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豆腐块”算起，断断续续的写作也有二十余年。但有关父亲的文字却很少。前段时间，有文友问我，看了多篇写母亲的文章，却从没有看到我写父亲的只言片语。我回答，有，只是你没看到。细想，真有过一两篇。
　　
　　 小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只有威严，那“威严”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惊恐。这“惊恐”一直伴随着我成人，直到离开家的那一天。
　　
　　 父亲在生产队干了多年的保管兼出纳，在老一辈人里，算得上是村上的文化人。父亲留给外人的印象，从来都是有说有笑嘻嘻哈哈，但回到家却是另一个模样：满脸严肃脾气暴躁，声音分贝很高，说震耳欲聋也不为过。我们兄弟姊妹七个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愿意和他接近，也无一例不同程度频繁地挨过他的拳脚。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错。你好好地站在那里，他的突然出现，你的后脑勺或者屁股就会重重地挨一拳头或者一脚。我们挨的莫名其妙，他打的心安理得。挨了打委屈地哭泣时，母亲就会一边揉着疼处安慰，一边大骂父亲是“差人”
　　
　　 小时候不知道“差人”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差人”就是旧社会专门替官府抓人的人。
　　
　　 父亲打我最重的一次是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天是个星期天，我忘情地和伙伴玩“抓特务”，不慎弄丢了家门钥匙。因为害怕挨打，吓得不敢回家，晚上睡在饲养室的麦草房。半夜迷迷糊糊被父亲揪起来，两个耳光打的我眼冒金星鼻血直流。要不是饲养员王叔及时拉住，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第二天半个脸都肿胀起来，眼睛也睁不开，擤鼻涕都疼。母亲抚摸着我的脸，两眼含泪声嘶力竭地大骂父亲，三个姐姐也不约而同地低声谴责父亲，说东堡子的钢印是玉川叔抱养的，人家也没有对娃下过这么重的手。
　　
　　 第二天，我怕丢人不好意思见老师同学，可又害怕父亲，一大早还是背着书包出了门。却没有去学校，在包谷地里浪了半天。
　　
　　 这是我第一次逃学。
　　
　　 逃学总不是个事，第二天硬着头皮进了教室。脸没消肿，两只眼睛勉强可以睁开。班上同学都在嘲笑我，其实班主任刘老师已经知道事情原委，还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情况。刘老师没有批评我昨天没来上学，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问疼不疼。说不就是丢了把钥匙，这老保管下手也太重了！
　　
　　 刚安宁了一段时间，十七岁大姐因不满包办婚姻，在推磨时，顶了父亲一句。气急败坏的父亲顺手抄起推磨棍，向对面推磨的大姐打过去。猝不提防的大姐捂着嘴凄惨地叫了一声，鲜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大声哭着蹲在地上。狠狠地朝地上唾了一大口血沫。两颗带血的半截门牙混合在地上的一摊血沫中……
　　
　　 那天大姐很晚没有回家，父亲去了地里给生产队看包谷。母亲和二姐三姐也不知去了哪里。我和两个弟弟坐在炕上，焦急地等着母亲和姐姐。母亲和姐姐啥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迷迷糊糊感觉被母亲和姐姐帮忙脱了衣服塞进被窝。
　　
　　 后来听说，母亲是在队上的辐射井旁找到嘤嘤哭泣的大姐的……半年后大姐慑于父威，嫁给了体格瘦弱老实本分的姐夫。姐夫是个好人，自作了我家女婿，我家重活累活都少不了他，真成了我们家的“半个儿子”
　　
　　 大姐那次挨打后，很久没有和父亲说过话，看得出她是很透了父亲。一次，看四周没人，我悄悄地对大姐说，再过几年，等我长大了，大（爸）打你，我就打他。大姐摇摇头摸摸我的脸，一脸认真地说：“你真瓜怂，这世上哪有小人打坨（长辈）人的。”
　　
　　 那时候，我是从心底里恨父亲。他在家，我们兄弟姊妹就有干不完的活。这儿地脏了，那儿工具没有摆放好。实在找不出活干，他就会说，没事念书去，别在眼前晃。可当你打开书没读几句，他又会吼着让去干活。我们都不愿面对他，可家里就那么大地方，没处躲藏。去外面躲避也根本不可能，一会儿看不到谁，他又会问干啥去了。叫回家，又免不了一顿打骂。
　　
　　 在我记忆里，从来没有睡过懒觉。不管上不上学，还是晴天雨天冬天夏天。一年四季每天如此。一大早，只要他坐起穿衣服，我们就别想再睡觉。他一边大吼一声“起来”，接着我们的屁股便会被他重重蹬一脚。没上学的大姐二姐和上学的三姐，睡在另一个房间。听到父亲吼叫，也立刻穿衣起来。收拾房子的收拾房子、烧开水的烧开水、打扫院子的打扫院子。我们几个小的实在没事干，没事干父亲就让站在院子高声念书。那时的小学语文课太简单，每一课几乎都能流利背诵。但慑于父亲的威严，还得装着样子大声读。往往心不在焉，心里想着别的事，嘴里机械性地念着。我们都不喜欢父亲在家。希望他每天晚上去给队里值勤，永远别在家里住。
　　
　　 我至今保持每天早起的习惯，就是小时候在父亲的威逼下养成的。我知道这个习惯很好，可我真的不想因此而感激父亲。
　　
　　 （二）
　　
　　 那时候，一心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离开这个家。每天两顿饭，我想着法子吃饱吃撑。我坚信，吃饱了才能长身体。那年春节，在新疆当了五年兵，转业后留在当地工作的大哥回家探亲。我把对父亲的怨恨和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大哥反说我，你才挨了几顿打，说他小时候挨父亲的打是家常便饭，经常被打的鼻青脸肿，几天几夜不敢回家。要我现在好好念书，别胡思乱想。说父亲也不容易，全家七八口人吃穿用都靠父亲，他偶尔发发脾气，作为小人，就忍忍吧。
　　
　　 大哥还给我讲了父亲的一些轶事。父亲六岁时就没了爷爷，是婆守寡一手把父亲拉扯大的。婆是村里有名的老好人，对于父亲性格的养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好人的婆对父亲听之任之，这无形中增加了父亲的个性发展。大哥说，父亲之所以这样暴躁，于自小缺少父爱有一定关系。大哥的话我似懂非懂，但感觉到，大哥似乎理解了并原谅了父亲曾经对他的体罚。
　　
　　 这些事，大哥是听婆说的。我没见过婆，我出生时，婆已经去世两年了。
　　
　　 大哥临行前的那天晚上，和父亲母亲坐在饭桌子上说着话。大哥对父亲说，妹子兄弟大了，多给他们讲讲道理，不要动不动就打骂。知道你和妈养这么一大家子不容易，可他们还小，犯错了训斥一下就行了，打他们能解决啥问题，只能增加他们对你感情疏远。
　　
　　 那晚上大哥母亲，加上已出嫁回了娘家的大姐，轮番地诉说着父亲。父亲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偶尔也反驳一句，然而，破天荒地那晚父亲没有发脾气。哥哥那年已经二十五岁，是拿工资的公家人，有了想在外找媳妇的打算，遭到父母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哥哥找了外面媳妇照顾不了家，坚持给哥哥在老家找，作为让步，父母答应结了婚，大哥可以把媳妇带出去。哥哥为此事正在发愁犹豫。此时此刻，哥哥的话很有分量，父亲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大姐出嫁了，脱离父亲管制，自然也有了和父亲平等对话的资格。
　　
　　 挨打的情况的确有了好转，但对于父亲恐惧依旧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我能感觉到，父亲试图改变他在我们心中的固有印象。有一年仲夏，小弟不知吃了什么，腹泻不止，吃了几天药也无济于事。经常不由自主地把屎拉在炕上，暴躁的父亲就把一丝不挂的大弟提到后院地上，然后给屁股下铲了一掀干土。大队赤脚医生看到已经站立不住的小弟，吩咐父亲，赶快送县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父亲这才慌了神，拉着架子车，从炕上拿了一床破被子铺在架子车厢，拒绝了母亲和姐姐，对我说：你走。
　　
　　 那天的太阳火辣辣的。父亲的步子迈的大而急促，我小跑着也跟不上，父亲让我坐在车帮上。小弟像死了一样躺在架子车厢，没有呻吟声，只是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架子车行到蜿蜒曲折坡势陡峭的龙尾坡时，父亲两手攥紧车辕，身子靠在车厢帮，两条腿斜着，两只脚使劲蹬着路面，架子车尾部的磨擦棍在石子路面发出刺耳的响声。父亲头上戴了一顶破旧草帽，穿着粗布衬衣，整个脊背和胳肘窝被汗水浸透，湿漉漉的。两只胳膊轮换着在脸上擦汗。大约四十多分钟，到达县城人民医院。父亲将架子车停放在医院的树荫处，吩咐我几句，抱起大弟向急诊楼跑去……
　　
　　 大弟当晚就住院了。父亲一直在忙，我守着架子车，不敢乱跑。城里的夜晚人来人往灯火通明。几个少年相互追逐着从身边跑过，脸上红扑扑的满是汗；一对年轻男女每人手里一把纸扇，塔拉着拖鞋，慢悠悠地散着步；一位老大爷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穿着病号服的老太太，手里拿着蒲扇轻轻摇着。老两口子走走停停，时而说着话，时而看着夜景……
　　
　　 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不知道。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父亲摇醒，父亲给了我几个用报纸裹着的热腾腾的大油包子。我早就饿了，迫不及待地撕开报纸，大口吃起来。一口气吃完三个，这才想起父亲，便问，你吃了吗？父亲说吃了。看父亲嘴上干干的，绝不像吃了大油包子的样子。我又问，你吃的啥？他说，吃的馍，昨天走的时候从家里带的。
　　
　　 父亲说大弟的病好多了，医生说打两天吊针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出院。父亲脸色憔悴，眼睛里有血丝。我忽然可怜起父亲来，算算，那年父亲已经是年过半辈的老人了。
　　
　　 从那天起，父亲每次去县城，都会带上我。我也乐意去。那时候老师被“反潮流”反怕了，上不上学没人管。去县城能看到很多汽车，过铁道时如果幸运还能看到疾驶而过的长长的火车。我去的任务主要是父亲上厕所时看摊位，回家上龙尾坡时帮父亲推车。父亲每次给我的奖励是一个肉夹馍，而他自己从来都是两分钱买一碗水，从随身袋子里掏出一根葱就着自家带的冷馍吃。
　　
　　 大姐出嫁那年，二姐初中毕业了。我和三姐及两个弟弟还在上学。
　　 一九七四年春，我和三姐初中毕业。这一年我刚满十三岁。村上两个和我同岁的伙伴因为经常留级，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十三岁的孩子回村当社员，真的愁坏了队长。有父亲出纳兼保管的面子，队长给我的劳动报酬和小脚老太太一样，每天六分工。第二年队长派我去队上的菜园干活，按天计算工分，到了年底决算，竟然挣了近二百分工。和一个成年妇女的工分差不多，父亲很高兴，我也感觉自己，真是个男子汉了。
　　
　　 （三）
　　
　　 和父亲矛盾的再次爆发，是一九七七年深秋。
　　 这一年，国家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开始恢复了。消息是和我一起菜园干活的原娃叔，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他知道我喜欢看小说，听到收音机里播报“有文化的青年均可报名，参加十二月份的全国高考”的消息，就鼓励我也去考。原娃叔不懂小说和文化课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此后几天里，我的心却一直被恢复高考的消息搅动着：国家真的开始重视文化知识了。看来，这世道真的要变了！
　　
　　 我决定重返学校。这一决定立刻遭到父亲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我上学了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力，他的负担会更重。好在有母亲和三个姐姐的支持，我不理父亲的意见。这时候的父亲已不可能暴力阻止我的行为。我一边托人找关系，一边借上高中的堂妹的初中书本自学。为了远离父亲唠叨，将铺盖搬到队上废弃的仓房。白天生产队干活，晚上在仓房就着煤油灯学习。
　　
　　 一九七八年春，在父亲极力反对下，得到和我家没有一点关系的一位同村婶子帮忙，终于去了离家十多里地，位于原底的新寺学校初二复读。
　　
　　 不久，二姐出嫁，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年底决算中，家里第一次欠了生产队透资款。一年半后考上高中，当我兴奋地把通知书拿回家时，父亲看了一眼，脸色沉郁地说：光知道高兴，先想想十块钱学费哪儿来？
　　
　　 我不怕，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我随便做点小买卖，也能挣够学费。我明白父亲说这话的真正含义。为了尽量避免矛盾，我给在新疆工作的大哥写了一封长信。大哥很快回了信，里面装了两封分别给我和父亲的两张信笺。给我的信除了鼓励我，还说让我别担心学费，高中两年学费他包了。给父亲的信，是劝说父亲不要反对我上学，家里日子慢慢熬，说等我上学出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八月中旬，家里收到大哥寄回的五十块钱汇款单，汇款单留言处有几个字：十块钱给老二当学费。而此时，我利用暑假，已经有了十块钱的存款。大哥寄的五十块钱全部留给家用。
　　
　　 高中是赤水中学，赤水中学离家更远。本想在高中好好拼搏一番，不成想刚入学就大失所望，理化老师一直空缺，领到新书只能自学。
　　
　　 高中的不如意，使得内心的苦闷愈发严重。周末回家背馍还得承受父亲无休止地唠叨：村上某某某卖坨坨馍，家里黑面吃不完；某某某贩柿子，每天能挣三块五块的；某某某这两年从西安倒腾呢绒袜子到原上卖，挣了不少钱，开春准备盖新房了……我实在不想听父亲唠叨这些，却又不能明确表示厌烦。为使父亲少点怨尤，我尽量利用星期天在家时帮忙干活：卖饦饦馍，卖柿子，买粮……以减轻父亲的埋怨和自己内心的负疚。
　　
　　 刚出嫁的二姐知道我的苦恼，答应尽力帮忙。姐夫兄长是我们丰原中学化学老师，丰原中学各科老师配备齐全，在周边也算得上是不错的学校。能在这个学校上学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事。
　　
　　 丰原两个高中班，每个班级都是六七十个学生，进一个学生非常困难。一直拖到高一第二学期中旬，才办成。父亲当然满意，这样每天回家吃两顿饭，家里就不用愁我每星期要带的四十个馍了。每年最难熬的是青黄不接的农历二三月间，所谓两顿饭，早晨的包谷糁稀饭更稀，有时候里面煮很多绿油油的苜蓿。中午的汤饭更汤，刚吃过饭，去厕所尿几泡尿，就饥肠辘辘。有时学习一忙就忘了饥饿，但肚子的咕噜咕噜叫个不停，却根本无法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