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的时候，我到区里读书。现在看起来很近的距离，那时候却觉得是到了外乡，心里有些生分。一早，与竖福一起从东村骑车出来，路上就会遇到英民他们。到东界中学校门口时，就会变作好几个人一齐到校，下车，低头将车推上个一人高的斜坡。然后，到食堂前的井，用半个篮球做成的小桶子在井里打水，洗米，加水，将饭盒放进一个巨大无比的木蒸格，好待中午吃上蒸饭。
　　 初一的教室在操场边的最东头。前面一排木麻黄树。九月的热风吹过，有熟悉的大埕防风林味道。第一课，是毛主席和柳亚子的诗。一唱雄鸡天下白。第二课，是英雄纪念碑碑文。少年人，读这些，心血澎湃。
　　 教语文的是一位年轻的老师。现在想起来，只比我们大八九岁。他总穿件白衬衣，一条有些紧的长裤子。（那时，有些中年老师还穿短裤上课。因为教室没有风扇，又是瓦顶平房，有些热。）他有些严肃，不怎么笑，用普通话讲课文。（那时，大部分老师讲潮州话，语文也是。）
　　 第一次开班会，他居然要我当班长。这于我的性格有点不合。因为我那时称不上外向，但要强硬地做个头人，心里没有这力量。我回家时，没有向父母讲，只当是临时的。一天，爸爸突然对我说，惠锋老师看你比较静，想锻炼你，让你做班长。惠锋老师是我爸爸的学生。他这样对我，是因为我爸爸。但我委实不能胜任。于是勉强当了一两个月，又改做体育委员一段时间。班委正式选举时，我什么也不当，心里一下轻松好多。但今天想起来，惠锋老师是真心对我关心。
　　 他那时从饶平师范学校毕业才几年，到所城中心小学教书，一直带着随钊他们，从三年级到初一。那时因为他严肃，心里怕他。现在想起来，他不过二十出头，放现在就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我们实际上见证了他的成长。因此，他虽然稍少言笑，但身上有朝气、学子气。比如，他讲课时，会就一个背景讲得很开阔。一次，他讲语言，就对当时公认的吕叔湘几个大师讲了好久。他表面上有些脸冷，理性为多。比如，我们那时做课间操，如果是大胡子、很有“杀气”的哲恩老师，都不敢缺勤。但如果是斯文讲理的添茂老师值勤，我们就三三两两地赖在教室不出操。惠锋老师知道后，一方面强调纪律，一方面讲：这套操是由许多专家研究设计出来的，好好做，对身体好。
　　 到了我们初二时，他的温和也增加了一些。
　　 我们的中学，依缓慢的山坡一层一层的，各层都可以向南望，眼光抚得由近而远的田园山海。初二的时候，我们更上一层，搬到第二排平房教室的最中间一间。门前一排春天里开得紫云一样的花的苦楝树。正中一棵在舒展的树臂弯上结了个旧轮毂，由德府舅公持一把铁棒来敲，作为上课下课的钟声。春天里的下午上课，似有还无的花香惹得我昏昏欲睡，反觉心里轻松好多。
　　 惠锋老师也和气放松一些。依旧教我们的语文，只是听说他要转教数学了。他古文教得最好。上课时，会自己先读一遍，来回地在教室里踱着，一面时不时腾出一只手，轻轻敲分了神的同学的桌子。我至今没有这样一心两用的功夫。他讲《卖炭翁》、《石壕吏》，很严肃，好似白翁、杜公本人。讲少年中国说，则血气豪迈。他教鲁迅先生的文章也好。上《一件小事》时穿了件好白的衬衣，不知怎么的，我脑里印记好深，让人感觉鲁迅先生就是这个样子。他更加注重培养我们综合的阅读能力，反复给我们推荐《文笔精华》的写景本、写人本。那时，买书不容易，他甚至直接在黑板上大段地抄写这书的文摘给我们看，还作了讲解。
　　 初二开了有趣的物理课。胖胖的总是笑笑的杨泽超老师不知怎么的，就让我当了科代表。正合我意。因为可以让我课前课后，亲近做实验的精致物件。前一节下课，我就去学校西头唯一的楼房一楼，向老师要了改好的作业，将上课要用的实验器具拿教室去。讲《质量》的时候，要提问，找一个同学上讲台做实验。老师就用个同样胖胖、满含笑意的眼光四下找找，让个刚来插班的粉脸姑娘上来。这姑娘羞红个脸，明亮的眼睛和红的嘴唇半掩在乌亮的长发里，小肩膀微微颤着往后一钻一钻，似要依赖黑板保护一下自己。她胆小、紧张却又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实验，大家从此发现教室里原来有羞涩的粉红的光。
　　 同样有羞红色的还有惠锋老师。“后生兄娶妻了呢。”调皮的同学课间开玩笑着说，还笑话老师脸上有新婚人的红晕呢。我这才发觉老师的衣服是新的，走起路很有力，嘴角有些笑意。但我心里还是有些怕他。连他的一次关心提醒也怕。
　　 那次是劳动课。我在我细姨家借了锄头，与同学一起到后山挖土石。后山在学校西头，无树无草和灌木，挖起来，漫天粉尘。我与几个同学出了一身大汗，渴了，就几个人一齐端个铝饭盒来喝水。正喝呢，突然一声音大喊：“你几个傻的么？！”我们一惊，以为出了什么错。劳动委员武广还往我们几个使劲看，走过来了。“怎么在那里喝水呢，走开点。”原来是惠锋老师。我们几个慌张得没有回话，没有感谢，只赶紧把饭盒盖了起来，又散开去锄土石去。
　　 八十年代，乡村的空气一天天不同，我们的身体也在生长，真有春天的感觉。雨天里，中午放学，校门前、沿围墙东西，有渐渐明亮起来的杂色的伞和衣饰；所城十字街口的书店有涂了花香的书签卡；入村前的小桥头，谢莉斯、王洁实的歌漫天飞舞。这些，都引得我们心生莫名的欢喜。特别有一种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的冲动。我与竖福、培雄、福添、耀良、建发几个开始经常地在星期六中午，骑单车到黄冈去。车一过仙村，现在想起来很不环保的沥青路发出的化学味道却让那时的我们十分兴奋。仿佛通往县城，以至更远的好地方理应是这个美好味道。
　　 夹道风过耳，如歌。鸟雀随田园和路边的电线飞翔起落。天蓝云白，杂草生香。我们心里和嘴里都雀跃着：一会说班上来了三个插班的长发女生；一会说捐了五千元建校的是三班玉妹她们家；一会说惠娇她哥口才厉害，又考上中山医；一会说如果考上集美航海学校读五年就好了；一会说松井老师打小铁那么凶，对他小儿子宝斗却嘴角鼻子都含着笑；一会说显佳老师真慈祥；一会说，福义兄讲，在西门街头吃一毛钱小馒头、五分钱豆浆，要人家多加点糖，能吃得很好。说说，没个大小的，就说到惠锋老师。有说，他小时候经历过一段深刻的爱，后来断了，总是哭。有说，他其实是个干部子弟，他父亲是惠陶村的书记。有说，他很小时，他父亲就过身了，他为了这个家……
　　 此后，他在我心中就丰富许多。我去露天电影院看个《荔镜记》会想到他；用收音机听《苏六娘》，就觉得他是郭继春；在《人民文学》看《牡丹亭》就觉得柳梦梅是他。但心里觉得，他不像个书记仔。因为他与我认识的书记仔都不同。心里渐渐亲近了些。
　　 但是，我因为做个物理科代表就与学校西头老师办公楼的老师熟。我喜欢新来的刚从韩师毕业的李老师，他也教物理，总穿件军绿色的长袖；喜欢教历史的仙村刘老师，他总讲一些书上没有的故事，又特别认真、仔细；喜欢一个叫李锐忠的柘林老师，他教英语，身上有些不安份的气息，好像随时要调离学校和现实。教物理的李老师同时是学校团总支的书记。他有一天说，你来当团支部书记吧。我于是就与更多的同学和老师相处。我会去听李老师充满激情地讲解李燕杰教授的《塑造美的心灵》，自己买了一本，时常抄写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向两个弟弟讲波兰的音乐家，流亡在法国，身上带着一瓶国土，热血贲张。会与教工团支部的老师、学生各支部的书记到柘林湾去活动，看青年老师跳迪斯科，听敬然老师的女儿用广州话唱《千山万水总是情》，听大伟朗诵自己写的诗，然后我用普通话讲了个故事。因为李老师说，大家要说普通话，要互相称同志。我别无才能，只是表演前不久，自己写过一篇故事，投给了《故事会》，顺便就讲了。惠锋老师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我与其他的老师接触反而比接触他多。我心里到底与他还是疏远些的。
　　 初三时，他不再上我们的语文课，改教数学了。教我们语文的是敬然老师。敬然老师也是惠锋老师的老师。他教语文用潮州话，紧密结合潮州文化，他好像不仅立足于讲清楚每一课，而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甚至整体能力，教起书来爱憎分明，高兴时哈哈笑，不高兴时一点不客气。他同时也是个苦于生活、埋头耕耘的人，艰难时候甚至会夜里去落海捕鱼、天亮了骑车到学校上课。教我们数学的祝林老师与惠锋老师同是饶平师范出来的，教起书来像我们的兄长、朋友。一进教室，含着嘴，笑笑：孩子们自己先看一会书。然后，转身在黑板右上角写了一节课的要点和例题，用个木三角尺轻轻敲：来，一起做。他就一步一步地推导，要我们跟着思路说。一时跟不上了，他就走到黑板的左上角，开一个角落写写画画，专门讲。讲好了，又回到刚才大家推不出的地方，继续一起推。往往是一道题，刚开始一齐出声来推导的人多，后来越难了越到后面了，就人少。如果人太少，他又会停下来，找个同学来提问：明白没？倘若明白，他就继续。不明白，他又开始了他黑板左上角的操作。如果是真的讲到高难度的题，他干脆要几个同学上来先做，到了时间了，不管同学做出没做出，他就说，好了。要同学回到座位。然后，他一个一个地讲解各人思路的好与不好。他一节课下来，感觉每一步都是与我们一起完成的。同学们也一致认为他性格好。
　　 我们那时才十几岁，平时接触的文化人不多，这些老师以他们的教法和性情，也默默地影响着我们。那时候，甚至还没有评职称一说，一个老师好不好，学生连同家长的评价占很大比重。不像现在，好像高级职称就很好，初级职称就一般。
　　 这些教我们的初中老师，对于我们青春期的人格塑造有教导之功。
　　 初中后，我离开了故乡，与惠锋老师就更疏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显佳老师这个爷爷级的老师写信。信里说自己总会患得患失、心里不安宁。但我没有跟惠锋老师写过信。
　　 出来工作后，结婚生子进修买房换房等等，生活像条洪流，将我们隔得差点相忘于江湖。
　　 世事轮番。微信仿佛好汉宋江，在我们人生完成了一个大段落后，及时雨一样推动了各种同学会的建立、聚会的组织。看起来忠厚耐心的义通同学现在是广州华侨中学的老师。他高中毕业后在家乡代课，去汕头教育学院进修后又进我们初中的学校教书，许多同学的孩子也是他的学生。他历史地成为我们班同学会的主要负责同志。他在初中母校教书，与惠锋老师同在数学组，跟我说，那时老师喝酒，数学组很厉害的。这样，初中同学聚会时，我们又见到了惠锋老师。
　　 年初四。惠锋老师比我们同学还来得早。因为，我们要用学校的教室和老师休息室。他已经变作一个和气的、总是笑笑的大哥。我们同学上台时，话筒声音小下去，他就上来给换了个电池。他坐在我们中间，真没有显出比我们大。好像是我们中的一个同学。而其实，他那时已经当了好多年的政教副校长了。
　　 聚餐的时候，我坐在他这一桌，没怎么喝酒，只不停地为同桌的老师舀汤、分菜。惠锋老师总不停地向其他老师表扬我，还说我在广州接待了他。
　　 在广州，我们接待过两次惠锋老师，都是他来第二师范学院参加教育厅的校长培训时。第一次，是爸爸告诉我，我去学校门口的潮州菜馆接待老师。我说，还请谁好呢？他就请来他大哥、小弟。人不多。他总敬他大哥的酒，说感谢大哥照顾家庭。我喝了点酒，他又是我爸爸的学生，就没大没小，心里觉得他是兄长一样，心生了亲近，就问他：八九十年代，许多老师都来三角洲，您怎么没来。他沉思片刻，郑重地说：为了家庭。
　　 他确实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也很爱这个家。他对孩子的培养很成功。两个孩子都上了华工进了华为。他在县城买了房子，经常下班回家去买菜做饭。
　　 我问学校后来的学生，他很自豪地讲，有一个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方面取得全国的名次，后来考取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本硕博连读，毕业后在著名的IT企业。
　　 第二次接待是见忠安排的。见忠兄多年创业，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说话做事比我开阔好多。他组织了广州佛山深圳中山的大部分同学，席间举杯，直接预祝老师事业上更上一层楼。老师借着酒兴，面色菲红，有些踌躇满志。我们也希望他参加校长班以后，这个只比我们大几岁的兄长一样的黄牛式老师能向前进一步。生以师荣。
　　 但是，一年后，同学中传来了严重的消息。刚开始并不确定，说惠锋老师身体不好，可能很严重。也不知是出于不想麻烦外人还是什么，义通几经打听，才确切地告诉同学，是真的。
　　 半年后，老师在一个同学的帮忙联系下，到广州来治疗。我连夜去近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宾馆看他，他精神还好，要我坐，并要他的外甥送我回东山。他外甥在车上还怪他，太不重视自己的身体，确诊前半年已经一直咳嗽，没有及时检查，才致使已经肺严重积水。我听了很紧张。
　　 后来在省医惠福路院区的治疗还好。肺积水开放后，情况好转，又试用了美国的新药。我去看他的时候，送给他一张在大佛寺请来的观音像，祈祝他早日康复。送给他一台电子阅读器，并请他能下地时可以去后花园活动活动。他说，现在是没办法，但过段时间一定可以的。他一边说，一边慈爱地拍着他外甥的腿，一边向他外甥介绍我。我们那时都充满信心。
　　 但是，一年后，老师的爱人也确诊出重病。半年后，老师过身了。
　　 我爸爸后来回忆总结时很心疼他，说他有段时间应酬时可能烟酒多了些。我爸爸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在网上看到老师他们组织的高中毕业30周年同学会的视频。镇远老师作为班长，主持，声嘶力竭一样。凤腾老师长篇宣传了他的出书历史。镜雄兄将自己新写的散文集《藏着》赠送给同学，我爸爸帮忙推介。惠锋老师那时身体还好，坐在我爸爸身边，为我爸爸加菜。很纯粹地参加着一次同学的聚会。
　　 我心里想，他本不是世俗地追求那该死的官场的名利之徒，只是很用力，甚至过于认真地俯身于现实和社会之中。少年时用力地读书考学，青年时用力地教书，为爱，为家庭，生儿育儿。待要松一口气时，不意中了生活的流弹。苍天总负善良、纯粹的人。
　　 夜深。写一首诗吧：
　　 用力半世苦耕教，
　　 不想一生意难了。
　　 转身仿佛缥缈过，
　　 西去成仙年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