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在幼小的心灵中，父亲老爱背着背篓，无论上地干农活、做家务，还是去天水市取药、办年货，背篓从不离身。
　　 从我家到天水市，足足有十公里路，先是翻一座山，接着过一条河，然后顺着阳面的山脚一直朝东走，最后再过一条很宽的河，就到了天水市城边的左家场，这一路走来，至少得花三个小时的时间。夏天要是下几场暴雨，本来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就会被雨水冲断，行人只能凭感觉走出一条似路非路的路。别人可以一年半载不走这条路，甚至可以半生不走，但是父亲不行。那个年代，父亲是赤脚医生，周围四五个村子的人都要请父亲看病，父亲经常背着背篓匆匆行走在这条山路上。
　　 从我刚刚记事时起，父亲就凭着超人的才学和医技被我们中梁公社聘请为我们几个村的赤脚医生，药房就设在我们村。公社出面给他配了两名抓药的助手。父亲至少半个月就要去天水市药材公司取一次药，他取药的唯一工具就是一个大背篓。那时候交通极其不便，背着背斗方便省力，一般情况下，父亲背着自家的鸡蛋、或玉米面等农家货，步行去天水市人民路市场卖了，然后买一些生活用品，再去药材公司取药。然后又原路返回。那时候我们几个村庄所需的药物，都是父亲从天水市上一背篓一背篓背回来的。虽然路途遥远艰辛，但是父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父亲每次取药回来，都要给乡亲们讲他在天水市的所见所闻，有病的来找父亲看病，没病的听听父亲出门的见闻。那时候父亲就是乡亲们心里的“活菩萨”，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刘善人”。
　　 每次取药回来，父亲便小心翼翼地从背篓里掏出药，放在药架上，装进药柜里，最后才轻轻地取出给我买的东西，或玩具、或水果糖、或凉鞋、或衬衣、或连衣裙。那时候在我们村里我是唯一有玩具的孩子，也是最早穿过凉鞋、衬衣和连衣裙的女孩，村里的小伙伴都很羡慕我。看着父亲的背篓，我有时候会痴痴地发呆，也会不由自主的微笑，甚至一个人偷偷地笑，不敢跟别人说，害怕父亲给我买的好东西别人看见会抢走或偷走。
　　 记忆中最灵动的情景，要数初夏父亲用背斗背回来的成熟饱满的麦穗，等不到母亲用簸箕簸干净麦芒，我和父亲就一人抓一把麦穗埋进刚做过饭的灶火或炕洞里烧熟了，父亲用手搓揉几下，再吹干净麦芒，诱人的清香味道早已让我垂涎三尺。
　　 那时候，麦穗，是我童年最好的零食，背篓里盛满了我简单、知足的快乐。
　　
　　 二
　　 七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学堂，他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背到背篓里去天水市卖了，给我买回来了第一个新书包、新笔盒，还有许多铅笔、作业本、橡皮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我一个背着崭新的书包，我欣喜若狂，感觉全班同学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就在这一年，我们家乡分了责任田，听大人说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就连大药房也包给了父亲，父亲缺了帮忙的人手，就让我去药房帮忙。平日里除了上学之外，剩余的时间我一直在药房帮父亲干活，有病人的时候我帮父亲抓药，没病人的时候我做作业温习功课。有时候跟随父亲一起去天水市取药，有时候跟随父亲一起去山上采药，他背着他的大背篓，我背着我的小背篓。这期间，我了解了许多西药和中药的功能属性，父亲也教会我简单的配药方法，既使父亲背着他的小药箱出诊的时候，我也会独立的配一些简单的药打发来人，比如感冒发烧拉肚子之类的病，我都能配好适合的药……
　　 时间长了，我就成了半个医生了。
　　 小学二年级抽考，我在我们中梁公社考了第一名，乡长亲自给我颁奖，回家后我硬是闹着让父亲把我背在背篓里在自家院子里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最让我难忘的是小学四年级的第二学期，我咳嗽非常厉害，端午节那天父亲把我背到背篓里，一路没有歇息，一口气去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给我做检查透视，诊断的结果是肺结核，父亲从衣兜里掏出他所有的积蓄，取药还是不够，他连忙找到城里的亲戚借了一些钱。取了好多药，有注射的青霉素，还有一些口服的西药和中药。他将这些药装进一个袋子里抱在胸前，又将我背在背篓里往回走。一路上，走走歇歇，回到家的那刻，父亲瘫在了炕上，待深夜他缓过神来，没有忘记给我打针，我品尝了人生第一次打青霉素的疼痛。也正是因为父亲的精心照料，才挽回了我的性命。那时候物质条件差，村里几个同龄的小伙伴，得肺结核都夭折了。
　　 上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晚上，睡觉前父亲告诉我，我的成绩在全镇统考名列第三名而不是第一名。第二天一早，父亲把家里两只母鸡背在背篓里，一句话没说就去了天水市。下午放学回到家，父亲从背斗里取出了一条大红的棉线围巾，围在我脖子上，安慰我说，我知道前段时间把你冻感冒了，影响你的考试成绩，要不然我娃还是第一名。我一下子感到好温暖啊！
　　 渐渐地，我的功课多了，父亲进城取药不带我了。如果是星期天去天水市，我就先把他的背篓藏起来，这样，他就一定会把我带上。因为我知道父亲是离不开背篓的，他最终还是随了我的心愿。
　　 那时候我们小学的同学对我非常羡慕，羡慕我优异的学习成绩，羡慕我有个当医生的父亲，羡慕我进过城去过天水市，更羡慕父亲的背篓里经常给我背回来的好东西。
　　
　　 三
　　 十二岁那年，我以全乡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我们小镇的初中，班主任把我称呼为“镇状元”，任命我为学习委员。初中前两年，我的成绩在全班一直遥遥领先。随着时代的变迁，公社改为乡镇，父亲通过考试合格后，“赤脚医生”也更名为“乡村医生”。
　　 渐渐地，我们镇上有了通往天水市的公交车，集市上逐渐少了背篓，多了惹眼的自行车。但是，父亲还是背着背篓穿梭于集市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初三的那年冬天，班主任动员我住校上晚自习，宿舍里没有取暖设施，父亲给我背来了一背篓东西，有好吃的馍馍和咸菜，还有几个他给病人吊盐水用过的瓶子。晚上睡觉时，我用盐水瓶装些热水可以保暖半个晚上，而宿舍里其他同学只能缩成一团受冻。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上课，突然听见同桌说：“快看，谁的家长背着背篓站在教室门口，像个乞丐。”我猛一抬头，看见父亲正笑眯眯的盯着我，我满脸通红，赶紧低下头。一下课，我冲出教室，将父亲一把扯住，走到校园角落的一个僻静处，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一个劲地说：“我担心把你冻着，给你在校门口的商店买了一条绒裤，很保暖的，十二块钱，回去了给你两个弟弟不要说，要不他们会闹……”我赶紧将他支走，说：“以后别再来学校找我。”父亲再没说一句话，点了点头，我俩便达成默契，有啥需要买的，他给钱，我自己买。
　　 以后上课的日子，我总是像做了贼似的偷看教室门口，看看父亲是否站在那里，但是父亲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再也没有踏进我的校园。
　　
　　 四
　　 十五岁那年，我考上了天水市的一所高中。听人说，这所学校的文科非常好，这也是当时我报志愿时选择那所学校的原因。父亲听到我被录取的消息，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吃公家饭，坐办公室，就再不用下地种田了。
　　 开学那天，我一个人去报名，走在校园里，学校那时候正搞扩建，民工很多，一个衣衫褴褛、背着背篓的中年男人，不注意把一个学生碰了一下，只见几个学生围了上去，骂道：“冷甜馍！”（这是天水方言，城里人羞辱乡下人的口语）。从那时候起，我怕看见背篓，更怕父亲背着背篓出现在校园里。那时候家乡的路修得更好了，一条是铺有柏油的大马路，有公交车直达天水市。还有一条是河坝的土路，但是也修得比以前好多了。父亲为了省钱供给我上学，依旧背着背篓步行走着那条土路，他说柏油路容易磨坏脚上穿的布鞋，走土路舒服。
　　 在亲戚家借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就申请住校。有一天早上，下课铃一响，同学们飞一般地冲出教室下楼去操场做课间操，我在人群里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着我的小名，转头一看是父亲站在楼道里，他说他已经等我好一阵了。我猛一抬头，看见他汗流满面，衣衫不整，两条裤腿卷起来，一双布鞋沾满了泥水，他背的那个大背篓上面还捆着被褥。
　　 我赶紧说；“你把东西放到拾粪的地方，中午放学我自己去取。”（那时候的天水市，在人民路市场朝新华门小学走的方向有一个十字路口，就是现在的地下商业街，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厕所，厕所旁边有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大炕打了一个通铺，能睡三四个人，我们村的几个男人终年在那里，守着厕所，打理粪便，给远处来的需要粪便种地上肥的人卖，当时我们都把那间房子叫拾粪的地方。）父亲说：“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大课间，时间长，你可以给老师请假不要做操，让我把东西给你背到宿舍去，把你的床铺好，东西放好我就走，拾粪的地方远着哩。”我说：“你赶紧离开！”父亲好像明白我的心思，便低下了头，他急忙将一沓破烂的毛毛钱塞到我手里，嘱咐我中午放学后去银行兑换成新钱，嘴馋的时候买凉粉、呱呱、面皮吃。（毛毛钱：天水方言，就是面额为一角、两角、五角的纸币。父亲跟前破烂的毛毛钱，都是我们乡村人买药的钱。）我赶紧跑下楼，钻到队伍里做操。在我做课间操那会，无意间一转眼，只见父亲还在老地方站着，眼睛直勾勾地看我做操，微笑着点头。
　　 父亲那黑乎乎的帽子、脏兮兮的衣服、卷起的裤腿，沾满泥水的布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话题。他们把诸如“乡巴佬”、“冷甜馍”“要饭的”“乞丐”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
　　 连着下了几天雨，我知道只要天气好转，父亲就会立马给我背来住校需要的必备物品，他完全是可以坐车来的，因为城里消费水平高，我也需要许多学习用品，可他把坐车的钱省下来给我。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等课间操一做完，就躲避开父亲，从楼梯的另一端直奔教室上课。
　　 以后的日子，我一直害怕父亲再次出现在校园里，这种恐惧日复一日地剧增。终于有一个周末，回到家我对父亲说：“以后你就别去我们学校，别叫人家都看到你,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他说：“我知道你嫌我穿的土气，害怕我给你丢人，你不让我去学校找你，我就不去了，我尊重你。” 但是，每隔一两周，他就会给我一沓破烂的毛毛钱，我于是手里一直会有一些零花钱。
　　 渐渐地，食堂里饭菜的价格和学费越来越高，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一筹莫展，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于是父亲和母亲商量养了十几只母鸡，攒鸡蛋卖钱，他背着鸡蛋去天水市人民路市场卖。由于我勤奋好学，高三第一学期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我又一次名声鹊起。有一天课间，我突然发现父亲背着背篓站在学校的公告栏前面发呆，我的成绩对他是最大的宽慰，我想。他没有来教室门口找我，我也没有跑到他跟前去。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日复一日地看病抓药，背着背篓去天水市卖鸡蛋、取药，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后来我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报的志愿高，连着两年高考落榜。父亲依旧背着背篓常常穿梭于天水市的大街小巷卖鸡蛋，有时候打听近几年的高考分数线和录取情况，我为父亲的执念而窃喜不已，又为他一直背着背篓而有无尽的烦恼。
　　 高中的那几年，每次开家长会，我从来没有叫过父亲。我经常给班主任撒谎，说父亲跟前病人多忙着看病，或者说父亲有病。提起开家长会，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我不知别人知道那个背着背篓的人是我父亲时，他们会怎样嘲笑我。而每当开家长会，我就蔫蔫地、呆呆地坐在教室的角落，听班主任讲话和其他同学的发言。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钻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想着自己真的对不起父亲，我是真心爱父亲的，可父亲偏偏老是背着背篓，我怕被别人看不起啊！
　　
　　 五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夏季，我考入了天水师院政教系，我去母校看高考录取榜的那一刻，发现父亲也挤在人群里，看着我的名字微笑，那一刻我跑过去一把抱住他，给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们介绍：“这是我的父亲！”老师没有歧视我的父亲，反而和父亲握手，夸父亲培养了一个懂事好学的孩子，为母校争了光，接着那一群人鼓掌祝贺我们父女俩。
　　 那天，我和父亲手拉手，逛了天水市的好多地方：伏羲庙、李广墓、玉泉观，天水人民公园。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只要努力，别人有的，你以后一定也会有的。”
　　 金秋九月，父亲背着背篓又卖掉了一些鸡蛋和土特产，给我买了一辆当时最流行的粉紫色飞鸽牌斜梁轻便自行车，我骑着它，出现在师院的各个角落，同学们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
　　 1992年秋季的一天，父亲背篓里背着母亲烙的新荞面芢籽油饼，带着母亲和小弟来师院看我。我把他们三个领到校园里转了一圈，父亲和他的背篓在绚丽缤纷的大学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我没有在意周围的人给父亲和背篓投来的目光，我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
　　 时光荏苒，如今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相夫教子，柴米油盐，岁月带走了我童年的梦幻，却永远带不走我对父亲的思念，父亲的身影时时萦绕在我的眼前。多少次提笔想记录下童年的美好往事，可不知从何说起。打开尘封的记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父亲的背篓，于是我鼓起勇气写下了这些文字。
　　 回想起来，父亲的背篓留给我的记忆，足够让我回味一生，美好而温馨。
　　 父亲的背篓里藏着我儿时的快乐和幸福，父亲的背篓总能给我惊喜。少年的虚伪和无知，给父亲带来的无奈和难堪，父亲多年来默默承受着、隐忍着，没有怨言、没有责备，义无反顾地呵护我、鼓励我。我对幼时的任性和无知感到自责和愧疚，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权当忏悔，求得心灵深处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