶也；“优”裕也；“优”多也等。《诗经•大雅》“天之降罔，维其优矣”，是说天降大法网，这个“优”就是广宽之意。故而比较贴近 “仕而优”“学而优”之“优”的应是“多”也。
　　 三，孔子子夏年代，并无择优录“仕”的社会基础。到隋唐才有按“学优”举“仕”。
　　 按《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论述：春秋战国，奴隶制渐亡，封建地主崛起，是一个制度社会转型时期。人才录用也呈现承上接下。承前是奴隶制，人才录用提拔官吏，是世袭的分封制，是按军功分赏爵位，即“世袭世禄”，并非按“学而优”录取分封“仕”。战国后是建立封建制的秦汉，实行“察举制”或“征辟制”，是考察——推荐——任聘。以见在战国子夏年代并无“学而优”的录取制度。
　　 就是到魏晋朝的“九品中正”的选士制，还未脱离按门第高低保证贵族优先，只是有了按“学优”任“官仕”的雏形。只有到了隋唐才有按“学优”举“仕”，一考定终生的“科举制”，至明清科举达到鼎盛。
　　 把隋唐才有按“学优”举“仕” 的帽子，戴到战国子夏头上来，实在是误读歪曲历史。
　　 四，“仕即官” 不符合孔子及弟子人生历练和哲学思想。
　　 私学不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级一级考试。私学不同于官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私学教的的是成年人。孔子弟子三千，子夏弟子三百，没有几个是从幼儿教起。就是子夏教弟子李悝、吴起也没有从幼儿教起。私学教成年人就得创新，就不能用官学“闭门读书”那一套。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其本身就是重视实践，注重从社会生活中学习知识，他倡导“多闻，从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文、行、忠、信”的教学四大纲领，强调的也是感性知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子夏创法家私学，客观要求要在治学思维上有新的突破。私学所教的是成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世袭，开拓了接受教育者的类别，学生不分穷富，不分南方北方，种田的，当兵的，作官的，作工的五花八门，各类人物都有。所教生徒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入学前经历了社会上太多的“事”，也就是“仕而优”，在客观上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升华深造，需要“优则学”。
　　 孔子及诸弟子，子夏、子贡、曾子等都没有真正的仕途，况且不是按考试“学优”而择“仕”。孔子一生仕途艰难，虽作过“司空”“大司寇”，没有发现哪一次是通过考试“择优任仕”的记载。基本上是按“察举制”由王者推荐国君任用的。
　　 子夏在出身和仕途方面，与孔子极为相似。家贫而少不得志，仅做过一个“莒父之宰”，芝麻大一点的官。《荀子•大略》记：人曰“尔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他的这种不受诸侯大夫“下眼看”的强直态度，充分表现了他宁愿治学，不愿为官的人生价值。
　　 子夏哲学有他的特色。倡导“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进思”。用现代语讲就是“广泛学习，恳切发问，有利于立大志，有利于强化道德修养。”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是说，君子在学习中获得真知，与工匠在工场内完成劳作是一样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即使小技艺，也有它可取之处。说明他注重行为重小节、注重事物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尽孝、尽忠、与朋友交，虽不是学“经典”，然而是学的重要方面，这分明隐含着要在实际中学习的意识。
　　 他的治学特色，是把“学习”和“劳作”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现代的现实意义就是把“学习”与“实践”联系在一起了。他的法家弟子李悝、吴起，不是变法就是带兵谋略，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的这种意识与“优则仕” ——读书为了做官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即使他作了“魏文侯师”，那不是握有行政权力的“仕”，那只是个君王的高级顾问，并没有裁决权。更何况为“王者师”并非考试择“优”而“仕”。
　　 从子夏淡泊仕途，和弟子的经历看，“仕即官” 即既不符合他们的人生观，也不符合那段历史。
　　 五，“仕即事”“优则多”顺乎历史和哲学思想。
　　 在古代，在战国时代尚无“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等词汇。联系子夏以一贯之的治学思想，“仕而优则学”这一哲学命题，其深刻的内涵，用现代语讲可否说：“就是在一定情况下，直接的社会生活实践对知识的获取是至关重要的。”注应该说，比“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 的旧释更通近一些，涵义更深透一些。或许也更能体现子夏哲学思想新的文化内涵、体现子夏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与同仁商榷，古为今用，多交流。
　　 注：见高专诚著《孔子•孔子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