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种会思考的生物，高级动物。人生，有时候总会要问一些为什么。比如当我们坐到书桌前开启电脑准备打字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将要开始创作。这时，自己也许会想：人类要创作干什么，究竟什么叫创作，我们为什么要创作？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好像它也曾经热门过，但今天人们大多都踅身到创作辅导班去了，大家更为关心的是创作方法、技巧。尽管鲁迅先生早就有言：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然而大家还是趋之若鹜。试问：现在我们中间有几人是从文学创作辅导班走出来的？君不见现今各级各类各地培训铺天盖地，大师满空飞，创作辅导资料和诸般形色的教学讲座多如牛毛，莘莘学子一脸认真如醉如痴……更有中国作协旗下官方专业创作培训机构鲁迅文学院之赫然在目，殊不知先生地下有闻该当何想！
　　 作家不是培训出来的，而是社会生活老师教出来的；文学乃最个人的事业，也是大众的事业，更是虽千百万人而吾往矣者的事业——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首先释概念。
　　 凡事从概念起大抵不会错。从概念起，即从事物的本源看起，勘察起。否则或有舍本逐末之嫌，起码不至于出现基本的方向性错误和走偏，也算是有本之谈。语云缘木求鱼、按图索骥，此皆贬词，但凡事物一分为二，贬词也不一定毫无意义，或曰启示。世界上没有一门知识是无用的。比如前者，爬到树上去找鱼，方向和办法皆不对，但其精神堪称可嘉；后者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比喻墨守成规办事固不可取，而其执著精神、专注之道则实在令人感佩。当然，一切皆以事物的达成或问题之解决为旨归。言归正传——创作，据百度释(以下相关解释均自百度)1、亦作“剏作”。制造，建造。明·刘基《春秋明经》：“且筑者，剏作邑也。”2、始创。清·王夫之《薑斋诗话》：“盖创作犹鱼之初漾於洲堵，继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鳞鬐始展也。”3、特指文艺创作或文艺作品。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及观其所自作，则堆叠餖飣，殊乏兴调。亦信乎创作之难也。”鲁迅《且介亭杂文集·忆韦素园君》：“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创作，也叫写作。或称码字，涂鸦。前者为俗称、戏称，后者是谦指，都是指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之所为。只是，不是所有的写作都叫创作，创作是专指艺术创制而言，包括文学、绘画、音乐、建筑、舞蹈、雕塑和影视等艺术创作，年终总结、述职报告不叫创作，新闻稿件、一般学术论文不叫创作。创作源于发现，也专指艺术创作而言。这是个前提，也为常识，乃人的思想观念、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发明发现，即发前人之所未发。文学艺术创作也是科学发明，后者通常指自然科学发明，前者为社会科学发明。前者为精神的，后者是物质的。两者同为在前无古人基础上的科学发现，人类文化文明之双翼，二者不可缺一，文艺创作和科学发明一样具有文化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
　　 这就是创作，理解了这些，我想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创作这个问题，大家基本上就可以明白了。但是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在实际创作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同文学艺术创作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较为习见的乃至规律性的现象。
　　 一、兴之所至
　　 文起于兴。大家知道，我国古代诗文学的最早开端《诗经》有六艺，“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指《诗经》的三种诗歌形式，国风（各国的民歌）、贵族公卿创作、祭祀和颂圣之作，也是《诗经》组成的三大部分；“赋、比、兴”指的是《诗经》中诗歌的三种表现手法。兴，即起兴，也指文艺创作之原因、由来，兴起而见诸于文。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用此物言彼物。作者言彼物用此物，其写作之初衷即在于诗人有思想情感意念要表达，即有感而发。真正的文学创作从不装腔作势，无病呻吟。没有人的思想意念情感的产生就没有文学艺术创作的出现，任何一篇文字均为作者内心情怀意志理念的自然抒写和迸发。鲁迅先生之所谓“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及其“杭育杭育派”文学肇始说即这个意思，人类从森林中走出来在大自然的河之干兮坎坎伐檀时的劳动号子乃文学的雏形，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创作早就被定义了。
　　 还有，借酒助兴。一般情况下的文起于兴，源于创作者生理、心理及人的思想意识的原始自然反应，而不少创作则是在外界事物、借助外因的作用下即兴完成的，比如酒。而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的第二个浪漫主义文学里程碑诗仙李白的酒故事，则更是传为文坛美谈。诗人睥睨世俗，放浪形骸，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李白斗诗百篇”之说可谓人尽皆知。非惟李氏，诸多文学艺术领域人士皆如此，杯中物成为文人创作艺术构思酝酿的兴奋剂、催化剂、合成剂，杜甫《独酌成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张旭饮酒三杯，若得神助，挥毫作书，人称草圣。焦遂五斗，口吃不再，尤语惊四座。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人类历史长河中，关于酒与文学艺术的结缘比比皆是，且颇多故事，诸多佳话。酒，浸淫着文人雅士的奇想哲思，濡染着诗家儒者的精神气质，与灿烂辉煌的优秀华夏传统文学艺术创作一起，激荡古今，历久弥香。
　　 二、不悱不发
　　 悱，口欲言而未能；愤，因不满而忿怒或怨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本义为孔子的一种教学思想，这里我们“断章取义”取“激愤”与“发悱”义，言人不到想说而不得不说时、不到内心不满或感情激愤时不发表意见，将内部语言转换为外部语言直至书面语言，对于作家来说即进入创作。换句话说，即文学作品的产生首先起源于创作者的有话不得不说，有想法不得不表达，特别是在内心不满或感情激愤即不平则鸣时的情况下尤为如此。“愤”与“悱”，乃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口欲言而未能”的思想蕴积和“因不满而忿怒或怨恨”的情绪酝酿过程，一种艺术创作的最佳理想境界。中外古今艺术史上不少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同时也被无数创作者的文学实践一次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大教育家孔子也就是在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情境创设下取得教学之成功的。一句话，任何一篇（部）文学作品无不是出于创作者潜意识内在思想感情的“激愤”与“发悱”，和有话要说。
　　 司马迁《报任安书》：“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文学创作既不会无中生有，也表明越是创作者思想感情受到极大触动乃至残酷打击时越容易产生出艺术作品、伟大作品，而且益发震撼读者人心。这里，太史公所言姬昌囚禁羑里推演八卦、孔丘周游列国皆吃闭门羹失意归来愤而著书、屈原的《离骚》及其愤而投江故事妇孺皆知不说，韩非囚秦创作《说难》、《孤愤》不说，而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发愤著述的突出代表和很好的例子。其旷世之作《史记》堪称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里程碑式的杰作，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学家用自己遭受宫刑异常惨痛非人折磨的人生经历向世人表明：这既是一部史书，又是作者带着极度心灵肉体精神创伤的思想表白和情感倾诉，一部光芒四射、辉煌烨煜的散文艺术篇章。
　　 从屈原到司马迁，从曹植、竹林七贤到李白、杜甫、范仲淹、曹雪芹、蒲松龄、鲁迅……无数作家以他们的代表作品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杜宇啼血般地凝聚成人类文明的结晶，展示出非同寻常的思想感情历程，烛照着后来者前进的路……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饱蘸着古往今来黄炎赤子文学艺术创作者的殷殷心血的思想感情饱经忧患的历史。唐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诗人不满封建社会黑暗现实誓不与统治阶级为伍的思想极度压抑下的文学吐露。杜甫的“三吏”、“三别”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失为诗家穷困潦倒深切同情下层社会劳动人民苦难的心灵哀嚎。清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披阅五载，增删十次，作者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怆，于卷首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该书所披示的，正是作家昔年花团锦簇、锦衣玉食，余生晚境凄凉“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现实社会生活写照，字里行间灼然闪烁着创作者历罹忧患的心旌。
　　 西班牙杰出小说家《唐吉珂德》作者塞万提斯说得好：“笔是心灵的喉舌。”一颗伟大而不屈的心灵正是通过笔来记录的，文学所负载的正是创作者的一颗磅礴跃动着的炽热的心。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群星灿烂，世界长篇小说之王巴尔扎克的百廿部《人间喜剧》从喜剧的角度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深恶痛绝的社会极尽讽刺；哪怕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雨果也然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懑，积极鼓吹革命，创作出伟大作品《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小仲马的《茶花女》所描绘的表现为对肮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阶层糜烂生活的血泪控诉，无不给人们以深刻的文学启迪。有趣的是，高明的作家甚至可以将内心的忿怒和激愤巧妙地通过艺术创作来化解，据称法国现代主义文学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将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描写，让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此，无疑为作家艺术探索实践中的一次思想意念灵魂理智的现实抒写和成功抵达。
　　 三、使命由之
　　 创作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体现着人的思想感情、精神意志、价值取向及其艺术品质，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礼记·乐记》中称：“诗，言其志也。”从最早的西方文学作品歌颂英雄主义和友谊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从东方到西方、由上古到今天，有史以来，哪一部（篇）著名的作品不是如此，不是创作者充满着强烈表达欲和使命感的心语流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诗经》，其《国风·魏风·硕鼠》篇：“乐郊乐郊，谁之永号?”战国时代屈原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创作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无不喷薄着为国、为民、为时代社会文化文明进步鼓与呼的文学价值观、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体现着艺术的神圣与崇高。为此，“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000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这个世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00年前鲁迅先生以他的《阿Q正传》、《药》以及《狂人日记》中震耳发瞆的“救救孩子”的呐喊，掀起了彻底清算数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启蒙主义运动的狂飙，握发吐哺，衣带渐宽，英年早逝……及至现代革命战争史上的先烈志士诗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从事文学即意味着艰苦奋斗与献身，付出的是整个青春、全部汗水乃至生命。不是么？当代第三次诗歌浪潮“把写诗看作生命”，李洁非视文学为“神圣”，于是张承志称“文学是严峻的孤旅”，而河北作家申跃中则说得更干脆：“干文学就是他妈的一辈子水深火热！”
　　 创作是心语的流淌与奔泻，灵魂的轨迹，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一定时代的社会真实及运动走向，担当着沉重的历史负荷。当然，今天我们的写作完全可以放松些、洒脱些，但仍不可忘却时代和社会的使命，更不可以将工夫用在“写”上，而要先使自己的心热起来，让自己的灵魂丰富起来，而后才是所谓的文体、章法、修辞。创作，是为文，更是思想。文学最终赢得读者的，是作者纯朴、真挚、高尚的心迹。
　　 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终化一抔轻灰，一缕青烟。人生苦短，而精神世界永恒，文学则很好地承担了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为此，一代又一代的人类赤子慷慨以赴，前仆后继，绵延不绝。语云：文学即人学，文学乃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时代的书记，文学肩负着时代社会前行的使命，使人类更美好！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在本质上，它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态度。其基本内涵，是生命赖以支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尊严感、崇高感，拥有自警性、严肃性和神圣性。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中国当代文坛出现“玩文学”。本世纪初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坚称现在的文坛已经空心化了，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场；赓即，著名诗人兼出版家叶匡政君撰文指出“文学死了”。文学不再神圣，不再崇高，拟古戏说、虚幻与离奇、色情与刺激、商业化写作、身体写作、无厘头搞怪搞笑成为时尚，且受到不少人的吹捧和追逐，甚而至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姓什么，是什么。然而真正的作家是拒绝堕落的，他们决不会向时下流行的商业化、低俗化、媚俗、拜金、搞笑搞怪玩文学之风习妥协，始终不忘文学的使命，并将以自己卓然特行的精英思想方式和勇士的姿态义无返顾，奋然前行……《苦旅》作者汤建元认为，作家应该是社会最后的良心，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他说，文学作品应该有精神震撼力。现在，尽管山盟海誓的爱情少见了，两肋插刀的友谊不多了，但文学作品中不能没有这些，只要是真、善、美的东西，作家们都应该去宣扬。著名作家张炜感喟道：（当代）文学已经没有了发现，也没有了批判。一副慵懒的、混生活的模样，只有让人怜悯。似乎文学就是找乐子，为休闲，仿佛午间的一杯茶、沙龙里听一首歌、公园中的一次小憩，此固然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但文学的终极宗旨——文化意义则很少为人们所体认，所服膺。文学的使命与初心随着时代社会的不断文明理应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无论如何不应该“淡化”，而玩文学则尤其为广大读者和艺术界所不齿，且不乏殷殷前车之鉴。君不见，先秦御用宫廷辞赋不啻为暴秦暴亡的哀挽之歌；“齐梁之绮”诟病于后人，其后则有“盛唐气象”；晚唐有“忘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的西崑体之“玩”，尔后即有北宋诗文运动；明清时代几近乎“玩”之“空疏”则有近代文学史上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新派诗。上一个世纪末，有人耽心“淡化”，不幸言中，以后则渐趋于“淡无”，竟至今天“玩”将起来，——哀哉。先秦、齐梁、晚唐、明清未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就是创作。特别是今天的网络文学创作，此更具社会性、广泛性、普及性和时效性，将传统文学的艺术功能发挥得益发充分、普泛和极致，同时也赋予文学创作者以更大更高也更为严肃的时代社会历史责任，这是文学的宿命。诚然文学自有其娱乐休闲功能，但其间有一个“度”在，即创作的基本宗旨及其艺术底线决不可以丢失。比如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只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和消遣性，无视国难当头，与文学创作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颇受文学史的诟病，而今天的几近成为艺术背叛的所谓“玩文学”滥觞与之一样令人唾弃和侧目。文学是最个人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书一己之私，写个人属意之事，醉心游戏，恣情娱乐，但这并非社会人生主调且尤不能忘却创作的初心，无视时代，无视大众，以至忘掉最起码的文学责任、艺术良心，尤不可作践创作，文学万万“玩不得”。从世界文学看，二战后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彻底的反传统，摈弃所谓的“终极价值”，认为不值得“真诚”、“严肃”的对待，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崇尚“零度写作”，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操作，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寻。在这里，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垮掉的一代”，魔幻、黑色幽默大行其道，其荒谬感、末日心理，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现在，我们没必要去讨论国外的月亮，这里仅就国内近多年来文学创作走势而言，作为文学的艺术使命感的渐趋淡化，创作者的文学责任心自觉或不自觉的丢失，这是我们所必须引为重视的。
　　 我们为什么要创作？因为我们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更好一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生存、世界要生存、人类要生存，而且要生存得更好一点。创作远非是一种技术活，而是一种人生的执念、信仰、追求，乃至事业。大千世界五彩缤纷，三教九流，而人生在世当有所作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理念于今天大抵不会过时，而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则尤为如此。“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宋·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今天的君王乃国家社稷，乃党和人民，愿我们同心戮力，众志成城，用自己手中的笔，为祖国的繁荣、时代的崛起及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当是我们为什么要创作的时代内容、根本意义，和初心所在！