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好多年前的一天，朋友的姐姐的女儿的对象及男友突然而至，让我这位在土地部门工作的干部给批一块地皮，说是要盖个房子开个烧烤店。
　　 我当时确实是在土地部门工作，而且还是一个处级干部，但是我是在综合部门，不管具体业务。虽然不管具体业务，但毕竟了解一些相关的土地政策。当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范围内个体经济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摆小摊挣钱快，因此，小吃摊、烫发摊、服装摊、水果摊、书摊、烧烤摊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而这几年随着城市土地越来越金贵，管理的也就越来越严，不管是红线内还是红线外，不管是翻建改建还是扩建，都必须要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而办手续就要收费，收费的事谁都抢着干，于是这个局呀，那个办呀，凡是挂着边的政府部门你也批他也批，小地摊小门点就越批越多越摆越乱。当这位亲戚求到我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市政府正在组织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清查乱批乱建的那些违法行为，并且决定对临建用地停止审批。
　　 “助人为乐”，是我人生的重要信条之一。一个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上，都离不开人们间的相互帮助，因此，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做点事情，常常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并视为一种乐趣。然而，对这种求助，我常常感到茫然。而来人口口声声说：“你在土地管理部门，正好管这件事，权力不小，办这点小事情应该是易如反掌。”那个人接着又说：“因为没有固定工作，也是生活所迫，头一次求您，请给个面子。”接着又压低声音说：“我们知道现在的风气，打点的钱我们出。再说，也不能让您白费力气。”说着，那个女人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来。
　　 我这个人从来在众人面前讲话办事都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此刻，在这两个人面前，心却跳得厉害，原因是他们突然拿出那么多的钱，我不知道那个信封里实际上装了多少钱，看那鼓鼓囊囊的样子，少说也有一万元。这在当时月工资仅有将近1000元的一个处级干部来说，相当于小一年的工资收入啊！应该说那诱惑力是相当大的。可这个鼓鼓囊囊的装着钱的信封，对于我这个从来不敢攫取外财的人来说，所具有的不是诱惑力，而是威慑力，此刻它在我的眼里如同一个炸药包一般，令我十分恐惧，顿时心跳得非常厉害。我不是在这里自我表扬，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自证清白，而这是我当时真实的精神情态。因为我心中始终牢记父母的嘱咐：“不管当多大的官，掌多大的权力，都不能贪污公家的钱，也不能收受别人的钱。千万要记住，喝凉酒，使赃钱，早晚是病。”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让他们把钱收了回去。这时，我觉得这两个年龄和我孩子差不多的年轻人，似乎不是为生活所迫想开个烧烤店以谋生那么简单，他们俨然是久经商潮的老板，而且他们想弄一块地应该是另有盘算。而且从话里音间听出他们似乎已把社会上的事看透了，他们觉得只要把钱顶上去，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了。
　　 面对这求之切切的情形，我只好把目前市政府正在组织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清查乱批乱建的那些违法行为，并且决定对临建用地停止审批的情况讲给他们听，并说明了符合规定不用花钱，如果不符合规定，拿钱也办不了。然而，他们对我的解释大不以为然，始终认为只要有关系，顶上钱，没有办不成的。言外之意，就看我这位朋友愿不愿意给办了。
　　 对他们这样已经形成心理定势且很固执的人，我自然心中很不高兴，但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直接硬性回绝，就只好采取搪塞的办法，答应说给他们想想办法。于是在这个把月里，我无法消停，今天来电话问办得怎么样了？明天来电话催促尽快办成，并说他们把烧烤店用的羊肉和鱿鱼都买好了（真假自然没人知道）。与此同时，间或有些关于我的议论也不断地传了过来：“这个人不办事。”“他这个人假正经。”“对亲戚朋友的事一贯不帮忙。”“还处级干部呢，瞅那水平吧，早该撤职。”人们常说：“对一尊佛的不敬，就是对所有的佛的不恭。得罪一个亲朋，所有的亲朋都会意见纷纷。”于是，我便就这样被他们“撤职”了。
　　 我的一位在另一个单位领导岗位上的朋友就曾很是感慨地对我说：“他的一些亲戚朋友们都觉得他的权力大得很，什么事都能办成，当他满足不了他们的一些要求时，便几乎‘众叛亲离’了。”他也曾经很气愤地对我说：“如果把这些人的要求都满足了，我也该被真的撤职了，甚至不仅仅是撤职的问题，可能早就被绳之以法了。”
　　 朋友的话，使我联想到自己，是呀，我已经被他们给撤职了，细想，撤就撤了吧。如果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不撤，以后也难免被组织上撤掉。这也让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著名作家李佩甫那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生命册》，作者在书中写到的那个主人公“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在家乡当村支书老姑父不时传来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于是，“我”只好毅然辞去了那个稳定的工作而自谋职业。这实质上也是因为无法满足一些亲朋的无理要求，自己真的把自己给“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