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工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上过私塾的“大家闺秀”。有文化，懂会计，算盘打得全车间第一。钢笔字写得也很好，我至今写的字也没有赶上母亲的规范、好看。好多的神话故事也是小时候听母亲讲的。长大后听爸爸说，我三岁不到，母亲就教会了我认识五十多个字，会背诵三十多首古诗。这对我上学后的语文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幼教不是在幼儿园，我也没上过幼儿园，而是母亲在家单独完成的。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佩服母亲的“学问”，因为那时，大部分女性还是文盲，而母亲的文化水平就相当于现今的本科生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母亲有文化，懂会计，但她始终没有脱离工人的岗位当干部，只是曾兼职着车间的会计，直到她退休后驾鹤西去，仍然是工人身份，享受着“五级工”的工资待遇。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没当干部？母亲却说，当干部有什么好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个工人很光荣。这话现在有人会认为是说大话，其实不然。那时工人的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市井评价等真的与领导阶级挂着钩、相互匹配呢。别的不说，就说粮食供给标准吧。记得一个机关干部每月才供应29斤，大一点的学生每月是36斤，而一般工人就每月45斤，特殊岗位的工人每月还超过50斤。另外，工人还有劳保福利，安全补贴等等。窥斑见豹，这些待遇的实施，保障了《宪法》中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落实。当然，也与那时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相得益彰，无可非议。也许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母亲才更愿意当工人。但那时我还小，哪里知道有这么多弯弯曲曲的道理，只是在脑海里形成了当工人光荣、自豪的概念。
　　 我上小学后，老师选班委，让我当了一个劳动委员。回到家里后，我不高兴地给母亲说，我学习这么好，老师让我当劳动委员，我不想干。母亲听说后对我说，要干！为什么不想干？班委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不想干劳动委员，是不是看不起劳动。我就是工人，天天劳动，难道你看不起你妈妈？一番话说得我脸发热，表示愿意当劳动委员，而且还要干好！听我这样表态之后，母亲才高兴了起来。
　　  上三年级的时候，开了作文课。老师让写的文字都是命题作文，记得有一篇让写学习的目的，题目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学习》。我回家给母亲说了，母亲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我们连自己的台湾还没解放呢，何谈解放全人类？太遥远了。我给你说吧，学习好了是为你自己。我不解地问，为什么？母亲说，老话有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没有理解，第二天上学时请教了老师，老师给我说，你妈是封建思想，落后思想。我不服气地给老师辩称，说母亲是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不能说落后。老师一听我这种话，说，行，你妈先进，不可理喻。不过我还是按照老师的思路写了这篇作文，即使如此，老师也才给我打了75分（百分制），也没有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宣读。这里顺便提一下，自从开设作文课后，我写的作文基本上次次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的。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老师的厉害，也感觉到母亲有时说得不一定对。
　　 小孩子，难免淘气。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闹着玩，把五车间生产的、对放置在露天场合的针剂当作子弹互相对砸，毁损了几十枚。厂里开大会进行了批评，母亲回家后问我参加了没？我如实地向母亲承认了。母亲严厉地批评了我，并要求我去找五车间的主任张新德当面作检讨。我说，他又不知道有我，不想去。母亲对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蒙蒙虫过去了也有影子，必须去。没办法，我只好听了母亲的话，主动找张主任当面作了检讨。张主任也批评了我，同时也说，你主动承认错误，改了就好。后来听说，参加投掷针剂孩子的家长，每人被罚了3交钱。母亲给我说，以后可不敢调皮了，这都是国家财产，损毁了要赔偿的。当时的3角钱能买好多东西呢，母亲说，这也是挽回错误的代价吧。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与工厂院内孩子们损坏厂里财产的调皮活动了。还有一次，厂里开展了一次公物还家活动，母亲兼职车间会计时厂里给配备了一张桌子，让我找几个小伙伴给厂里抬回去。我说这是你算账用的，抬走了怎么算账？母亲却说，以后不在家里算账了，公家的东西一定要还回去的。听到这里，我愉快地喊了几个小伙伴把桌子抬回到了厂里。
　　 厂里的树木绿了黄，黄了绿。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一转眼我上了大学，接着入了党、提了干、当了领导，懂得了很多道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想想我成长的道路，除了母亲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外，她在我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上虽然没有说大话、讲教条，却以自身的言行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实事求是，敢于担当，有错必改，不占公物，努力学习、热爱劳动、不分贵贱等等，都是在母亲的影响下一点一滴养成的。如果没有母亲的言传身教，正面引导，我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三观”，估计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正能量，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